由义尊与义方彝等周初铜器论及西周早期年代

近年新见义尊、义方彝是一组商人大族■族贵族义受武王赏赐后所作的青铜器,同组还有一件圆鼎和两件方鼎。西周初年的义器铭文中的闰月历日可为武王克商年的判定提供参考。何尊与新见的贝毳尊卣、德方鼎等器均述成王迁宅于成周之事,迁宅至迟于成王五祀三月已完成。铭文中有“新邑”一词的青铜器,年代均应早于何尊所铭成王五祀。新出青铜器使得西周早期诸王年代的考订已突破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年限,武王克商年有必要再重新考虑。以周初诸王在位王年,向前可推拟武王克商之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二年计,武王克商应为公元前1076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计,则武王克商年是公元前1081年。

西汉中后期边疆治理范式的转型与重构

秦汉时期的国家治理与边疆治理均以“大一统”精神为引领。秦汉帝国统治集团关于边疆的理解与认知决定了边疆治理在不同阶段的基本格调,并表现出与之相应的时代风貌。西汉宣、元之际,适值“有为”政治瓦解、儒生政治初兴的过渡转换期,受经学转向的影响,“夷夏之辨”重新成为主流思想,夷夏群体的对立亦被理论化。与此相应,“民本”成为国家治理过程中的重要原则,地位逐渐凌驾于边疆经略之上。受前述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西汉中后期的边疆治理逐渐走上了迥异于武、宣之世的另一条道路,而边疆治理的调整与转向,成为西汉王朝盛世终结的标志性事件。

民国初年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民初大理院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形塑

学界普遍认为《大清现行刑律》民事部分的效力由1912年4月3日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决议所确立,但梳理史料却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原因在于,该决议由南方政权作出且并未被北洋政府承认,故民事法源的空白未在立法层面得到解决。“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确立,离不开大理院在“司法兼营立法”过程中的塑造。民初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大致经历了通过《大清民律草案》的尝试与挫败、大理院确立“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地位、剥离《大清现行刑律》刑法属性及该律地位的巩固等阶段。纵观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自清末兴起的“诸法合体说”起了关键作用,大理院根据该观点将《大清现行刑律》区分为不同的部门法,既解决了“无法可依”的困境,又避免另立新民法将会遭受的阻力。

论清初八旗汉军词人

自清初开始八旗词坛崛起,并逐渐形成声势,成为清代词坛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八旗词坛兴起的过程中,首先出现的是汉军词人,他们是八旗词坛之开先河者,在八旗词坛上具有重要地位。这些顺康时期重要的汉军词人的词作内容和词风特点颇具特色,尤其是他们在词作中所表现出的旗人所具有的个性特征。

内蒙古准格尔旗福路塔墓地2018年发掘简报

2017~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准格尔旗福路塔墓地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其中2018年共清理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墓葬99座及祭祀坑1座,出土陶、铜、铁、玉、石、骨器等500余件。此次发掘发现了明确进入西汉纪年的墓葬,证明了汉初秦昭襄王长城以东的福路塔墓地所在区域仍然在西汉王朝的控制之下。该墓地以秦文化为主导,但同时存在赵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因素和西戎人群相关的随葬品,对于研究多文化交流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从捐纳到荐举:三藩之乱中的制科事件与士人心态——兼论己未词科的诏试缘由

顺康之际,以吴三桂为代表的军事勋贵集团处于强势地位,随着三藩之乱的爆发,世乱重武的风气使得边缘心态在士林社会蔓延。为弥补战争带来的巨大财政消耗,清廷在康熙丁巳年为捐纳者增设乡试一场,这种唯“财”是举的选拔方式引发了士林社会的极大不满。郭棻《请选拔贡监生疏》在肯定捐纳供给军需的同时,主张关注绌于无赀者,明确提出选拔博学鸿才,以收士心的建议。继丁巳乡试之后出现的己未词科使一批才大身微的士人脱颖而出,通过颂扬武功、典试地方、参与外事等活动,可以彰显博学鸿儒这一群体在清廷由上到下、由内而外推行文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丁巳乡试到己未词科,可以看出清廷在统治策略上的不断成熟,生动感知清初士人心态在科举语境下的嬗变轨迹。

论汉初政论文对炎黄二帝的书写

汉初政论散文以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以及《淮南子》为代表,在这些政论文中炎黄二帝多以仁义、贤明的君主形象被援引和论述,作为一种“假托”来表达汉初政治家重农抑商、休养生息的政治主张。这与汉初黄老之学的兴起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表现了汉初特定时期的道家思想,也反映了汉初士人们的炎黄观。

《二年律令》所见汉初政治制度

2 1世纪中国史学应该如何发展 ,这是史学界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丰厚的史料积累、坚实的学术基础和创新的时代要求 ,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 :2 1世纪的中国史学将会有空前的发展繁荣。但社会的转型决定历史学自身将发生一次大变革 ,即将传统的历史学研究逐渐转向与其它学科渗透 ,构建历史学与其相临学科互渗互动、交叉融合的新学科领域 ,如中国法制史、中国人口史、中国经济史等正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但历史学是一门实证学科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对于秦汉史的研究 ,仅利用传世文献是不够的 ,考古资料、简牍帛书是其不可或缺的史料补充。刚刚出版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为研究西汉前期的法律制度、刑罚体系、民法原则及政治、经济制度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 ,更是研究秦汉法律的异同、联系及其发展变化的最好史料。此外 ,对于当时的司法诉讼程序、法令文书格式、历法、医学及丧葬礼仪也有详实的记录。本刊所编发的这一组笔谈 。

清末民初江南地区婚嫁服饰研究

清末民初为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期和嬗变期,新与旧的剧烈冲突,使得这一阶段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景象,婚嫁服饰同样经历了由传统至现代的过渡。江南地区作为清末民初服饰变革的重要阵地,其婚嫁服饰变革特征明显。以相关画报等资料为线索,对清末民初江南地区婚嫁服饰进行研究,并将其重要历史特征及变革过程进行分析,从而为研究婚嫁服饰的历史衍变提供参照。

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本文希望讨论的问题,是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过程。所谓“语境”问题,是指某一说法得以流行的现实情境,实际上涉及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涉及到时人的认识心理与解释角度。所谓“胡/汉”语境的“消解”,在历史上体现为一个并非与朝代兴亡同步的漫长过程。它一方面是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进程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观念与认识的演变也是促成这种“消解”的重要因素。

改土归流后汉文化在土家族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

文章认为,改土归流后,汉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多种方式向土家族地区渗透。土家族文化在强大的汉文化作用下发生变迁。土家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都发生了变化,汉族的许多价值观在土家族地区得到确立。通过吸收汉族先进文化,土家族文化得到发展,土家族地区开发进程加快,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更加稳固。与此同时,汉文化传播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土家族一些优秀的文化因为统治者的破坏而丢失,汉族文化的一些消极因素也进入了土家族地区。

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制等问题

根据律令分析和文献记载,并参证《算数书》的成书年代,《二年律令》的颁行应始于汉王二年。汉初继承秦代,推行240平方步的大亩,目的是鼓励垦荒,扩大耕地,保证有足够的土地休耕。秦汉亩制有粗略计算的亩制和实际核算亩制,前者主要计算“不可垦田”和“可垦不垦田”的面积,后者主要计算耕地和“垦田”的面积。名田宅的爵位降等继承不等于田宅降等继承,名田宅的面积也不等于耕地和实有房屋的面积。汉初的土地制度实际是一种虚实结合的土地制度。它把赐田和授田合为一体,在整合原有耕地的基础上鼓励社会各界垦荒,制定了从彻侯到平民阶层所占有国家土地资源的配额,并承认和保护其开垦草田所得耕地的所有权,允许继承、转让、买卖和赠送。汉初的土地制度应是土地私有,而不是土地国有。

北宋初汉族男性服饰特征探微

通过对晚唐至北宋初品级朝官、在野隐士及平民等汉族男性所着服饰及其特征进行研究,此时男性服饰所呈现出几种不同之"变"的形态在动乱结束后长期并存,并在服饰历史发展中均发挥着不同效应的影响作用,以此力求反映和折射出当时不同阶层的审美趋向、精神文化追求及社会文化的变迁,即无论是品级朝官与在野隐士所着渐儒趋雅风格的服饰,还是平民所着便捷实用的服饰,均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当时世人的一种复古心态,反映出北宋初期男性服饰风格发生变革的轨迹。

近20年秦汉妇女史研究综述

近20年,史学界对秦汉妇女史的研究有了较大进展,主要集中在对秦汉妇女的婚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地位、政治参与、文化生活和精神风貌等方面,无论是研究课题还是研究方法都有所拓展。总结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对秦汉妇女史的研究将大有裨益。

关于《二年律令》年代及性质的几个问题

汉初存在由朝廷正式颁布的统一律令,而且承继秦律,亦有供各级官府抄写、校雠的律令范本或"正本"。《二年律令》的内容集中作于高祖五年、十一年至惠帝初年以及吕后时期。汉初还可以通过"上请",随时以"制曰"的形式下达新的法令,并分类归入不同律章。汉初律令的实存状态是按章分类和编排,签牌藏于御史府。《二年律令》文本的性质是抄录不同时期行用律令的汇编,所抄范本或底本并未经过统一修订。

《二年律令》所见二十等爵对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的影响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包含较多有关西汉初年二十等爵的史料。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二十等爵与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二十等爵与授田制结合,二十等爵国家治安制度结合,二十等爵与养老制度结合,二十等爵与国家赏赐制度结合。二十等爵贯穿于这些制度之中,对稳定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新疆官钱局发展始末述略

1884年新疆建省,为解决币制的混乱局面,首任巡抚刘锦棠应清政府“规复全国钱法”的政令着手统一新疆钱法。遂于1885年创设迪化官钱局,并在全疆次第开办喀什、阿克苏、库车和伊犁四大官钱局,至民国初期一直沿用。官钱局创设后发行货币,统一钱法,有力促进了新疆经济交流和商贸繁荣。

略论汉代的三年丧

三年丧始于商周,但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很少有人实行。汉文帝临终时曾制短丧诏,但自武帝时即有服三年丧的记载,到西汉后期服三年丧的渐多,东汉遂成风气。汉代统治者对于三年丧的政策诏令虽有前后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但总的说来却是持支持、鼓励的态度,甚至带头服三年丧。盖因汉代盛行经学,而东汉统治者又特别提倡名教礼法使然。

北宋初汉族妇女服饰特征探微

通过对晚唐至北宋初妇女服饰样式、着装方式及装扮习俗的研究,从服饰制度的沿袭、阶层文化基调的变革、款式审美的变迁等方面分析了北宋初汉族妇女服饰特征和所折射的社会文化变迁。从衣服样式上看,北宋初的上层女子服装愈加艳丽与奢华,更大幅度地趋于装饰和宽博,是当时世人复古心态的一种体现,反映了内心对本土文化回归的渴望。从着装方式上看,以内衣外穿为主要特点的新衣式在北宋初得以普及,为后世妇女着装起到了很好的典范和借鉴作用。北宋初"胡风渐退,汉风复兴"的妇女服饰风貌变化是当时社会动荡和民族本位思想影响的结果。

论汉初江淮地区辞赋文学的过渡性

西汉初年,宫廷赋虽然寥落,地方赋却较为兴盛,其中江淮地区的辞赋创作尤为突出。它不仅在时空上,使辞赋文学呈现出由旧楚故地向长安汉宫传输与聚拢的历史过程;而且在体制上,江淮赋家对辞赋文体内涵的探索与开拓,直接促进了散体大赋时代的到来。可以说,汉初江淮地区的辞赋创作,对汉代辞赋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表现出强烈的过渡性。而楚辞精神的深远影响,前代文士的深厚积淀,地方诸侯王对辞赋创作的积极推进,以及江淮地区富庶的经济环境,则是汉初江淮地区辞赋繁荣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