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伯[雨桼]簠及相关问题的再认识

文章通过对传世曾伯[雨桼]簠相关著录的梳理和考证,细化了其流传过程,认为器身的铸造痕迹进一步佐证了该器的真实性;并且根据器形与纹饰特征,将该器年代限定在春秋早中期之交;此外,又根据考古和金文资料的对比分析,认为曾仲斿父和曾伯[雨木水]并非曾国国君,两座墓葬所处的苏家垄遗址在当时应是一处直接控制铜料冶炼生产的封邑。

宝鸡旭光M19及关中春秋早期戎狄遗存刍论

宝鸡旭光墓地石椁墓M19的葬俗和随葬品形制独特,是典型的戎狄文化墓葬在关中的首次亮相。其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内蒙古宁城南山根石椁墓及出土文物具有相似性,可能早到春秋早期。结合韩城梁带村、澄城刘家洼芮国墓地出土的与戎狄文化相关的金器、铜器,以及其他零星出土文物,可以对关中地区春秋早期或略晚的戎狄文化遗存的基本特征、分布状况、文化属性等有初步认识,进而了解此期戎狄人群、文化与中原周秦文化的交流、融合,及其在关中东周早期社会格局中的地位及影响。

宗族与宗法制解体在《侯马盟书》中的反映

侯马盟书的内容反映了春秋末年宗族解体的事实,而宗族的解体则是当时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宗法制的周人传统在战乱频仍中逐渐走向消亡。当然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宗族的解体并不是突然分崩离析,盟书仍然强调效忠“宗主”,还提到“宗人兄弟”,说明这个时期宗族的外壳还在,只是它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正是春秋末年社会结构演变的重要表征。

春秋时期鲁国历法研究的一些新观点

在阐述春秋时期鲁国历法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刍议历代春秋时期历法研究均不成功的原因;对月建、两次"日南至"、"三正"、频大月等重要议题进行重新审视;给出春秋时期鲁国244年间各年之岁首日期、JD和干支,并标出置有闰月的年。特别对春秋时期鲁国历法的建正、失闰和超闰等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论证复原、重现春秋时期鲁国历谱的原则。最后讨论春秋时期各国历法的建正问题。

《秦子簋盖铭文》及其相关问题考释

在辨析前贤观点的基础上,联系《秦武公钟铭文》与《史记》的相关记载,推断《秦子簋盖铭文》中的秦子应该是出子。铭文中的"姬"姓女子与《秦武公钟铭文》中的"王姬"系同一人,她是宪公的正夫人、出子的生母。出子被称做子,既不属于子爵称子,也不属于"公侯在丧日子",而是秦国特定政治环境下的产物。由这件簋盖铭文可以推断其他几件秦子器亦为出子时作。

论春秋早期晋国之“作爰田”

“作爰田”一词出现在《左传·僖公十五年》,是晋国在韩之战战败后为恢复国力而进行的一次变革。其最初在晋国实施的范围十分有限,主要是将韩之战中阵亡士兵原先拥有的土地重新分给其家属,以此获得“国人”的支持,进而使得夷吾(晋惠公)一派势力在晋国能够继续执政。

从北白鹅墓地看周人东迁后的社会变局

北白鹅墓地是年代基本明确在春秋早期的重要考古发现,这一发现使我们能够观察与思考王朝东迁后的周人社会变化。北白鹅墓地为代表的春秋早期贵族墓葬,随葬青铜礼器普遍劣质或拼凑,反映了周王朝从社会到经济陷入困顿的局面。东迁后的周王朝,面临着族群的安置和新址的建设、资源和生产的重新组织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社会和经济的困顿,加速了王室的失势,也加速了文化的衰退,并促成了春秋中期新的社会格局。

二十年来春秋史研究述要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与基本内涵发生实质性转变的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在这一领域内的研究成果极其丰硕,对此加以梳理、总结,有助于我们了解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不足,以便以更科学的方式进一步探索。

法律演进的历史时空环境比较——以春秋战国和清末民初为例

纵观中国法制史,法律演进与发展较为迅速的时期有二:春秋战国和清末民初。这两个时期在法律演进的历史时空环境上有许多共通之处,对其法律演进的历史背景、文化环境、时空条件等外部环境因素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历史时空环境因素对法律演进的影响,为推动我国的法治现代化建设提供启示和借鉴。

东周齐国封建官僚体制的形成过程

春秋早期的齐国继承了西周的乡遂制度,推行"三国五鄙制"。战国初期齐国县的职能有所增加,基层行政单位的里管理加强。但乡、州、里的上下统属关系还没有变,都作为县的上级行政机构还没有产生。战国中后期,都的下级行政组织州、县、乡、里上下统属关系确立,齐国封建政体最终形成。

陕西宝鸡陈仓区西高泉春秋早期墓葬发掘简报

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陕西宝鸡西高泉村发掘春秋早期墓葬18座,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小墓。墓向以东西向居多,墓主以屈肢葬为主,多有葬具一椁一棺,并多见头箱,未见腰坑、殉人。出土铜器、陶器和玉器等文物,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有仿陶礼器、日常陶器两类。通过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特征,可看出这批墓葬为典型的秦人墓葬,为了解秦人进入关中之初的文化特征,研究秦文化的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西区发掘简报

简报首次披露了梁带村墓地西区2007年发掘的10座中小型墓的信息,据出土玉器的纹饰特征等推断,这些墓葬年代为春秋早期偏晚阶段。这批等级较低的墓葬普遍有棺椁或单棺作葬具,但均不随葬陶器,而有少量玉器的现象在其他地区同时期的墓地是非常少见的,从另一层面揭示了周代芮国墓葬的突出特点。中型墓多有铜翣及串饰也较有特色,是研究周代墓葬制度的重要资料。M18出土铸有"虢季"字样铭文的铜鼎,则反映出芮国与虢国的联系交流情况,或可印证有关文献的记载。

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M2、M3 发掘简报

2020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地方文物部门,对位于垣曲北白鹅村东的一处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发掘春秋早期墓葬9座,灰坑17座。其中,M2和M3两座中型墓,东西并列邻近分布,关系密切,或为一组夫妻异穴合葬墓。两座墓葬等级较高,尤其M3出土的铜器带有长篇铭文,为研究墓地族属以及两周时期媵嫁和册命制度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襄樊邓城黄家村遗址2005年东区周代遗存发掘简报

2005年12月,襄樊邓城城址东侧的黄家村遗址东区发掘9个10×10米探方,清理出周代灰坑10座,水井1口,出土较多的陶器,器类主要有鬲、甗、盆、盂、豆、罐等,其时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属邓国文化遗存。

再议夏饷铺鄂国族姓、时代问题

夏饷铺鄂国过去被认为是西周晚期叛乱的姞姓鄂国后裔。本文首先从“媵器返回作器者墓地”这一独特现象出发,论证夏饷铺鄂国是重新分封的姬姓诸侯。其次,通过回顾三门峡虢国墓地的断代争议这一学术史问题,并细致检讨夏饷铺鄂国墓地M5、M6及相关墓葬出土材料,论证夏饷铺鄂国分封于春秋早期而非西周晚期。总之,夏饷铺鄂国是一个分封在春秋早期的姬姓鄂国,从始封到亡国前后延续了不到一个世纪。

河南义马上石河墓地M18及祔葬马坑MK4发掘简报

2018年4~8月,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河南省义马市上石河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了一批春秋早期墓葬。其中M18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属春秋早中期中型贵族墓葬,共出土铜器、玉器14件;马坑MK4也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坑内埋葬2匹马和1只狗,出土铜器、骨器11件。该墓及祔葬马坑的发掘,为研究豫西地区春秋时期的葬制和葬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晋国崛起——以春秋前期晋国争霸战略的形成为中心

从地缘政治视角来看,春秋前期的晋国受到晋南“簸箕”形地理格局的限制,以及“曲沃代晋”所带来的次生性政治因素的影响,逐渐衍生出“纵向(南北向)务力南进、横向(东西向)联秦盟齐”的战略格局。在这一战略理念的驱使下,晋国于城濮之战中,纵向上先勤王室以抢占舆论阵地,后取鄀地以动摇楚国西北防御,从而以文化制衡和军事威慑的双重手段陷楚国于战略被动;横向上,晋国一方面瓦解楚国中原盟友,解决晋国肘腋之患,另一方面以实际利益笼络齐、秦两国,扩大自身军事同盟,提升军队战斗力。正是基于对这一战略的综合运用,晋国最终在城濮之战中脱颖而出,称霸中原。

爰启封疆:春秋前期楚国经略南阳盆地史事考述

春秋前期,楚国利用地理优势迅速崛起,在蚕食、吞并南阳盆地诸国之后,采取了因地制宜的经略政策。一方面,迁置部分旧国宗族于异地进行管理;另一方面,在原地置县设尹,纳入楚国直辖范围,并存续旧国的宗族组织,不绝其祀。经过数十年的经略,南阳盆地成为楚国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基地,并在楚国北上争霸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春秋前期楚国经略南阳盆地史实的简要梳理,可以从宏观上把握江汉之间的地缘政治格局,深入了解南阳盆地这一地理单元在春秋时期的重要战略地位及其在楚国北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陇县边家庄秦墓出土铜戈铭文新释

在前人释读的基础上,对1987年陕西陇县边家庄M12号墓出土春秋早期秦式铜戈铭文进行了新的考释新的释读表明铭文与铜戈铸造有关,对比其他多条记载铸器金属原料的铭文,将该戈铭文前四字新释作"卜(镤)(氵夫)(釒膚)□喬(鐈)",指用于铸造铜戈的金属原料:铜和锡铅。

春秋前期齐、鲁、纪三国关系探微

春秋早期齐、鲁之间的关系是当时各诸侯国之间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围绕纪国展开了长期的争夺。通过对齐、鲁之间长期博弈过程的梳理,发现随着纪国的灭亡,齐、鲁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改变,齐、鲁之间的博弈过程就是代表"王权"的鲁国逐渐让位于代表"霸权"的齐国的过程,这预兆着霸权时代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