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问题”远东化、克里米亚战争与大清帝国的安全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落引发一系列的民族、宗教和地缘博弈问题,这就是所谓的“东方问题”,而克里米亚战争是“东方问题”一个具体时间段上的缩影。克里米亚战争导致了“欧洲协调”的终结,也意味着维也纳秩序的解体,从而引发了“东方问题”的欧洲化。但是,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随着俄国的失败,“东方问题”使得俄国更加聚焦于亚洲,从而对大清帝国的边疆安全产生直接的冲击,结果大清帝国在俄国的欺诈和恐吓之下割让了大片领土及其他战略利益。由此可见,克里米亚战争也促使了“东方问题”的“亚洲化”或“远东化”。奥斯曼土耳其的衰落在于其落后性,而俄国的失败则源于其腐朽性,但克里米亚战争却推进了俄罗斯的工业化进程,从而为俄国的军事扩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大清帝国最初并非是因经济的落后而失败,而是源于其保守与锁国政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夜郎自大和闭目塞听。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恰恰不是内部因素所致,而是外部力量所催生的社会演变的过程,但中国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东汉佛经疑问句语气助词初探

穷尽考察了东汉佛经,结合中土文献,描述了其疑问句语气助词使用的共性和个性现象,分析了其使用 特点和形成原因。认为利用佛经进行汉语语法史研究时,应充分考虑东汉佛经是翻译文献这一特点。

俄国与“东方问题”的形成

“东方问题”是近代国际关系史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土耳其帝国日薄西山的过程中 ,欧洲列强开始了争夺帝国遗产的斗争。其中 ,俄国是瓜分土耳其的总导演。叶卡捷琳娜二世发动的1787— 1791年俄土战争是“东方问题”

欧洲体系变革与“东方问题”的欧洲化

“东方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土耳其怎么办”的问题。19世纪以来,欧洲强国面临着如何处置不断衰落的奥斯曼帝国的难题。“东方问题”成为欧洲国际体系的一个黑洞,最终成为引爆欧洲体系“内战”,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东方问题”并不是到了19世纪才产生的,奥斯曼帝国从15世纪就嵌入到了欧洲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之中,是欧洲最先面对的“他者”之一。18世纪中后期,西欧、北欧以及东欧次区域体系相互融合与挤压,欧洲大陆体系与海外殖民体系相互博弈,奥斯曼帝国恰恰处于这种体系挤压的切面上,被动地卷入到了欧洲体系之中。然而,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维也纳体系并没有将“东方问题”纳入其中,从地缘文明的角度,奥斯曼帝国并非欧洲一员,在主观意识上,维也纳体系的设计者也“忽视”了奥斯曼帝国。欧洲体系的变迁改变了“东方问题”的内涵,而“东方问题”也挑战了维也纳体系的僵化与狭隘。希腊革命之后,依靠维也纳体系确立的通过会议体制解决争端的方式就难以奏效了。

“东方问题”的延续与终结

在近代国际关系中,“东方问题”是指欧洲列强瓜分“奥斯曼遗产”的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土耳其的独立标志着“东方问题”的终结。实际上,在土耳其独立时,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等行省均在英法的殖民统治之下;由于阿拉伯民族解放斗争高涨,向委任统治提出挑战,对英法来说,“东方问题”并没有解决。《色佛尔条约》虽被废除了,但它的原则仍起作用,《洛桑条约》并没有扭转阿拉伯行省被“委任”的局面。无论从中东“弱国无自主外交”的实质来看,还是就“东方问题”一词在英法外交术语中的最后消失而言,直到中东主要民族国家独立,“东方问题”才告终结。

克里米亚战前俄英在东方问题上的冷战

克里米亚战前 ,俄英以 183 3年俄土同盟条约为契机 ,在东方问题上的竞争日益激烈 ,矛盾逐步加深和激化 ,但两国间并未直接兵戎相见 。

克里米亚战前英俄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

东方问题在 18世纪末就已见端倪。在维也纳会议后短短 4 0年间 ,东方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国际政治危机。它是欧洲政治的重要内容。在克里米亚战争前的几十年间 ,英、俄两国的矛盾较为尖锐 ,他们在近东推行着不同的政策。

黔东苗语疑问句的特点——以凯棠苗语为例

苗语的疑问句丰富多样,它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民族性和历史性。在苗语黔东方言区,疑问句分为特指问句、重叠式问句和是非问句等常见的几种类型,从苗语疑问句特点的探讨中,可以窥视到苗语语法的一些基本规律和结构特点。

柏林会议与“东方问题”巴尔干化的起源

19世纪70年代欧洲国际体系经历了地缘政治革命,德国和意大利统一,维也纳体系的重心进一步东移,中欧成为欧洲协调的关键。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试图构建大陆联盟体系缓解德国统一对欧洲体系的冲击,同时改善德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巴尔干半岛的起义以及随后发生的战争将德国推上了风口浪尖,声称在巴尔干半岛没有利益的德国召集了解决近东危机的柏林会议。柏林会议重建了"大国协调",但是带来的问题远远比解决的问题更多,柏林会议是欧洲列强最后一次不顾巴尔干国家的意愿而试图主宰巴尔干国家的命运。巴尔干民族国家的构建、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以及欧洲体系内部矛盾的挤压和积聚,最终让巴尔干半岛成为"欧洲火药桶"。巴尔干半岛最终成为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中难以逾越的障碍,而柏林会议开启了"东方问题"的"巴尔干化"的进程,国家构建、区域秩序开启以及欧洲地缘秩序重构的三重压力和逻辑,让"东方问题"成为无解之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