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墨加协定》中的劳工快速反应机制——执行机制的变革与局限

研究立足于介绍、解析国际社会在劳工承诺执行争端上的最新执行工具。传统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在执行非关税壁垒承诺时存在若干缺陷,致使劳工承诺的现实效力受限。受经贸博弈的外部影响,以及经验教训的内生驱动,变革后的《美墨加协定》推出了创新的劳工快速反应机制。该机制把执行重点集中在如何直接加强生产部门对劳工承诺的遵守。劳工快速反应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执行机制在有效性方面的不足,但也产生了深刻的合法性担忧。该机制未按照国际劳工组织主张的协商方式确定劳工标准,同时还存在欠缺透明度和正当程序问题,以及过度或不合理的主权妥协问题。这很可能会损害执行机制运行的稳定性,以及广泛应用的包容性。为此,贸易协定应当赋予缔约国各方自主适用劳工权利的选择权,防止劳工标准的单边性和单边执法权力扩张。

中国海外劳务移民的发展变迁与管理保护——以移民工人维权和争议处理为中心的分析

论文从移民工人维权和劳动争议处理这一新视角,较为系统地分析中国海外劳务移民的历史发展与管理体制,深入剖析中国劳务移民管理的法律政策框架及维权和争议处理机制,比较借鉴劳务移民典型国家的经验做法,并对实现中国劳务移民有效管理的对策与措施,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完善相关国内立法,构建多边合作协议框架;二是确立劳动行政部门主管,建立多部门政策协调机制;三是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加强海外劳务移民监管;四是加大工会组建、培训和维权力度,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

转型条件下的劳资关系及其治理机制

我国劳动关系正处在深刻的变动中,劳动关系双方不同的利益诉求引发的劳动争议日益凸显,并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劳动争议的产生,既有劳动和资本对抗性依附的共性,也有转型期特有的制度困境和利益逻辑。合作主义的价值内涵重视协调和整合,有助于劳动关系治理的平稳转型。在合作主义治理模式下,寻求劳动关系双方的"合作因素",构建多方参与的治理机制,成为我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现实性选择。

集体劳动争议的实证分析——基于全国31个省市区的数据

近年来,我国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明显上升,我国劳动关系正从"个别调整"向"集体调整"转变,探究集体劳动争议的预防与处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近年来集体劳动争议状况显示,已实施职工合理化建议数以及建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数与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在集体劳动争议处理中实行民主参与和重视调解机制有利于减少集体劳动争议的产生。

推进非公中小企业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建设的思考——对改善非公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现状的对策建议

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是推进企业和谐稳定以及企业长足发展的重要抓手。集体协商、职代会和劳动争议调解是企业协调劳动关系的重要机制。然而目前,各类企业尤其是非公中小企业的劳动关系需要完善和改过。为此,可采用两手抓的工作路径,即一方面应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企业依法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另一方面大力推进区域性、行业性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建设,通过两方面工作路径的有效联动,推进区域劳动关系的整体和谐稳定,进而增进企业活力,推动企业发展。

我国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研究

劳动争议不仅涉及劳资双方的利益,而且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因此,及时、高效解决劳动争议、化解劳动纠纷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颁布实施,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提供了法律依据。对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决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

劳动争议原因类型的实证研究

劳动争议的原因类型直接制约着劳动争议处理体系的建设方向。劳动争议的实证考察表明,劳动报酬、社会保险以及经济补偿和赔偿纠纷是引发劳动争议的主要原因类型。企业员工对劳动关系的认知以及企业对国家法令的认知是劳动纠纷发生的内在因素。基于此,未来的劳动争议处理体系的改进方向须重视纠纷处理程序制度的完善以及企业内劳动关系争议预防性调解机制的制度建设。

当代越南劳动争议解决机制探析

为处理劳动争议,越南政府规定了调解、仲裁、诉讼与罢工程序。有关各方采取了重视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加强工会干部的专业培训、促进对工人信息的沟通与掌握、成立特别任务小组以应对突发事件等具体措施。但在实践中,越南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仍存在中立方不中立、处理效率低等问题。

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劳动争议非诉解决机制的优化

随着城镇化阶段的加速发展,我国的劳动争议在总体上已经呈现出"争议的总量不断增多、争议涉及的当事人数量不断增大、争议涉及的内容不断多元化、复合化"等新的特征,这些新特征对我国劳动争议解决机制解决劳动争议的效率度、解决劳动争议结果的公平度及劳动争议之解决主体的专业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我国现行劳动争议解决机制建立在城镇化初期的社会背景下,其已有的立法变革仍不能有效应对当前因城镇化加速发展的社会背景而在总体上已经呈现出新特征的劳动争议。我国现行劳动争议非诉解决机制中的协商机制不能保障和解协议的自愿性和公平性,调解机制不能保障调解协议的效率和公平,仲裁机制不能保障仲裁裁决的公平和效率,解决主体的专业素质不能保障解决争议的公平。为此,我国应通过强化政府作为第三方的作用并保障仲裁机构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区分劳动争议的类型并设立专门的集体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理顺劳动争议不同解决方式间的关系并提高非诉解决机制之争议解决主体的专业素质等措施来优化现行劳动争议非诉解决机制。

劳动争议调解机制的构造分析与改进构想

我国劳动争议调解机制的结构性缺陷为忽视了调解组织中立性、行动能力、行为动因、工会角色安排和交易费用承担等前提条件问题,其基本假设不可靠。参考国际社会的成功做法,结合我国实际,可建立健全企业内部劳资沟通渠道,配置给雇主以释明、沟通义务和相应的举证责任;可改造和充实三方机制,以建立区域性、行业性乃至国家层面的调解和指导调解机构;在诸多重要条件不具备的过渡时期,可选择政府主导的调解机制,同时培育和激励民间调解机构和人员的广泛参与;运用惩罚性赔偿的私法责任和行政处罚等公法责任,强化对劳资纠纷中侵权者特别是资方的法律约束,以确立劳资争议调解中促进妥协、和解的压力与诱导机制。

劳动争议化解机制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当前的劳动争议化解机制存在成本高、“信息孤岛”现象严重、预防机制欠缺、智能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基于数字正义的理论,利用信息技术对劳动争议化解机制进行变革,构建以预防为主、控制居次、解决在后的“漏斗型”在线化解机制,可以有效减少劳动争议的发生,防止劳动争议的升级,提升劳动争议化解的效能,帮助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更好地接近和实现正义。劳动争议在线化解机制由在线辅导、在线协助、在线裁决三大模块构成,融合咨询、评估、协商、调解、仲裁、审判等各种解纷方式,需要注意对“信息技术使用障碍者”的权利保障,制定特定的运行规则,重新界定各职能部门的角色分工。

德国集体合同制度及其纠纷解决机制

德国集体合同制度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至今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集体合同法律体系以及相应的集体合同制度。完善的立法不但保障了集体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促进了劳资关系的良性发展。劳动法院是解决集体劳动合同纠纷最主要的机关,劳动法院通过正确适用和解释法律,保障集体劳动合同纠纷得以公正地解决。

我国劳动争议现状及发展趋势

由于缺乏对我国劳动争议的现状和发展态势的清晰了解,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改革总体上是相当盲目的,制度设计缺乏针对性的统筹安排。现行的处理机制仅能处理现实中发生的劳动争议的一小部分,基层调解组织众多但缺乏吸引力,仲裁机构虽然已成劳动争议案件处理主力,但机构建设严重滞后,法院卷入劳动争议案件处理日深,但专门化建设却跟不上形势需要。

完善我国劳务输出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构想

劳务输出劳动争议的处理对劳动者一方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国内省际劳务输出劳动争议的处理存在地方保护主义,而对外劳务输出则因法律环境的变化,劳动者维权更加艰难。国内劳务输出引发的劳动争议适用国内法,但存在程序拖沓及非正式程序流于形式等问题,而外派劳务人员则因缺少明确的立法指导和专业人才的支持,陷于告状无门的境地。出现上述问题既有立法因素,也有劳务输出市场监管因素。因此,必须完善我国劳动立法,统一法律用语并增加劳务外派规定,对非正式程序解决劳务输出劳动争议做出合理设计。发挥行业组织和工会的作用,构建多层次调解网络,提高调解效率。同时建立多方协调保护机制,并加强对劳务外派企业的监督和管理,动员各方资源为劳务输出者提供程序上的保护。

劳动权的司法保护若干问题探析

劳动权同其他宪法基本权利一样需要司法程序的保障。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运行和人权事业的发展,我国劳动权司法保护的客体既应当包括所有的个体劳动权,也应当包括集体劳动权。同时,劳动权司法保护的主体应当具有普遍性。应当加强对侵犯劳动权的刑事责任,并改革劳动争议解决机制,重新分配举证责任,既注重了劳动权的安全,又注重劳动权的效益。

劳动调解协议之效力有限:制度失范与矫正机制

以劳动争议为主的社会纠纷已成为社会管控、建构和谐的主要障碍。文章认为在劳动争议解决的多元化路径之中,劳动调解是富有实效的第一道防线,而完善劳动调解协议效力设定处于劳动调解制度构建的核心位置。增强调解协议的"效力",有利于发挥劳动调解的效率价值和正义价值。

初民社会解纷机制及其启示--以涂尔干的分工理论为分析框架

在涂尔干看来,机械团结社会建立在人的相似性基础之上,以集体意识为维系社会团结的纽带,以压制性法维护集体利益。初民社会是典型的机械团结社会。在初民社会里,产业类型单一、社会结构简单、宗教信仰一元、集体利益至上。因此,在解纷机制方面形成了调解和裁决为主体的多元解纷方式并存的格局,不同解纷方式的功能交叉甚至重叠。

试论民营企业劳动争议的预防机制

在现实劳动关系中,民营企业劳动争议频繁发生。建立民营企业劳动争议预防机制:推行劳动合同制度,规范民营企业的用工行为,实行劳动合同管理的规范化,并相互协调结合起来,形成完整的预防机制。这样,一旦发生劳资争议,能够及时处理,化解业主和职工的矛盾,增强社会的稳定性。

论中国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完善

当前,中国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完善问题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全球"强资本、弱劳工"的整体性劳资格局,加剧了中国劳动者的弱势地位;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强资本消解了主权国家对资本的中立性及国家对资本的有效约束能力,构成了对国家的主体性侵害。由此决定了我国原有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立法初衷无法实现。《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出台,标志着国家为应对全球化挑战而在劳动争议领域实现了调整策略的的自我转变———由国家主导劳动争议解决的"统治型"(government)向引导多元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治理型"(governance)转变。

自贸区劳动关系法律调整的困境及应对思路

我国现行劳动法为自贸区劳动争议处理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但在对自贸区劳动关系进行法律调整时,存在境外人员就业面临障碍、适用的劳动标准与国际劳工标准不同、劳动争议解决机制效率低、现行劳动法中的集体协商制度不够健全等问题。因此,应完善境外人员就业管理的相关规定,逐步实现强制性劳动标准与自愿性劳动标准协调并用,健全现行劳动法中的集体协商制度,以提高我国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