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都兰热水墓群血渭一号墓2021~2022年清理简报

为了厘清血渭一号大墓的形制与营建,帮助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2021~2022年,热水联合考古队对血渭一号大墓进行了重新清理,清理范围主要包括血渭一号大墓的墓室、附属建筑及大墓南侧的第4、5号殉马沟。通过清理发现,血渭一号墓营建于自然山体平台上,有覆斗式封土,墓室为木石结构的多室墓,附属建筑位于平台东北部,由3座建筑基址组成。血渭一号墓南侧4号殉马沟内发现马骨17具,5号殉马沟内发现马骨21具,结合早年刊布的1~3号殉马沟的马匹数量,可知殉马沟内殉马总数为90具。

牛马不同槽——嘉峪关魏晋墓两幅壁画的现实表达与文化意涵

嘉峪关魏晋墓葬壁画描绘了“牛马不同槽”的现象。结合礼仪艺术与世俗绘卷中的同类图像,揭示了此类现象的现实原因,并指出其进入文化层面后的意涵。先秦哲学从牛马习性出发,抽象出了其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很多情境中牛马间的对立还可转化为对应,例如祭祀中的牛马,图像中的牛马合犋犁耕、牧马牧牛、牛车鞍马,宗教语境下的牛头马面等。“牛马不同槽”从民间俗语到文献与图像的表达,反映了古代艺术与生活的密切关系。

湖北云梦县郑家湖墓地M274葬具木材研究

云梦郑家湖C区墓葬均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的秦文化中小型饱水墓葬。其中M274一棺一椁制且规模较小,从形制规模和随葬品来看,墓主人应当为一名下层吏士。本文作者从M274的棺、椁上分别取样9份,除去一份腐烂严重无法鉴定,其余8份鉴定结果均为紫葳科梓属(Catalpa sp.)。综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我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开始应用梓木,且梓木是楚地乡土树种,就地取材作为棺椁很合理,但当时梓木葬具还不是高等贵族的专属。西汉及以后,梓木葬具与社会等级之间的关系得到强调。

世界遗产地保护传承导向的镇域国土空间规划探索

自北京总规批复以来,国土空间规划按照三级三类四体系的整体框架层层推进,镇域国土空间规划作为“中腰”部分,重在对控制要求的上传下达,做好各类指标和空间管控要素的刚性传导.北京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是全国文化中心,如何保护好北京历史文化“金名片”,将历史文化保护的要求更好地传导到镇域国土空间规划中,又能向下贯彻落实,指引城乡发展建设,让历史文化遗产能够保得住、用得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在分析世界遗产地面临的核心挑战的基础上,提出镇域国土空间规划应转变认知,协调好“遗产与区域、文物与本底、文化与空间、保护与发展”四组关系,并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乡镇发展共荣的十三陵实践为例,搭建起“整体认知-格局引领-分层保护-传承发展”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技术框架,以期能给相关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西安曲江翠竹园西汉壁画墓妇女身份考——以服饰器物与图像程式为中心

西安曲江翠竹园壁画墓出土的壁画,保存完好、内容完整、风格独特,是研究西汉丧葬习俗以及物质文化的重要资料。遗憾的是,现有研究针对壁画中东壁与南壁五位妇女的身份认定仍众说纷纭。本文尝试从服饰器物、图像程式的角度出发,通过与汉代相关文献与出土文物进行互证、比对,系统考证这些妇女的身份。研究认为,曲江翠竹园壁画墓侧壁人物绘画构成的母题来源,应为早期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帛画与民安四号汉墓帛画;其人物身份组合也延续着母题中“贵人—侍者”的图像程式,其中东壁屏风图像是图像中“贵人”身份的符号象征。结合人物服饰器物,笔者推测包括东壁人物三、人物四以及南壁人物三、人物四、人物五在内的十位妇女,其真实身份应均为侍婢。

城固饶家营“张骞墓”札记二则

城固饶家营“张骞墓”是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1938年经西北联合大学“修理”后得到更好保护。在收集、整理新发现档案资料、原始资料后,认为现在将当时对该墓所做的工作通称“发掘”,不符合当时的目的、经过,以及当事人、当时人记述。对墓中出土“封泥”的性质,应以陈直先生“决不可目为泥封”为正,当回归何士骥先生“字纹陶片”的命名。

汉晋南朝买地券镇墓功能探析——以砖质买地券为中心

汉晋南朝买地券书写模式的转变,经历了东汉初、汉末吴晋、南朝三个演变阶段,其镇墓功能也随着书写模式的转变而发生改变。东汉初年初兴之际的买地券,书写模式更接近实用买卖契约,但其随葬明器的性质和买卖契约的书写格式,决定了它本身所具备的镇墓属性。这种镇墓属性是买地券作为“冥契”的固有属性,其存在与否与券文中宗教神仙色彩的有无强弱无关。汉末吴晋时期,买地券诸要项日渐完备,宗教神仙色彩日益浓厚,并出现了程式化演变趋势,但买地券的镇墓方式并未发生改变,其镇墓功能亦并未实现根本性的增强。汉末出现的糅杂了解注文内容的特殊买地券,不代表这一时期买地券演变的主流趋势。南朝时期由于道教的深入影响,一系列厌镇神仙鬼吏、慰抚亡魂、护佑生人的宗教语言出现在买地券文之中,至南梁时期,这种新式的券文书写模式已成为南朝各地买地券文的主流。南朝买地券书写模式的转变拓展了买地券的镇墓方式,增强了买地券的镇墓功能。

河南禹州阎寨遗址新莽时期墓葬发掘简报

2018年,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禹州市阎寨遗址发掘汉代墓葬6座。其中,M5和M7两座新莽时期墓葬形制较为特殊,所见随葬品组合及葬俗特征鲜明,双墓室四人合葬、海蓝宝石珠等在河南地区尚不多见,为了解新莽时期豫中地区的葬俗与社会增加了新的实物资料。

河南新密打虎亭汉墓景区文旅产品的包装设计研究

河南新密打虎亭汉墓是我国东汉时期重要的墓葬遗迹,保留了大量技艺精湛的石刻画像与壁画,为研究东汉时期中上层阶级的社会生活状况、思想意识形态,以及东汉石刻画像与绘画艺术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为河南新密提供了旅游文化资源,对打造特色文化旅游、树立特色文旅品牌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基于此,以“汉乐神游”为主题,提取打虎亭汉墓壁画中的汉代生活场景及奇珍异兽等图形元素,探索与开发具有国潮风格的包装与广告设计,以期顺应人们对文化旅游产品个性化、审美化、体验化的需求,提升打虎亭汉墓景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北京大学藏秦简《制衣》“襲”字考

北京大学藏秦代简牍《制衣》记载了秦代“襲”衣的尺寸和制法,其“襲”字的含义在古代服饰与“三礼”研究中具备特殊性,厘清“襲”字释义并对“襲”的使用价值作出判断具备必要性。梳理历代典籍文献及学者对“襲”的注释训解,并与同时期汉墓遣策记载相比较,得出以下结论:秦汉时期,“襲”在服饰名称、穿戴动作及礼仪方面有规范的用法;《制衣》中“襲”为无下裙拼接的短款上衣,结合遣策、文献典籍记载,证明其为真实存在的;“襲”衣的形制、用途、使用人群在秦代、西汉初期至西汉中晚期经历了快速变化;“襲”字在“裼襲礼”中的使用有吉丧之分,结合遣策推测,在丧礼中“襲”衣为地方官府所赠裞衣,用以抚恤已故之人。

宋元时期墓室壁画“六鹤图”考论

宋元时期几处墓葬中所遗存的屏风鹤画,是以唐薛稷“屏风六扇鹤样”为祖源,主要传写五代黄筌“六鹤图”而成的。墓葬中鹤画的丰富反映了宋元时期“六鹤图”的流变脉络。宋元时期墓葬中鹤画的流行以及各种“六鹤图”的绘制,是重道修道时代风气和丧葬观念影响的产物。在墓室壁画中,“六鹤图”被视为一种祥瑞及胎仙,通过屏风鹤画及相关空间营构,寄寓了宋元社会世人升仙重生的思想观念。

郭嗣本与唐贞观时期北疆经营探究

郭嗣本墓志近年出土于陕西西安,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郭嗣本墓志记载了郭嗣本家族的相关情况以及其相关仕宦。郭嗣本在传世史书中记载有限,墓志的出土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对于研究郭嗣本的仕宦以及唐初史事都起到了补遗的作用,特别是郭嗣本曾参与了唐初与突厥的战争和交往等,对于研究唐初与突厥的关系也起到作用,志文还记载了郭嗣本曾担任鸿胪寺卿,对于了解和认识唐初的对外交往等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成都老官山汉墓髹漆人像足三阴脉循行考证

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经穴髹漆人像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经穴人体医学模型。结合早期经脉相关文物文献及同墓穴出土的《天回医简·脉书·下经》,对老官山汉墓经穴髹漆人像足太阴脉、足厥阴脉、足少阴脉进行考证,研究其循行方向及路径特点,对于研究早期经络理论的形成、发展与演变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清代王爷园寝地下建筑的初步调查与研究

作为封建最后一个王朝的清朝,在定鼎燕京后,其所封爵的宗室亲王们大多生活于北京。经历朝绵延,生于斯、长于斯的大清朝的宗室亲王们,在薨逝后,顺理成章地把葬地选择在了北京或其周边地区。他们在这里修建了他们“百年之后”的万年福地,即“王爷园寝”。清代王爷园寝的建筑由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组成。从地面建筑上看,园寝多由神桥、碑亭、宫门、享殿、墓冢等几部分组成;从地下建筑来看,玄宫主要由罩门券、梓券、金券等几部分组成。这些地上与地下的建筑样式,充分反映了王爷园寝在当时历史时期的特点。

汉墓出土龙形车马饰发微

西汉诸侯王、列侯墓随葬车马器之中出土一定数量与龙有关的饰件与纹饰,其存在形式与在车马器中的位置不同所展现的思想内涵有所差别,尤其是龙首辀饰应是显示威仪,进一步展示墓主社会身份等级内容。两汉时期墓内车马随葬与车马出行仪仗皆带有等级特征,但两者内涵完全不同,综合反映出两汉时期车马在丧葬中的作用与变化。

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绣罗单衣的“龙凤虎纹”骨式生成解析

本文以江陵马山楚墓出土实物楚服—龙凤虎纹绣罗单衣纹样为样本,对“龙凤虎纹”图纹和骨式构成中的叙事性进行探究。研究表明在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的绣罗单衣“龙凤虎纹”的形态和骨式构成中隐含了楚人生命形态的转化观念以及灵魂超度的丧葬仪式。“龙凤虎纹”以刺绣形成纹样的动态过程和纹样次序所呈现的菱形骨式和灵鸟逐应龙纹的“亞”形骨式,来源于古人对天象的认知和数术的运用,展现了楚文化对“送死继生”生命主题的独特阐释,反映了战国时期楚人“逝者归西”“引魂入冥”“引魂升天”“生者追思”的生死仪式。

拉萨北部江多墓群墓主考释

江多墓群位于今西藏拉萨市林周县唐古乡江多村,海拔4200米左右,墓群均坐北朝南,依山临水,坐落于热振藏布北岸。墓群共有101座封土墓,其中14座分布在江多沟西岸台地,87座分布在玛钦山腰坡地上。根据地表上封土形状,可分为梯形和圆形两种。在墓群中,大型墓葬都坐落于视野开阔处,其封土平面呈梯形,最大者为编号M1的梯形墓,封土底边长50米、腰长32米、高7米,为众墓之首。而中小型墓葬封土平面以圆形为主,居于大型墓葬的两侧。文章通过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从封土外观、构筑方式、布局特征、选址环境等方面将江多墓地与青藏高原其他高等级吐蕃墓地的比较分析,认为江多墓地属于吐蕃时期营建的高等级墓地群。并结合《弟吴宗教源流》等藏文史籍的相关记载,发现江多一带在吐蕃时期为迥巴东岱,其地正是属庐氏领地。另外,根据《格西仲敦巴传记(写本)》中关于热振周围墓地相关的史料记载,推测江多墓地为庐氏家族之墓。

马王堆汉墓出土西汉官营丝织品中的“红”色

马王堆汉墓是关于西汉的百科全书,囊括了科技、文化、艺术等学科,帛画、陶器、印章等种类的富饶内容。其出土的丝织物种类繁多,染于织物层面的色彩艺术为世人所叹。文章以马王堆汉墓已出土的丝织物为物质载体,探析“红”在出土丝织品中的色彩表现。基于此,文章介绍了西汉时期红色植物、矿物染料的染色手段,线染、匹染、套染等染色手法及同色系、异色系等搭配方式,了解了“红”色在西汉官营丝织品的呈现方式,彰显其蕴含的文化内涵,并深入理解其色彩符号于后世的价值意义。

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墓出土剔犀镜箱新释

南宋许峻墓出土剔犀镜箱的形制、髹饰两大工艺元素——“镜箱”、“剔犀”,均被视为宋代漆工艺的突破性进展。从形制上看,这件漆器与远隔千里的江苏常州武进蔣塘村南宋墓出土的剔犀镜箱接近,是南宋福州对外交往的证明。它属于向镜箱转变过程中镜箱的早期形态,反映了南宋福州对漆工艺革新的敏感度、接受力,乃至推动作用。从髹饰上看,这件漆器不见地区间交融的痕迹,采用的是极具福州地域特色的“福犀”工艺。南宋时,福州漆艺不乏与其它地区交流、共融的机遇和能力。“福犀”的别具一格,当是漆工们有意识的坚持。“福犀”工艺的独特性世代承传,跨越千年,绵延至今。

陕西西咸新区秦汉新城西石羊空心砖墓发掘简报

2019年至2020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陕西西咸新区秦汉新城西石羊村清理了一批汉代墓葬。其中发现有6座空心砖墓,时代集中于西汉中期至新莽时期,墓葬形制包括竖穴土圹、竖穴墓道洞室和斜坡墓道洞室等多种结构,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关中地区空心砖墓的形制特征,对探索关中地区空心砖墓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