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75铝合金残余应力与机械载荷交互作用的试验研究

振动时效是一种能有效降低残余应力的工艺技术,但是工件在振动时效过程中微观组织和宏观力学性能都会发生变化。通过激振器和试验机两种装置研究7075高强铝合金板的振动时效发现,残余应力的松弛也伴随着材料力学性能的下降。断口扫描电镜分析表明,杂质相和第二相粒子造成的组织缺陷是疲劳性能降低的主要原因,但两种情况下略有不同。结果认为振动时效除了应合理选择动应力,激振频率对材料残余应力松弛与力学性能也有重要影响,疲劳累积损伤理论是另一重要影响因素。

反思与重构:生态利益损害的侵权法救济机制

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构成了环境权的两个层面。生态利益损害是独立的环境损害。侵权法作为典型的私法救济机制,其补偿功能和预防功能可有效填补公力救济机制的瑕疵。在生态利益损害救济中,中国侵权法救济机制存在法律价值理念滞后、请求救济主体单一、事前救济不足、损害赔偿范围含糊等缺陷。文章建议抉择"可持续发展观"为内在价值理念、扩展请求侵权救济的主体、重视侵权法的预防机制、明确损害赔偿的范围,以充分发挥侵权法对生态利益损害的救济。

论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机制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机制是一种广义的理解,是所有相关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制度集合。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完善了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机制,但是这不意味着对传统环境损害行政救济的摈弃。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兼以行政救济和民事救济途径。要强化行政救济,有效发挥责令改正型行政责任的弥补功能。协调好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关系,应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中构建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

人工智能产品发展风险抗辩后的损害救济分摊机制研究

我国既要加大人工智能产品的研发和应用力度,最大程度激励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之巨大潜力,又要预判人工智能产品带来的挑战及其风险。因此,需要根据人工智能产品的特点变革我国产品责任制度,以最大限度防范、降低和合理分配人工智能产品发展风险,尤其是需要完善人工智能产品发展风险抗辩后的损害救济分摊机制。对此,我国必须贯彻"共享-分摊"的损害救济理念,确保在国家、社会、生产者、设计者和消费者之间合理分摊损害,以更好维持各方权益的整体平衡,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并最终促进人工智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深部硬岩矿山高频冲击锤非爆机械化开采现场应用

采用高频冲击锤开展非爆机械化开采现场试验,研究高频冲击锤在深部硬岩矿山应用的可行性。现场开采试验前,先监测矿体上开挖松动区范围,并从待开采矿柱上取样,进行截齿破岩试验,指导现场采矿试验。采矿试验中高频冲击锤的整体开采效率达到50.6 t/h,开挖卸压槽后开采其上部矿体效率高达158.2 t/h。这表明高频冲击锤在深部硬岩矿山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卸压槽有利于非爆破机械化开采。同时,高频冲击锤还表现出工时利用率高、剥落矿块块度小、粉尘少、开采扰动小等优点。最后,基于现场应用和截齿破岩试验结果,提出基于高频冲击锤的深部硬岩矿山非爆机械化开采方法。

食品损害侵权的诉讼救济机制探究

食品损害侵权相对于普通侵权具有受害者规模化、侵权主体多元化以及危害严重化等独有特征。然而,当前食品损害侵权诉讼救济机制并没有对这些特征予以足够的重视,从而产生了受害者举证困难、诉讼救济成本高昂,以及侵权赔偿责任过于宽松等问题。建议采取建立科学的食品损害侵权公益诉讼制度、在食品损害侵权诉讼中实行证明责任倒置,以及加大食品损害侵权责任等针对性措施,促进食品损害侵权诉讼救济机制保护受害者合法权益功能的顺利实现。

生态补偿视角下的野生动物致害救济——以湖北十堰猎捕野猪事件为例

2015年9月,一则关于"湖北十堰猎捕野猪"的新闻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以此为契机,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的野生动物致害救济机制存在明显的缺陷。以野猪为代表的"三有"野生动物,在受法律保护不得非法猎`捕的同时,其造成的损害又排除在国家补偿范围之外,而地方政府关于野生动物致害的配套制度缺失,限量猎补的行为在公众眼里仍存在争议。从生态补偿的角度来看,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兼具行政行为和市场行为的双重属性,完全可以在现有的国家补偿的基础上,引入市场化色彩浓厚的生态补偿机制,构建起一套既有国家立法又有地方配套制度,既重事后补偿又重事前防范,既有行政手段又有市场机制的野生动物致害救济机制。

论海洋生态损害的法律救济机制

纵观近年来对整个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的损害，因我国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以及缺乏适当的法律救济而被人们所忽略。严峻的海洋生态困局警示我们要积极地面对挑战，勇于承担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重任。在思想观念上，要放弃“人类中心主义”，承认“海洋权”；在现有的法律机制上，急需建立健全海洋环境损害公益诉讼制度，为海洋环境损害赔偿提供有力保障。

构建环境侵权损害社会化救济制度的思考

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处置大规模环境侵权事件存在难以使众多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弊端,以责任分担理论为基础的社会化救济制度能够弥补这一缺陷,实现受害人权益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我国应当基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现实需要,构建环境侵权损害社会化救济制度,综合采用环境责任保险、环境污染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环境共同基金等救济模式,化解环境侵权纠纷,促进经济发展。

大松动圈围岩沿空留巷切顶卸压-恒阻补强分区支护技术

高应力大松动圈围岩运动特征复杂,沿空留巷极易失稳,严重影响工作面推进速度。以顺和煤矿2401工作面运输巷沿空留巷为工程背景,通过对高应力大松动圈巷道围岩破坏特征与失稳原因分析,探究了厚泥岩顶板软岩巷道力学变形机制,对沿空留巷不同段进行了分区划定,提出了基于力学变形机制的围岩控制对策,并进行了工业性试验。结果表明:高应力厚层软岩大松动圈巷道围岩变形破坏主要表现为顶板斜切大面积下沉、两帮非均匀巷内挤出、底臌剪切性错动凸出。高应力环境、厚泥岩顶板大松动圈塑性围岩、巷道围岩非均匀受力与支护体作用失效是巷道围岩失稳的主要原因;顺和煤矿2401工作面沿空留巷为膨胀性-高应力-节理化(HJS型)厚层大松动圈软岩巷道,控制对策力学转化机制为Ⅰ_(C)Ⅱ_(BD)Ⅲ_(BCD)→Ⅱ_(BD)Ⅲ_(BCD)→Ⅱ_(B);将沿空留巷分为超前支护、架后临时支护、成巷稳定3个区域,沿空留巷采用“切顶卸压+恒阻大变形锚索及普通锚索+36U型钢棚”支护方案,分区在方案基础上进行差异化支护;采用新的设计方案后,围岩应力得到释放与切断,补强恒阻锚索与单体支柱控制了巷道围岩变形,U型棚柱腿侧控明显,围岩收敛率小于10%,巷道围岩稳定。

德国药品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目的为完善我国药品责任法律制度提供参考。方法介绍和分析德国《药品法》中药品损害责任的主要内容和特色,借鉴德国的立法经验和优势。结果与结论我国应尽快针对药品损害责任进行特别立法,明确药品缺陷的认定标准、否定发展风险抗辩、建立因果关系推定原则、设定赔偿的最高限额,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药害救济制度。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机制的体系化构建——以公私法协动为视角

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场域,当前我国业已形成以行政权为主导的公法机制,以及以审判权为主导的私法机制。实践表明,单独依赖或偏好某类救济机制,不足以实现对生态环境损害问题的周延应对。故此,公私协动就成为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机制之应然选择。未来,我国应遵循“多元救济、尊重专长”“政府主导、依法实施”以及“执法优先、司法补充”之原则,通过立法赋予政府主管部门更多环境保护职权,充分发挥“赔偿磋商+责令修复+代履行”机制之功效,将“穷尽行政执法方式”作为政府提起生态环境损害民事索赔的前提条件。同时,为避免政府出现怠于履行职责之情形,应建立健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与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并辅之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兜底选项,最终实现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机制的体系化构建与协同化运作。

卸压爆破下强冲击危险巷道围岩振动规律试验分析

针对目前参数设计不合理的卸压爆破常常导致巷道围岩损伤破坏,降低防冲效率的问题,采用PASAT-M型便携式微震探测系统,在煤矿井下现场原位开展煤层爆破振动试验,并结合预先加窗短时Fourier变换技术,定量研究卸压爆破下强冲击危险巷道围岩的振动规律。研究表明:(1)在距震源20 m范围内,爆破帮的振动主频随距震源距离的增大呈指数关系增大,顶板的振动主频随距震源距离的增大呈线性关系单调递增,而非爆破帮的振动主频随距震源距离的增大呈二次曲线关系先升高再降低;(2)爆破帮的振幅随距震源距离的增大呈指数关系衰减,超过20 m范围卸压爆破对围岩的损伤破坏效应变得十分微弱;(3)由于巷道各个方位的围岩受到面波和体波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导致了不同方位围岩振动特征(类型、主频和振幅)的差异性;(4)卸压爆炸下巷道各方位围岩的振动类型、主频和幅值并不一致,由此爆破震动波下的损伤破坏效应也有较大区别。结合上述现场实测结果和现有理论,从控制卸压爆破振动的幅值、频率和持续时间3个指标以及增加巷道围岩抗震性能方面,提出优化爆破参数,防止卸压爆破对巷道围岩损伤的建议。

定向卸压隔振爆破对岩石的损伤破坏效应及其工程应用

为降低常规爆破对保留岩体的破坏损伤,提出了定向卸压隔振爆破方法,并介绍了其技术原理。霍普金森杆、超动态、动焦散、动光弹和一级轻气炮等试验结果表明:采用定向卸压隔振爆破隔振材料一侧爆炸初始压力降低了30%~60%,爆破振动峰值下降了32%~67%;作用于隔振材料一侧爆轰波能量被阻隔46.95%,隔振材料一侧保留岩石的声速降低13.48%;临空面一侧的主剪应力是隔振材料一侧的3.5倍,应力强度因子是隔振材料一侧的1~2.12倍。实践表明,临空面方向汇集了大量能量,获得了好的爆破效果,同时可以减少露天边坡的开挖费用和平巷掘进超欠挖量。

论药物的损害救济——以药物不良反应为视角

药物损害因其发生的原因不同分为合格药物因使用错误所造成的损害、缺陷药物导致损害、不良反应导致损害三类,其中不良反应导致损害的性质素有争议,责任不明。对于药物不良反应,在侵权法框架下以产品责任为由,请求损害赔偿难以成立,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药害救济制度,构建药物不良反应救济机制是可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