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原则在草原法领域内的法律适用探析

绿色原则作为我国独创载入了《民法典》,同时绿色原则也作为《民法典》的基本原则之一贯穿始终。我国草原遍布,生态功能显著,若将绿色原则与草原法律规范相结合,将会构筑起我国草原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屏障。但现阶段,绿色原则在适用草原法领域时,存在未发挥教育功能和解决利益冲突、执法适用受限和司法适用混乱等问题。原因具有两面性:一是绿色原则能与草原公法规范相契合;二是绿色原则与草原私法规范具有一定冲突。绿色原则本质上属于私法原则,可作为限制性原则运用到草原民事纠纷解决当中,但一般不能适用于公法领域。为促进绿色原则在草原法领域适用,可以将绿色原则与传统游牧文化融合,发挥教育功能。要利用比例原则原理平衡好绿色原则适用过程当中的利益失衡,并且将绿色原则的理念通过公法私法化的方式融入草原行政执法,最终将绿色原则融入到私法领域,引领生态文明建设。

伦理观念的嬗变对现代法律及其实践的影响──以从人类中心到生态中心的环境法律观为中心

本文认为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以自我利益为中心 ,以家族、部族、地域利益为中心 ,到现在以国家、人种、人类利益为中心的伦理时代。在这个漫长过程中虽然调整人类行为的法律逐渐成熟和完善 ,但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念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 2 0世纪以来 ,环境问题在各国日益突现 ,运用传统法律手段在环境问题的解决上更显力不从心。频频爆发的公害事件、愈演愈烈的环境危机使人类不得不反思自己的行为和观念。本文指出 ,2 0世纪五十年代以后 ,强调人与自然共生平等的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应运而生 ,它对人类中心主义予以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 ,提出了新的以确立环境和自然固有价值及权利的环境伦理思想。本文认为 ,这些思想理论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提出了新的挑战 ,不仅动摇了传统部门法的法理学基础 ,一些国家还涌现了反映和维护环境和自然固有价值及权利的法律实践。本文指出 ,伦理观念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的嬗变已经影响到当代环境立法和实践 ,并将对整个传统法律从理论到实践产生重大的影响。

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主要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研究——以广西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在识别出广西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大明山管理局、生态旅游经营者、旅游者、社区居民的基础上,针对不同主体利益需求的期望,对主要利益相关者进行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大明山管理局对自身及其他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期望最高,其他利益相关者更关注自身利益;各利益相关者自利倾向明显,缺乏利他意识,导致不同利益者之间存在各种冲突;生态旅游经营者和社区居民是引发大明山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利益冲突的主要力量;多数冲突是由对有关利益的理解偏差引起。然后从明确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共同价值观、培育生态旅游经营者的责任感等方面提出大明山生态旅游主要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的对策。

生态福利制度探索

生态福利是因居民生存和发展需要,由政府向居民提供的一种以生态利益为内容的新型社会公共福利。作为一种新的福利类型,普惠性、政府主导性、整体性和非排他性是生态福利的主要特点。随着经济增长与时代进步,生态福利已是社会生态文明发展的客观需求,并将逐渐成为其成熟标志。构建生态福利制度迫在眉睫、意义重大。中国在构建生态福利制度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以全体居民为受益对象,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基本生态需求。

生态工业园区企业间的利益博弈分析

根据生态工业园建设的原则,采用博弈分析方法,对园区内同类企业、不同类企业、企业与政府间的多种利益博弈格局进行分析,并结合广州开发区的实践,探讨相关解决措施及建议。对同类企业来讲(排污,排污)构成一个博弈的纳什均衡,更加倾向于不合作。不同类(异质)企业更趋向于合作,在博弈格局中,会选择(合作,合作)的获利结果,同时环境不会受到污染。只有企业在选择排污策略时,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才存在,这是个不确定性的动态博弈,这种博弈和纯粹的经济活动博弈不同的是,处罚的结果可暂时保持企业正常盈利水平和公众不被污染的环境质量。

论我国流域生态补偿中的公众参与机制

流域生态补偿中存在广泛的利益冲突,建立流域生态补偿利益平衡机制具有迫切的现实性,公众参与在流域生态补偿利益平衡机制中具有重要作用。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公众参与存在严重的法律障碍。应通过完善环境公众参与制度和建立流域生态补偿公众参与制度实现流域生态补偿公众参与机制的构建。

生态政治化进程中的生存博弈

在西方国家首先出现的生态政治运动促使了西方国家的政治转型,即逐渐走向生态政治模式。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致力于维持现存政治形态下的经济突破,虽带来经济的超常规增长,亦不知不觉陷入总想避免又无力回头的"先污染、后治理"状况。频发的生态危机与低效治理模式的"错配"引发的"合法性"危机促使了生态政治化的产生和发展。作为政治形态的系统转型,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又往往使这一进程面临诸多变数。要准确把握中国生态政治化的演化进程,就必须结合具体的生态危机案例,动态演绎其中的互动利益博弈;即选取博弈主体,定位其角色,描述其博弈策略和技术。最后,在相关结论基础上,对中国生态政治化进程进行总体性描述。

基于产权残缺理论的生态利益补偿机制研究

在分析生态利益形成原因的基础上,界定生态利益补偿内涵。运用产权残缺理论分析了生态利益受损的原因,提出了生态利益受损的本质在于产权残缺。从生态利益公平与效率互动的视角分析了生态利益补偿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生态利益补偿的原则、资金来源、途径、保障机制,进而分析了生态利益补偿的实施机制,并提出以政府为中介的生态利益公共补偿是解决生态补偿公平与效率矛盾的有效途径。

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乡村生态旅游社区参与模式探讨——以海口龙鳞村为例

社区参与是乡村生态旅游获得真正内涵式发展的关键。以海口龙鳞村为例,探讨构建乡村生态旅游社区参与的有效模式。在比较几种典型乡村生态旅游社区参与模式并分析该村社区参与现状的基础上,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出发,建立各利益主体相互支持与配合的社区旅游参与发展系统,充分调动各主体的参与积极性,为社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自然的权利:生成逻辑及其实质

自然的权利是当代生态伦理学中的重要范畴。自然的权利的真正内涵在于指称自然物正当的利益,其中包含了人的尺度。这是人类面对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对自然应当采取的态度。动物权利论从生命主体的特征出发将权利的主体扩大到动物。由人的权利的演进历程出发,用类比的方式将这一历程发散到动物权利的实现过程。自然的权利有其特定的生成理路与内涵。其中,"利益共同体"是自然的权利存在的事实基础,构成自然的权利成立的必要条件。权利历史生成的逻辑为自然的权利提供了生成路径,是自然的权利成立的充分条件。可见,自然的权利的实质在于引导人们在人与自然关系中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并用以规约人类权利的滥用,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互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利益

环境利益体现了利益内涵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在经济系统中加入环境利益变量,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存在对立统一关系;加入环境利益的经济系统,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完善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并为生态效益型的经济发展和循环经济的建立提供依据;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确立环境利益原则,为环境利益的演进制定路径和行程。

生态博物馆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分析——以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为例

为了调和生态博物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构建和谐的利益关系,以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为例,采用两两对应分析的方法,构建利益冲突关系分析矩阵,绘制利益冲突关系图,对利益相关者之间蕴藏的利益冲突进行深入分析。通过研究发现,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的利益冲突主要存在于旅游者、旅游企业、政府主管部门、馆域社区、馆域原生环境等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利益需求的难以协调是他们之间利益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通过本研究,以期为构建科学合理的利益冲突协调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生态法益刑法保障体系化及其罪名设置——以温茨“同心圆”理论为视角

环境犯罪对生态法益的保护不足与要素化立法缺陷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传统体系化理论应对此发力,应引入温茨同心圆理论,构造生态犯罪圈的二阶同心圆解释模型。生态法益是整个模型的核心客体,而生态犯罪圈由外而内阶梯型强化其生态法益保护目的是其二阶性的体现。倡议设置以生态法益为直接客体、以破坏生态为典型行为方式的"破坏生态罪",其基本犯可表述为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开发、利用或对生态系统及其要素施加不当影响,严重破坏生态系统或其要素的完整与功能,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对于与"破坏生态罪"预防目的相重叠的其他个罪,在罪刑设置上进行体系内协调,并加强现有要素化环境罪名对生态法益的保护。

生态产业链中企业间动态利益均衡研究

针对当前有关生态产业链(EIC)利益均衡和稳定性的研究较少考虑到动态性的现状,文章指出交易量间关系是引起EIC中企业间利益均衡具有动态性的关键因素,进而分析了EIC的结构和运作流程,给出了基本假设,以表征交易量间关系的参数为调控因子,构建了各企业的最优化模型,并求解出了均衡状态下各企业的均衡价格、交易量、利润和利润率。在此基础上,以广西贵港生态工业园中的复合肥EIC为例,以资源再生型企业和生产型企业间再生资源的交易量与其它交易量间关系为调控因子,运用Matlab7.0对调控因子变化与EIC中各企业的利益均衡状态变动的关系进行了计算和仿真,结果表明,各交易量的值越趋于相等,即企业间的合作水平和企业内的资源利用率越高,各企业的利润率越高,且在均衡状态下,企业可增大交易量以产生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率,结果符合实际,验证了模型的合理性。

我国生态环境用水法律保护的问题与对策——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视角

生态环境用水是维护生态安全、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内容。概述了我国生态环境用水法律保护的进展,即明确了生态环境用水的法律地位及用水顺序,分析了生态环境用水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并指出为保障社会公共利益,我国生态环境用水的法律保护必须进一步加强。具体建议是:不仅应确立我国生态环境用水分配的责任主体,也要明确生态环境用水保护的责任主体;应加强生态环境用水信息公开,实现公众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低成本或零成本,完善生态环境用水公众参与机制;应强化监管依据的系统性,加强监管主体之间的联动,完善生态环境用水的监管体系。

基于生态资本权益的生态补偿基本内涵研究

生态资源作为一种资本向社会提供独特的、无形的、有价值的生态服务,应当取得相应的资本权益,这种资本权益的取得只有通过生态补偿的方式才能实现。按照这一观点,生态补偿包括：补偿实质、构成要素、基本原则、补偿范围和局限性特质等5个基本内涵。

生态环境损害法律救济制度探究

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损害,生态损害将权利救济对象延伸至生态环境本身遭受的损害。但纵观我国环境法律规范中,并未有明确的生态损害概念、损害赔偿范围及权利主体的规定,这对于生态环境本身的保护是十分不利的。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必须积极弥补传统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在法律中明确生态损害的赔偿范围、权利主体,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及生态损害赔偿社会化制度,以构建我国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救济路径。

吉林省生态旅游开发中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

生态旅游开发涉及到多个利益主体,如何在不同利益的主体之间建立一个合理的利益协调和分配机制,已成为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立足于吉林省生态旅游开发的实际,对生态旅游主要利益主体的利益分配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存在问题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利益分配问题的相关措施,以期为区域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制度的性质与定位

我国正在推行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面临诸多争议: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作为请求权基础存在法理困境;政府同时享有行政执法权和民事索赔权导致逻辑悖论;政府索赔与公益诉讼制度关系不明引发适用分歧。尽管两大法系对于生态环境损害采取了公私有别的应对路径,但衡诸我国的现实情境,纯粹的私法责任或公法责任均难以实现事理与法理的平衡。因此,宜采取一种混合责任体制,目的是建立"公法性质、私法操作"的公益保护请求权,来源是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适用对象应为责任人造成的所有生态环境损害,适用程序上应首先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采取"责令修复+代履行"机制进行公法救济,无法修复时则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进行金钱索赔,赔偿金用于替代修复。同时,为防止政府索赔出现恣意与专断现象,应通过环保督察、检察建议进行监督,并以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兜底。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性质认定及立法回应

作为一种新型的诉讼形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性质问题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现有的几种观点中,虽然“公益诉讼说”更具有合理性,但也存在过于宽泛,未明确其民事诉讼的性质等缺陷。无论是从诉讼保护的利益、胜诉利益的归属等理论层面分析,还是规范层面分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均应认定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因此,作为立法层面的回应,首先应修改我国环境保护法的相关条款,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法律规定的机关”;其次,整合现有相关司法解释,对现有三类起诉主体的顺位作出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