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话语”:凸显边缘形态的民族志范式

民族志是人类学用于学科实践和研究的范式。它的转型和转变也成为学科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具体体现。在古典时代,人类学侧重于人类的原始形貌,“原始(野性)民族志”成了一种代表性类型。现代民族志则以反映客观事实的照相机式的“科学民族志”为标志。阐释人类学以释放主观性为特点的“实验民族志”成为近几十年人类学的代表性范式。近些年来,一种新型人类学范式悄然出现——博物民族志(“多物种民族志”)成为代表。作为新的价值追求,面对当今世界的“生态—生物—生命”危机,致力于建构以“三生话语”为主轴的民族志范式,突出了“边缘形态”的价值。

交汇、挑战与应对:大数据技术对人类学民族志的影响

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广泛、更丰富的数据资源,其规模性、实时性、多样性和高度可追溯性也为人类学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本文探讨了大数据对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影响,即大数据技术与民族志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均有交汇,使民族志兼具定性与定量的双重特质,大数据技术促进了增强型民族志、网络民族志和线下民族志的发展与创新,拓宽了人类学民族志方法运用的空间。大数据也给传统民族志方法带来挑战,使传统民族志面临技术依赖和数据过载的困扰,过度依赖大数据容易导致对数据背后的人文因素的忽视,大数据“关键问题”策略挑战民族志的客观性与准确性,且大数据难以将人类经验与主观感受完全转换成数据。此外,民族志对大数据技术的运用还面临伦理和隐私保护的问题,如何避免被研究者信息泄露并保护其知情权也是民族志方法中的重点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在民族志中需要关注“厚数据”和“小数据”,注重对数据背后的社会和象征意义的深度解释,并严肃对待伦理问题。

“人类世”视域下的《阿凡达2》与多物种民族志想象

自1784年瓦特发明蒸汽机以来,人类工业化的现代文明进程给地球环境造成了无尽的灾难。当今地球已经进入一个由人类主导的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重新审视。生态环境问题是卡梅隆的《阿凡达》两部曲中的重要言说对象,虽然潘多拉魔盒里的灾祸已在“人类世”被不幸释放,但《阿凡达》作为重要的影像人类学载体,以多物种民族志想像的关怀作为集合,关注“主体间性”的影像书写对人类与非人类二元边界的超越作用,所有的物种共同型塑着同一个生活的异域星球,展现了多物种共同体作为主导力量的救世景象。

多重面向与视角呈现:都市民族志研究的再思考

大量建基于中国都市发展与文化现象的民族志作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涌现。这些民族志作品一方面坚持与经典理论对话,一方面立足本土特色,积极开拓都市研究的话语空间,围绕跨国人口流动与全球在地化、乡—城迁移下的劳工处境、国家—社会关系下的城市社区与空间更迭等议题,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回望中国都市民族志研究的探索历程,洞察其发展趋势与整体特点,有助于进一步明晰该领域的研究进路。都市民族研究亟待立足中国社会,处理好中国与西方二重知识体系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研究方法以回应都市议题对经典民族志范式构成的挑战;与此同时,增进研究的公共性,通过良性互动促进学科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气候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气候人类学是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形成的一门人类学新兴学科,其学科渊源可以追溯到气候决定论和民族气候学等早期关于气候与人类社会的研究,这些研究试图找到因气候而产生的人类社会特点。人类学对“人为气候变化”的研究是当代气候人类学诞生的基础,气候人类学在反思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问题中萌芽,在人类学对全球气候变化现象的日益关注中正式形成,研究方向呈现出气候民族志与地方性知识两个发展趋势。气候人类学研究中较有影响的理论范式包括文化生态学、文化解释学和批判人类学,并形成了多尺度的民族志、多维度的整体观、跨文化的比较和跨学科的视角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气候人类学拓展并促进了人类学、特别是生态人类学的发展,同时学科所强调的不同价值观和知识体系,可以帮助人类以更公正和更有效的方式理解和应对全球气候危机。中国气候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在与国际同步的同时,也关注与气候相关的历史文化、哲学思想和生态智慧,并结合当代中国提出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绿色发展理念。

新世纪以来的美国教育人类学:前沿演进与热点领域——基于《人类学与教育季刊》刊文的分析

文章以美国《人类学与教育季刊》2000-2023年所刊文章及其引用网络为分析对象,以CiteSpace知识图谱作为科学计量学的方法,对美国教育人类学界的关注话题和领域进行共引文献突现分析和关键词聚类分析。研究发现:1.美国教育人类学前沿话题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2000-2009年主要是对经典理论的反思和对政策的关注,2009-2015年主要是对教育不平等的解释和对教与学过程的关注,2015-2023年主要是对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关注;2.美国教育人类学的热点领域涉及对教育文化过程与再生产之间关系的揭示,对种族、阶级、性别等特定群体教育困境的揭示,以及对主体身份、学习情境性和教学知识基金的关注;3.对主体身份、学习情境性和教学知识基金的关注,既是突现的前沿,也是高频的热点。这整体上反映了美国教育人类学的三个趋势:从关注宏观解释到关注微观揭示;从关注资料搜集到关注资料分析;从批判性解释到建设性干预。

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驱动力——一个农村“80后”阶层突围者的自我民族志

寒门子弟能否向上流动是衡量社会平等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志。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驱动力是什么?作者以局内局外双重视角和夹叙夹议的方式凸显个人反思,呈现个人成长叙事和学理思考两条主线,旨在回答底层苦难经历与教育奋斗、阶层突围的密切关系。物质条件的窘迫、农业劳动的艰辛、家人的耳提面命等能促使寒门子弟早早洞悉自己的命运,不仅使其养成自律克制、勤俭节约、孝顺懂事的品格,也驱使其加强时间管理、锤炼心志和移情父母并与之结成命运共同体,还激发出强烈的向上流动意愿和内驱力;重要他人的助力、环境文化的熏陶、社会结构机会、特定机缘与情势是助推寒门子弟阶层突围的外驱力,与底层家庭原因引发的内驱力共同驱动寒门子弟实现阶层突围。因此,底层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资本,成为寒门子弟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密钥,进而脱离“子承父业”的泥沼,解除阶层代际传递的“魔咒”;底层家庭要注重子女抗逆力的培养,促使其养成正确的认知和积极的心态,形成良好的个性品质,从而积极地、理性地应对逆境;寒门子弟要相信“读书改变命运”,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创造条件,将有限的家庭资本转化为学业成就;社会应重视教育在促进弱势群体子女向上流动中的中介作用,进一步加大欠发达地区基础教育投入,进一步完善弱势家庭子女就学政策,对教育机会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予以帮扶,进而帮助更多寒门子弟找到突破阶层代际传递的“黑匣子”,实现阶层突围。

慢性病叙事下的中风康复家庭研究——基于河北省T市中医院康复大厅的田野调查

背景在中风加剧家庭与社会负担的背景下,基于医院田野经验的康复家庭研究尚有欠缺。目的从病患、家属、家庭和医者四种叙事视角,分析医院康复大厅中存在的社会文化氛围。方法本文访谈对象均来自2021年4—7月T市中医院康复科,从患者叙事、家属叙事、家庭叙事、医生叙事四个方面,考察康复大厅内的社会文化氛围。结果中风康复患者在自身与集体的共同进步中感受到“创伤后成长”的正向体验;家属在互相交流中自发建构起俱乐部文化,并在陪伴中起到了“医患桥梁”等作用;作为整体的中风康复家庭承受两方面张力,即家庭经济负担的外部张力和家属患者之间难以互相理解的内部张力;医生能更加理性看待中风康复家庭,通过医生-患者与教师-学生的关系对比,阐明医生在与患者相处时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教师的角色。结论通过对康复大厅社会文化氛围的分析,指出中风防治面临防治重心难以下沉和部分患者难以就医的困难。医学人文研究尤其是医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建构积极的医患关系。

工商管理中国本土化路径探析--基于人类学视域下的再思考

分析工商管理与人类学的相关性,梳理工商人类学发展与应用的历程,厘清中国本土化管理的思路,对中国工商管理学科和人类学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工商管理既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现象,也是一种组织和文化现象,工商管理不仅要关注对现象的研究,而且要更关注对企业文化和人文关怀的研究。人类学对文化具有深刻且独特的研究特质,同属行为科学与社会科学,能够对工商管理实践给与理论指导,而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更可被广泛应用于工商管理的实践之中。

知识网络视角下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的演进

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在结构与建构、个体与群体、学术与学科的交互中形成了多维度的知识网络。海外民族志知识网络的生成嵌入具体的时空语境,与中国在世界角色地位的演变相伴,具有自觉的学术理念、规范的方法论本位和开放的研究视野,汇聚多领域、多地区知识生产的主客体和内容要素,呈现出较强的社群性、递进性和自反性特征。研究者的能动性实践及群际间互动推动海外民族志的迭代更新,增强海外民族志知识网络的韧性,既映射全球知识生产和消费机制的变迁,也契合中国人类学与国内相邻学科以及国际人类学的互促发展。面对知识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以及中国学科调整的新机遇,海外民族志研究者应进一步丰富个案研究的层次和内涵,强化学术实践与知识呈现的网络构建,注重提炼和运用关键概念,依托海外社会经验研究的知识升维,拓展交流对话的广度和深度,发挥人类学公共知识产品在提升国民素养、服务多元主体和促进文明互鉴等方面的作用。

《西域闻见录》民族志书写特征论析

《西域闻见录》是记载清中前期的西域史地、民族风俗的重要私修著作,本文综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研究方法,从民族志文本分析的视角考察了《西域闻见录》的写作意图、行文逻辑与编纂体例,探讨其在民族志视域下的书写特征。作者七十一在“自序”中完整表达了自己基于亲历见闻、为弥补相关典籍记载缺失、提供超越前人的西域地理风俗记载之主旨,刻画出“在彼处”之人的形象,建立叙述权威;该书行文、内容与逻辑协调形成了一套真确、融贯的西域知识表述,其内容详瞻、笔触细腻,在确保叙述客观性的同时,拓展了作者观点的表达空间;该书体例颇得乾嘉时期纪传体志书精要,兼采历时性与共时性记述之所长,统合“时间”与“空间”要素,成功描绘出动态变迁中的西域文化整体面貌。上述三方面书写特征使该书得以容纳清朝统一西域之初当地多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在复杂而多元的语言符号世界里自有其强盛之生命力,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移动短视频社区中的视觉人类学新特征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成熟将视频时代的航船推进深水区,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变革催生了新的影像记录手段和方式,让移动视频的传播成为媒介生活的一种常态。短视频社区中的媒介生活给传统的视觉人类学学科研究拓展了新场域,自我与他者的边界消弭、“全民”影像的合力成为时代的记录与见证,视觉的“接力”形成影像叙事的传承,而技术的发展又会“赋能”学科新优势,“虚拟的田野”考察研究将成为未来人类学者必须的技能,种种变化都为视觉人类学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经济人类学视域下西南民族地区产业振兴的实地研究——基于人类学四个研究案例的讨论

西南民族地区的产业振兴深刻地嵌入于本民族文化之中,只有透析民族地区产业振兴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才能真正理解民族地区产业振兴的优势及困境,这有利于制定有的放矢的产业振兴政策,促进西南民族地区的各项产业振兴。要实现西南民族地区的产业振兴,要把民族文化和特色产业衔接起来,这样才能因地制宜把当地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助力西南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共同富裕。

人类学视野下的饮食文化变迁——以甘肃庆阳高户村饮食文化为例

饮食作为族群的边界与标志,是体现一个地区文化的重要内容,其变迁同时也是一个地区整体文化变迁的缩影。人类学的重要意义就是要从个例的变化中寻找出其置于当地整体文化的普适性规则。在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中,高户村的饮食文化无论是在主食、副食、饮品等食材结构,还是在制作器具及饮食观念等精神层面都有着较为明显的变迁。然而这种变迁并非单一因素影响的结果,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变化。该文旨在通过实地调查,对甘肃庆阳高户村饮食文化的演变进行综述,以探讨其中蕴含的生计方式、社会经济及文化交融等方面的变化。

互联网时代的田野工作与人类学研究

田野工作乃人类学研究的基石,也是人类学者与他者沟通,与世界相连的重要手段。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时空压缩、流动加速、数码技术、人工智能逐步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人的存在状态,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发生着极大转变。在虚拟与现实共存的当下,人类学研究需要更新思维,以更加贴近网络情境的方式来获取信息,创造虚拟与现实世界的连接,重新思考我们身处的世界。最终,信息时代的人类学研究需要通过对数码技术及其带来的社会文化后果的关注,审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联和互动,以其特有的方式回应人类学的基本问题。

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与民族志研究范式的转变探析

田野工作是现代人类学区别于古典人类学的重要标志之一。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是现代人类学的重要基石。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现代人类学开创的实地调查研究至今,西方现代人类学已经走过100多年的发展历程,其理论和方法也日益丰富和发展。自现代人类学产生以来,西方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大致经历了写实民族志、实验民族志、多点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的理论流变和研究范式转移,它们之间的更新迭代并非线性,而是存在多线并存或共存。将田野工作的研究范式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所处社会进行关联,可以发现,它们大体沿着写实民族志(初民社会)→实验民族志(乡民社会为主、市民社会为辅)→多点民族志(乡民社会为辅、市民社会为主)→网络民族志(公民社会、信息社会)的方向演进。

时间递进与空间互动视域下侨乡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的经济人类学考察的个案研究

改革开放之后,晋江市的体育用品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引发了业内广泛的关注,但是关于华侨和海外华人资源与侨乡产业发展的经验、社会经济主体互动机制及其内在逻辑却鲜有人关注。以晋江市陈埭镇洋埭村为田野调查点,从经济人类学理论视角考察出自洋埭村的华侨、海外华人参与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的过程。经研究发现,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历经了侨资与商品经济渗透促成体育用品制造业形成的发轫阶段、大量侨企涌现并形成企业先进管理理念的独特发展模式阶段和当前的转型升级阶段。福建省地方政府、地方传统文化、宗族关系网络、侨商组织等共同建构的国内外多维空间互动场域商品交易平台为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增添了重要动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应进一步动员出自洋埭村的海内外乡贤力量,调整体育用品制造业结构,推动洋埭村体育用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面向发达社会的海外民族志之知识生产——基于法国田野的再思考

中国人类学在面向发达社会的“向上”研究中,所面临的最大“方法困境”在于,如何确定其知识生产的方向,以发掘对中国学界与中国社会有价值的实践知识与理论知识。在有关发达社会的民族志调查中,中国人类学者需要探究“成品社会”及其知识体系的结构化过程,需要发掘西方发达社会内在的多样性,需要理解其复杂实践背后的制度脉络,需要剖析诸多细节背后的制度理性,也需要发现理念与实践之间的偏离。

古典学:海外民族志之羽翼

本文以澳大利亚田野工作中得来的材料,说明在中国人类学的海外民族志研究中借鉴古典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的学术意义。澳大利亚是由英国殖民地演变而来的一个联邦国家,其文化底色是欧洲文明。无论在宗教领域,还是在体育和公共文化中,澳大利亚都显示出古典文明的强大影响。哪怕该国自认为仅处于西方文化的“外省”地带,但我们若要把握住其文化特色,依然需要对欧洲古典文明有切实的了解。在田野工作中如果遭遇引用事件,研究者应当通过识别片段、定位语境和把握分寸这三个步骤,以期完整呈现田野实况。一些具体的案例展示了这种研究进路可能产出的成果。

企业民族志的书写:田野实践和理论反思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尽管企业民族志的书写对象已经由小型社区如工厂的研究,拓展到关于跨国市场、跨国网络和全球金融等的讨论,然而,人类学整体观的研究视角,以及将民族志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对于企业人类学的发展和创新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人类学的研究传统和取向决定了企业民族志的研究视角和书写路径,也决定了企业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及其分类依据。国内企业民族志发展不仅是对企业人类学理论和范式的本土化诠释,也是对民族志方法的本土化实践及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