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态环境“微治理”的逻辑与策略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各地生态文明建设中,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纷纷落地,细化为农村社区日常生活中需要处理的一件件“微事情”。这些政策与地方社会相互吸纳磨合,以期与治理目标相靠拢。在此过程中,“微问题”的解决是关键、“微心愿”的满足是保障、“微参与”的调动是基本策略。多种“微”元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提高了生态环境“微治理”效能。

中国生态文明话语中的概念隐喻及其功能研究

生态文明话语是新时代中国国家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主流话语表达。基于概念隐喻理论对中国国家领导人生态文明话语表达的分析发现,借助于隐喻的话语表达机制,中国以“重返自然”的现代性反思,建构了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科学性内涵;通过激发社会的“共同体”想象,凝聚了环境治理共识;并以全球环境危机语境下的“英雄主义”叙事,进行了环境治理的情感动员。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隐喻建构,在诠释中国的生态价值理念、促进绿色发展共识、倡导社会环保行动中发挥着重要的话语功能。

基于生态原则的青藏高原行政区划调整思考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传统行政区划原则和我国的行政区划调整实践对生态因素考虑不够,甚至与生态治理产生了冲突.本文提出行政区划要注重生态原则,要以有利于生态保护和开发作为行政区划调整和优化的重要出发点.在生态意义重大的地区,行政区划调整应该成为提升生态治理、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依据生态原则调整和优化行政区划,要充分发挥生态功能区划的指导作用.青藏高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但是行政区划的分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治理,重要生态项目的规划建设也对现有的行政区划格局提出了挑战.未来应该考虑将行政区划调整作为促进青藏高原生态治理的手段,通过发挥行政区划的资源效应,提升青藏高原的空间治理能力,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环境法治视野下工业园区“环保管家”服务模式探析

在分析“环保管家”服务模式的特点、分类及现状的基础上,剖析了制约以工业园区为主的“环保管家”模式的推广和应用发展的法律障碍;建议进一步明确第三方环境保护服务企业的行政和民事责任,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框架中的相关配套制度,建立合理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创新监管方法和监督途径,并健全财税支持和金融融资机制,从而促进“环保管家”服务模式在我国得以全面实施和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污染治理的作用,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现状、问题及对策——以国家生态文明先行区(贵州)为例

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是解决生态保护修复资金来源单一、数量不足、渠道偏窄等问题的可行路径。文章以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贵州省为研究对象,在总结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实践成效和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对策。一是针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不健全问题,可采取确权登记明晰产权、开发培育生态产品、制定政策促进碳汇产品开发交易等,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二是针对投融资体系不完善问题,可采取深化银政企合作,推动金融机构创新融资模式,设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金等措施;三是针对市场流通服务体系建设不到位问题,可通过设立工作领导小组和生态保护修复机构,建立生态产品交易服务平台,完善市场交易法律法规,强化科技和人才支撑等举措,完善市场服务体系;四是针对市场监督管理体系不完备问题,建议建立健全全流程的监管体系。

我国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建设路径研究

为适应乡村振兴战略的更高建设目标,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建设显得更加紧迫。通过系统方法考察我国乡村生态问题,深挖根源,发现散发性污染问题背后是人才缺失问题,而乡村生态治理众多资源的缺失背后是地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针对问题,以专项性和综合性相结合的方式提出解决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一系列应对措施。一是要构建从法律法规到规章条例完整的生态治理全面法治化之路,注重与乡村文化建设的融合;二是乡村生态治理主体要多元化,充分发挥基层党政组织、村民农户、外来产业经营者和社会群众的积极性;三是乡村生态治理动力激励化,构建激励机制,促进治理效能持续发挥;四是乡村生态治理方式数字化,因地制宜完善数字化检测转化系统,乡村生态治理数字化融入乡村数字化发展、生态市场化运作和社区系统化治理,以更好应对地域发展不平衡难题。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多元安全和治理框架

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危机愈发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中国也高度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鉴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复杂性,相关安全治理向度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道路,尤其是为国土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生物安全、极地安全、深海安全等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安全领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公园城市理念下公园绿地景观绩效评价研究

作为破解大城市病与建设人民城市的新模式,公园城市既是理想的城市发展模式,也是对田园城市、生态城市、山水城市、低碳城市等建设理论的新发展。通过引入景观绩效的研究方法,以景观绩效系列评价体系为参照,构建涵盖环境、社会、经济三个维度,17项一级因子和109项指标,适应于公园城市理念指导下的绿地景观绩效评价体系。以成都市天府新区兴隆湖公园为实证研究对象,选取了适用于综合公园,兼具科学性与适应性的13项一级因子、46项指标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在环境绩效层面,兴隆湖公园系统优化了其土壤保护、雨洪管理、栖息地创造与净化空气等方面的核心功能;在社会绩效层面,兴隆湖公园娱乐社交、文化保护、健康生活、教育科普、风景质量、交通通达与使用公平等方面价值显著;在经济绩效层面,兴隆湖公园提升了本地区房价地价,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的迭代升级,实现了筑巢引凤。建设公园城市,在环境层面上,要积极打造“城在绿中、园在城中、城绿相融”的新层次,构建更加精细化的区域一体化生态绿色链。在社会层面上,要努力建设“景观化、景区化、可进入、可参与”的新高度,科学植入复合城市功能。在经济层面上,要坚持市场化导向,融汇多元化场景,激发数字化消费,以场景营城实现“园·业”共生,臻至“人、城、境、业”共荣、共治、共兴。

中国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和实现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从内涵来看,中国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包括生态优先、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生态文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结合等内容,秉承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等原则。从动力机制来看,中国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主要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引领机制、生态保护的公众参与机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驱动机制等。从实现路径来看,中国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主要包括生态保护与经济的协同发展、落实环保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推行绿色技术和可持续发展、推进全球环保合作和公众的积极参与等。中国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科技创新、促进环境法治建设和加强国际合作,加强生态文明理念的宣传,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背景下内蒙古生态环境治理进路探究

近代以来,工业文明浪潮冲击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稳定关系,全球性环境问题随之愈演愈烈,已经成为制约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内蒙古作为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被称为祖国的“北大门”和首都的“护城河”,生态环境安全既关系着国家的安全稳定和健康发展,又关系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以内蒙古为考察对象,结合当下内蒙古的自然环境特征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论述在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时代背景下,生态环境保护刻不容缓;以内蒙古为代表的祖国北疆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突出,面临诸多挑战。提出内蒙古的环境问题治理或者环境保护的实施进路,以期构建生态文明建设新格局,积极推进“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陕西区域间生态环境协同执法的实践困境和完善路径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产业集聚和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出现跨区域、跨流域的复合型污染形态,生态环境治理也出现了区域外溢效应,突破了传统的以“行政区”进行生态环境行政执法的管辖范围。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京津冀、长三角、川渝等地区开展的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执法的生动实践,为陕西提供了宝贵经验。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执法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地域管辖的独立性,在实践中为区域间、流域间生态环境协同执法的实施提供了实践经验。

绿色社会工作之我构:思想基础和发展理路

中国社会工作开启“绿色转向”以来,对生态价值和绿色社会工作理路的思考主要借鉴西方思想。立足于本土思想资源,从生态价值的本体根基、历史生成、现实异化、实践路径4个方面挖掘并转义道家思想的生态价值观,探讨其与生态文明的内在关联,有助于确立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伦理基础,并从基于“生命-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立场、以“自然—人—社会主义社会”为本体的介入路线和以“认知—行动”为轴线的实践策略3个方面提出中国绿色社会工作发展的基本理路。

数字经济发展对黄河流域生态韧性的影响效应研究

近年来,沿黄各城市在快速扩张中普遍面临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土壤植被破坏、空气质量下降等问题,生态韧性趋弱。借助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以提升沿黄城市的生态韧性,是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从生态系统抵抗力、适应力、恢复力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研究2006-2017年沿黄46个城市的生态韧性演变特征,运用面板模型、时空地理加权模型分析表明:样本期内沿黄城市生态韧性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下游>中游>上游,下游城市的生态适应力、恢复力较高,但是生态抵抗力低于中上游;生态韧性大小在空间分布上呈“低-低”或“高-高”韧性区集聚特征,以省会城市为高韧性区向周边递减;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提升沿黄城市的生态适应力和恢复力,但对抵抗力有抑制作用,各因素影响生态韧性的作用强度和方向存在异质性。基于此,实现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首先,要完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通过实施数字技术向制造业、能源化工业赋能渗透,提高产业资源利用效率,推广数字技术在环境监测中的应用。其次,要加强省会城市对周围城市的带动,严防生态韧性风险连锁反应。三是沿黄城市尤其是中上游城市在吸引外商投资时要警惕产业“污染转移”问题,限制严重损害城市生态韧性的企业。四是沿黄城市只有加快高质量发展才能真正获得保障生态韧性的底蕴和底气。

社会治理视域下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法权结构与理念调和

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基础理论研究亟待转向部门法建设,而部门法建设研究应以“权力”“权利”为核心范畴。从法权结构论的角度出发,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中的“权力”与“权利”核心范畴存在应然、法定和实然三个层面的冲突,需要将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置于社会治理的语境下,从而实现“权力”和“权利”的调和。为此,检察机关应将环境权利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基石理念,实现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的对等;同时将环境权力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核心理念,做到环境权力与环境职责相通;在核心范畴中融入社会治理,提升公共利益的保障成效。

习近平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重要论述的三重论域

习近平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重要论述是因应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建设而产生,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海洋观理论基础上,对中国海洋发展的实际进行深刻探索和顺应时代潮流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从本质上看,习近平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重要论述是构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海洋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地位上看,习近平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重要论述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治理模式,维护和发展中国人民的海洋利益主体地位;从价值上看,习近平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重要论述是推动构建人海和谐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习近平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重要论述具有极为丰富的科学内涵、价值意蕴以及指导意义,为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水污染治理的政策效果评估——来自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的证据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愿景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保障,但鲜有文献对其具体实施效果予以关注。将2004—2018年国家主要流域水质监测站点的周观测数据和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数据相匹配,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对水环境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借此对中国水污染治理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估。研究发现,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显著改善了以化学需氧量和氨氮为主要表征的水环境质量,基于多种方法和策略开展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这一结论是可靠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水污染治理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镇化水平较高、水资源禀赋较低的城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主要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环境治理投资效应和公众环境关注度效应四个作用渠道改善水环境质量。

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的东北地区林业生态建设研究

以东北地区林业生态建设为研究对象,应用层次分析法构建3层次评价模型,划分东北地区林业生态建设的4个维度,确定影响东北地区林业生态建设现状的17个指标因素,并采用专家打分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东北地区林业生态建设的现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东北地区林业生态建设总体上处于“中等”且偏“良好”和“优秀”的水平(占总隶属度的0.9)。根据研究结果对东北地区林业生态建设及其未来发展提出了4个方面的建议,1)尊重自然规律,坚持科学发展;2)优化政策管理,健全监督制度;3)加强生态教育,推动民生发展;4)促进产业融合,坚持生态富民。

草原家庭承包制度下的草场环境治理——基于青藏高原H县的案例研究

草场环境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构成元素,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自然维度的深刻体现。既有研究指出,草原家庭承包制度能够促进草原环境良性治理和实现公平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牧民社会的复杂性对此论点提出了质疑。因此,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青藏高原H县草原产权变迁与草原治理实践演化历程的系统梳理,探讨了草原家庭承包制度安排下H县草原生态退化的原因与逻辑。具体而言,草原家庭承包下的围栏管理既破坏了地方传统的放牧规律,不利于草本植物的正常生长,又为牧民短期行为加剧提供了客观条件,造成放牧规模迅速扩大,草地资源需求快速增加的后果,严重影响了草地生态系统的平衡。为了更好地推动草原生态文明建设,H县依托国家行政力量与地方文化知识的合力,有效提升了草原环境治理绩效,实现了草原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在此意义上,H县的实践经验为新时代构建草原环境治理新格局提供了诸多有益启发。

自然资源丰裕度、地方政府行为与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文章在分析自然资源丰裕度、地方政府行为对生态文明建设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7—2020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在嵌套权重矩阵下构建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生态基础资源丰裕度与矿产资源丰裕度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并以地方政府行为为调节变量,检验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生态基础资源丰裕度对生态文明建设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矿产资源丰裕度对生态文明建设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资源诅咒”表现为“矿产资源诅咒”而非“生态基础资源诅咒”。由地方政府行为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可知,地方政府行为弱化了生态基础资源丰裕度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正向影响,强化了矿产资源丰裕度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负向影响。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特质与世界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探索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形成的最新科学成果和行动指南。这一思想立意深远,具有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政治优势;把崇尚人民情怀作为价值旨归;把弘扬正义底蕴作为内在要求的理论特质。这些理论特质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肉智慧。在世界影响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彰显大国风范,它创新生态文明理念,提供中国方案;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体现大国担当;建构生态命运共同体,注入中国智慧,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指明方向,产生了深远的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