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基于2011-2020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研究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交互关系,旨在探索区域经济、社会与生态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为区域协同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新视角。【方法】从“人口–社会–经济–空间”和“规模–压力–治理–效率”8个维度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以上海大都市圈为研究对象,以其涵盖的9个城市及上海市16个区为基本研究单元,基于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从城市和上海市辖区两个层面,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定量揭示上海大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结果】(1)2011—2020年,上海大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度呈现出从“基本协调”向“优化协调”演进的积极态势,但各地区发展水平和步调不均衡,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差异性。(2)城市层面,以上海中心城区、苏州–无锡–南通以及舟山3个片区为中心辐射同步发展,呈现多片区发展的空间格局。(3)上海市辖区层面,上海市中心城区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优于上海市郊区,呈两极分化格局。【结论】2011—2020年,上海大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稳步上升,但各地区差异较大,且空间分布不均衡。面对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错位的问题,本研究提出基于系统耦合协调视角的差异化国土空间规划和区域协同发展策略,为都市圈的高质量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中国三大城市群生态经济效率的时空演变及收敛性分析

基于2006—2020年中国三大城市群48个地级市数据,综合运用Super-SBM模型、Malmquist指数及收敛模型,系统考察中国三大城市群生态经济效率的时空演变和收敛特征。结果表明:(1)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经济效率水平呈上升趋势,长三角城市群趋于平稳,珠三角城市群呈下降态势;三大城市群生态经济效率的空间演变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珠三角城市群呈现由“面”向“点”转变的趋势、长三角城市群呈“三点”分布状并逐步向外发散、京津冀城市群则以北京市为起点并逐步向南发展。(2)京津冀与长三角城市群存在σ收敛特征,珠三角城市群不存在σ收敛;三大城市群均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但收敛速度不一。

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城镇化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以淮南市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淮河以其固有的地理位置,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特别是淮河生态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后,区域内人口质量、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以及城乡协调等均有所提升,但差距依然十分明显。文章在分析淮河经济带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从淮河生态经济带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强人才发展和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提出对策。

软化:城市群生态环境协同立法模式研究

以协同概念的辨析与适用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从完善立法权配置、最小化立法成本以及践行立法传承与立法国际化等3个方面展开协同立法必要性之证成。基于理论探索和实践考察两个层面,检视共同立法和合作协议区域协同立法模式,其中,低成本、高效率、重灵活的合作协议模式与协同理念高度契合,立法软化是城市群生态环境协同立法的适宜选择。从城市群生态环境合作协议的合宪性与合法性、法律效力、缔结主体以及利益衡量等维度进行论证,以期建立高效公平且具制度约束力的协同立法模式,为城市群生态环境共治提供法治样本。

基于“三生空间”的生态环境效应演变研究——以重庆市中心城区为例

为探究区域土地利用转型下的生态环境效应演变规律,基于重庆市中心城区2000~2020年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结合气泡图谱、生态贡献率、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中心城区以生产和生活空间为主;生产和生态空间重心均位于南岸区,生活空间重心位于江北区;2000~2020年,生活空间范围不断扩张,面积增加376.42km^(2),生产空间面积减少374.70km^(2),生态空间面积总体变化不大;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呈现“中间低四周高”的空间分布特征,低质区以都市核心区为中心逐年向四周扩散,农业生产空间转换为工矿生产空间是导致该区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土地利用转移类型;自然和经济因素是影响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且经济因素的影响作用逐渐增强。

中国三大城市群数字经济与生态经济效率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数字经济和生态经济效率的丰富内涵,以京津冀、长三角以及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熵权-TOPSIS法、Super-SBM模型以及耦合协调模型,系统分析2011-2021年数字经济与生态经济效率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并结合面板Tobit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三大城市群数字经济与生态经济效率耦合协调度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协调度均值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京津冀城市群以北京市为中心,充分发挥“一核”的辐射作用,长三角城市群呈现“以高值为中心,连片发展”的特点,珠三角城市群则表现出“中间高、两端低”的趋势。(2)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对三大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外开放程度、政府干预程度、科技水平以及产业结构水平对城市群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

城市生态防减灾中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进展与逻辑框架

在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下,传统工程防灾难以解决自然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问题。生态防减灾(Eco-DRR)作为国际韧性城市的前沿理论,对我国韧性城市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人工智能(AI)技术可以很好地解决城市生态防减灾的不确定性问题,然而当前Eco-DRR理论研究与AI技术的实践应用存在断层。该文使用PRISMA2020框架调查城市Eco-DRR中AI技术应用的实践案例,通过质性研究总结城市Eco-DRR中AI技术的应用场景,从生态系统灾害调节服务评估、自然灾害风险评估、Eco-DRR方案决策以及Eco-DRR实施监测与后评估4个阶段剖析城市Eco-DRR中AI技术应用的典型案例。最后基于案例研究提出城市Eco-DRR领域AI技术应用的逻辑框架,总结其在应用过程中工具选择和数据准备的实践经验,探讨城市防灾中Eco-DRR的智能实现途径,为我国城市综合防灾和韧性城市建设提供借鉴。

黄河上游城乡居民食物代谢过程及资源环境效应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基于环境足迹理论,以兰州市为例,对比分析了1990—2020年城镇和农村居民食物代谢过程及其资源环境效应的动态演变规律及城乡差异性,并结合相关文献,提出了融合四种环境足迹(水、碳、氮、磷)的综合评价指标“生态效率”,弥补了当前食物消费环境影响研究中各个足迹独立评价的不足。结果表明:(1)1990—2020年,兰州市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由“温饱型”的植物源食物消费为主逐渐转变为“小康型”动植物源食物并重模式。(2)1990—2020年,城镇居民食物消费环境足迹大体呈上涨趋势,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环境足迹却在下降。(3)相较于1990年,2020年城镇地区生态效率提高了0.9倍,农村地区提高了0.5倍,这主要得益于人们消费结构的改变和兰州市农业体系的调整和农业技术的优化。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一系列措施来进一步提高生态效率,优化代谢进程。

长江经济带上中游地区城市工业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以成渝经济圈和武汉都市圈为例

实现最优工业生态效率对促进工业绿色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上中游代表性地区成渝经济圈和武汉都市圈26个城市2010—2021年工业生态效率,通过Arcgis可视化工具对比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并运用Tobit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分别识别工业生态效率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两个城市群工业生态效率整体均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且与最优效率还存在一定的差距;2)城市群内部的地级市之间效率值存在少部分两极分化的现象;3)工业生态效率受科技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可达性、对外开放水平等多个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可达性对于工业生态效率的提升起到较强的促进作用,对外开放程度与科技研发投入对于工业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还不明显,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外商投资水平和增强科技研发投入质量以实现其对工业生态效率的正向影响。为此,通过强化城市群内外部的融合发展、构建协同创新网络和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以提高长江经济带上中游地区工业生态效率水平,促进地区高质量发展。

城市生态批评与道家思想的融合:构建中国可持续发展愿景

在中国,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和对环境质量改善的迫切需求,城市生态批评再次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该批评方法揭示了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两种反城市倾向:其一是将城市描绘为自然的对立存在;其二是忽视了由种族和阶级不平等而导致的城市空间发展不均衡性。这些反城市叙事不仅在全球范围内的文学作品中广泛存在,而且对读者的认知以及城市生态的健康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结合城市生态批评和中国道家思想,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并展示了其在构建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方面的实际应用潜力。

上海加快推进“公园城市”建设研究

推进公园城市建设是构建新时代城市生命共同体、形成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高级形态的关键举措。上海应加快推进公园城市建设,通过构筑生态基底、落实人本理念、加快产业转型、深化社会治理等方式,推动实现产城融合、职住融合、城乡融合,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构建“人、城、境、业、制”和谐统一的城市发展新范式,以系统的生态发展观引领上海城市发展新征程。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Urban Areas in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ity

Active exploration has been carried out to determine a pattern for developing green eco-urban areas in the Starting Area of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ity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core role of comprehensive green arrangement.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existing research,development of green technologies at home and abroad,and indicator systems of green urban areas of similar sizes,the builders developed a green ecological indicator system.They proposed a new concept called"district-level indicator" in order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classifying indicator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roject situations.By verifying the indicators for all land parcels and assessing future costs and efficiency,experience accumulated in this project can be beneficial for future green eco-urban area development projects.

基本公共服务、人口城镇化及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以甘肃省河西地区为例

随着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各种城市问题逐渐突显,城镇化质量成为促进区域发展的关键,而基本公共服务、人口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是衡量地区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标志。以甘肃省河西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11—2021年基本公共服务、人口城镇化和生态环境3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和协调度,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河西地区三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河西地区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均呈上升趋势,其中,人口城镇化发展水平增速最快,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增速最慢,而且各子系统发展在空间上存在差异;2)河西地区三元系统耦合度均大于0.900,系统间相互作用强,耦合协调度缓慢提升,实现从低水平到中等水平的跨越,空间上由高到低依次为嘉峪关市、金昌市、张掖市、酒泉市、武威市;3)整体来看,二元系统中基本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度最高,促进区域发展,基本公共服务-人口城镇化系统的协调度最低,制约区域发展;4)河西5个城市的三系统协调度障碍因子存在异同,各市排序前三的障碍因子均为基本公共服务子系统中的社保与就业、城市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河西地区通过基本公共服务、人口城镇化、生态环境三系统协调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仍存在制约性,需针对各市发展定位进行优化,进一步发挥资源优势,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现代农业基础,精准发展特色产业,打造绿色工业,以此促进河西地区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

环鄱阳湖城市群“三生”用地转型的生态环境效应及其地形梯度分析

[目的]准确评估“三生”用地转型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可为国土空间优化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基于环鄱阳湖城市群2000年、2010年、2020年的土地利用数据,使用土地转移矩阵、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地形分布指数等方法,分析了“三生”用地转型过程、生态环境效应及其梯度分异特征。[结果](1) 2000—2020年环鄱阳湖城市群生活用地大幅增长(1 063.45 km^(2)),生态用地持续减少(997.41 km^(2)),生产用地总体上保持稳定,主要的用地转型模式为城镇生活用地和工矿生产用地对农业生产用地和林地生态用地的侵占。(2)时序变化上,2000—2010年,随着工矿生产用地和城乡生活用地的扩张,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由1.428下降至1.424;2010—2020年,伴随着生态用地的恢复以及城镇生活用地和工矿生产用地内部格局的不断优化,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由1.424升至1.447。(3)空间分布上,整体上呈现“东西高、中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形成了以南昌大都市圈为中心的中部生态环境质量低值区和以宜春市、景德镇市、上饶市为中心的东西部生态环境质量高值区。(4)随着地形梯度的上升,低质量区的分布指数下降,高等级质量区逐渐呈优势分布;2000—2020年,低质量区趋向于向高地形梯度转移,较高质量区和高质量区的下移趋势明显。[结论]20年间研究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整体向好,空间分布差异较大。土地利用转型导致了用地属性及其空间格局的双重变化,建议在布局各类用地时,既要注重对生产、生活用地的“总量控制”,又要保证生态用地的完整性和连通性。

生态导向发展模式下中央活力区城市设计研究——以太平河城市片区城市设计为例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加速和人口增长,城市面临环境退化、资源短缺等挑战。在我国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分析生态导向发展模式下中央活力区的特点和意义,并结合具体项目实践,探索通过中央活力区城市设计促进生态保护和提升城市功能,以期为城市规划者和决策者提供参考。

山西转型高质量发展的代谢特征与时空分异研究

本文基于能值分析方法,构建山西省生态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对2000年—2020年全省11个地市生态经济系统产出效率、投资率、环境负荷率、可持续水平等指标及其变化进行评价,揭示山西省生态经济系统的代谢特征和时空差异.结果表明:(1)2000年—2020年,山西省的能值使用总量从7.35×10^(22)上升到1.02×10^(23),但不可更新资源能值的比例出现了大幅上升,环境负载率由2000年的5.8%上升到2020年的16.9%,反映出山西转型高质量发展未能取得明显成效,生态经济系统呈现出不可持续的发展态势;(2)山西省生态经济系统在可持续发展潜力方面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布不平衡现象,呈现出由中心向四周递减的阶梯分布,省会太原市的可持续发展潜力在全省处于领跑位置,阳泉和朔州紧随其后,而位于晋南地区的运城和临汾不仅面临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在可持续发展和转型方面任重道远.

空间城市化与水环境耦合协调关系评估——以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核心区为例

生态科技城区是未来城市的发展模式,空间城市化与水环境耦合协调关系是评估生态科技城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了扬州生态科技新城核心区2022年度空间城市化与水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扬州生态科技新城核心区2022年度空间城市化与水环境的耦合度C=0.97,处于高水平耦合等级,耦合协调度D=0.66,处于初级协调阶段,空间城市化与水环境和谐共融。最后,进一步结合扬州生态科技新城核心区规划基期年和2022年的建成区面积、路网密度、公园绿地覆盖率、水面率、水系连通度等数据以及相关政策文件,阐明了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空间城市化与水环境和谐共融的内在原因。

中国式花园城市:理论构建与实践路径

花园城市是生态文明潮流下营造和谐人居环境的一种理想模式,与中国本土文化和城市发展形势相结合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中国式花园城市吸收国外花园城市建设经验,延续中华传统自然山水观意蕴,拓展现代生态都市主义理论,成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其特性包括系统性、人民性、人文性、生态性、强韧性等。在具体构成上以城市要件、环境要件和连通要件为支撑,涵盖微观花园要素、中观花园场景、宏观花园体系三个层次。实践方面可在景观设计上建设开敞花园空间、在空间形态上打造全域花园体系、在功能设置上营造多元花园场景、在治理方式上共享多重花园红利。

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乡村建设用地减量策略研究

随着我国土地供需矛盾的日益突出,建设用地从“宽供给”逐渐走向“总量减量、盘活存量”发展的新阶段。基于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乡村建设用地持续蔓延扩张,用地规模难以控制的问题,本文通过总结我国城乡建设用地政策演变与相关实践经验,以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为例,深度剖析乡村建设用地减量发展面临的困境,并从规划编制体系、具体实施路径、政策创新三个方面提出减量化策略,即“完善规划编制,构建‘全链条’减量治理体系”、“精准识别减量区域,推进‘精细化’减量实施路径”、“创新减量政策,探索‘生态+减量’协同治理模式”,以期为我国跨区域城郊地区乡村空间治理提供参考。

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人类活动强度空间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人类活动既是促进自然保护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又是自然保护地生态质量下降与生态功能丧失的重要驱动因素。深入研究自然保护地人类活动强度空间分异特征,阐明其驱动因素对实现自然保护地有效规划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为例,采用建设用地当量系数折算方法量化人类活动强度,揭示其空间分异特征,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两方面阐明人类活动强度空间异质性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人类活动强度空间差异明显,呈现“西高中低”的格局。(2)交通便利性、用地混合度、植被覆盖度是影响该区域人类活动强度的主要因素。本研究结果可为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国土资源可持续发展规划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