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改革的迷思与反思

当代高等教育改革有两个迷思,一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二是强化大学为经济发展服务。事实证明,世界一流只是少数大学的排名游戏,不适宜作为所有大学的发展指南;同样,大学与创新驱动发展之间亦非确定性的因果关系,个别大学创新创业的成功不意味着通则。在高等教育改革中,无论成为世界一流还是促进经济发展都是大学作为一类组织难以承受之重。未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应着眼长远的共同利益,而非短期的功利目标,应通过对旧体制的“颠覆性创新”,从对于学术锦标和知识经济的迷思中解脱出来,为我们时代大学的永续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14—2021年城市相关数据,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实施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试验区政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研究表明:试验区政策能够显著推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相较于非试验区城市,试验区政策的推行可以提升试验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并且政策具有空间溢出正效应,结论通过了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试验区政策对不同资源禀赋和不同行政等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机制检验发现:试验区政策通过资本产出效应和绿色要素替代效应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议以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边际效益更大化为指引,及时并有针对性地扩容试验区和推广相关政策,可优先选择资源型城市和低级别城市进行扩容或推广相关政策,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施行区域差异化引导政策。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双元创新决策的影响——基于公司治理的调节作用

基于我国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CSMAR数据库获取数字化转型指数,采用实证方法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双元创新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企业创新投入的水平,相比于利用式创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探索式创新的投入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双元创新决策”的关系也有影响,相比于探索式创新投入,股权集中度、分析师关注度、市场竞争程度高能显著增强数字化转型对利用式创新投入的正向作用。通过对产权性质和经济发达程度分组回归发现,数字化转型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大,但数字化转型对利用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大;数字化转型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在经济发达地区更大,而数字化转型对利用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更大。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政府制定相关政策都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研究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是我国建设经济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支撑。本文利用2012~2021年我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显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显著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技术创新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且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旧成立。时空异质性分析发现,自2016年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东部地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更强。据此,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内生动力;驱动产学研协同创新合作,建设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立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通道,缩小各地区发展差距。

数字金融对创业板上市公司成长的影响——基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研发创新双视角

基于2011~2020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了数字金融对创业板上市公司成长的影响,又引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研发创新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与创业板上市公司成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可以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研发创新,进而促进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成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研发创新在数字金融对创业板上市公司成长关系作用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研究结论对认识数字金融的实际价值、推动数字金融发展进而提高创业板上市公司成长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考

全球性金融危机给中国实体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中国的经济增速减缓固然与全球金融危机有关,但中国经济自身发展方式累积的问题也不容小觑。长期以来中国采取的是"赶超型尾灯式"经济发展方式。这种方式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其负作用如高投资、低消费、产业结构失衡以及外贸依存度过高等也十分明显。中国经济要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就必须将"赶超型尾灯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均衡型创新式"经济发展方式。

后危机时期我国加快发展创新型经济的思考

进入后危机时期,原有的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原来的经济模式将不断调整,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日益推出,各国为了重振经济,恢复较快增长正在展开一场新的角力。为了在后危机时期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的战略位置,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中国必须把握世界经济形势,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提高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东部地区基本现代化的政府推动与制度安排

政府是推动国家和区域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我国东部地区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现代化模式:由政府主导制度变迁与发展的江苏模式、以市场形成为主内生型发展的浙江模式、由政府推动大都市发展的上海模式以及制度与开放超前领先型发展的广东模式等。这些不同的发展模式在相互竞争、相互学习中出现一定的融合。现代化发展对经济转型升级、城镇化、生态文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多元现代化导向不仅要求政府进一步强势推进现代化目标,而且需要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深层次调节作用,重构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形成"强政府+强市场"的发展动力机制。

基于激发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视角的供给侧改革路径研究

当前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不是单纯的周期性现象,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性政策实现V型反弹,而极有可能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从深层次看,它反映的是结构性问题,仅仅向以往相关于需求管理的"三驾马车"寻求出路是不够的,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要素驱动发展战略。因此,与宏观经济发展态势及其调控方针相对应,要激发民营经济的发展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从根本上解决要素配置效率降低并由此产生的供给不足的问题,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以期培育新动力、创造新供给、释放新需求、发展新经济。

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改革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世界银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近年来金融危机、债务危机频发,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所存在的制度性缺陷显露无遗,相应改革势在必行。但是,由于世界银行具有公共组织与股份公司的双重属性,使得改革方向出现分歧,改革进程推进缓慢。从根本上说,世界银行改革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在减贫等问题上双方存在着合作的基础。中国应积极推进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改革:首先,必须明确"负责任、有作为的大国"定位,表现出推动改革的积极态度;其次,要紧密围绕"发展"主题,注重长远利益;再次,要加强对世界银行人事安排的参与;最后,要积极构建世界银行框架下发展中国家沟通与合作的正式协调机制。

新形势下全面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及政策

中国第一波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红利已经透支。在扩大内需条件下实施深度全球化战略是第二波全球化的主要议题。如果说第一波全球化的内核可以概括为"利用别国的市场用足本国的低端生产要素",那么第二波全球化的特征则主要表现为"利用本国的市场用足国外的创新要素,加速发展本国的创新经济"。抓住第二波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既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需要,也是为了消除在世界经济下行趋势下我国产能过剩的困境,更是为了利用世界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机遇,通过国内市场的吸引力加速引进高级生产要素,大力发展中国的创新经济。据此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建议。

深化供给侧改革的基本遵循:创新发展——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中央适时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增长率,重在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创新置于"五大发展理念"之首,把创新发展作为供给侧改革的基本遵循,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和供给质量。创新引领供给侧改革要从创新生态、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技术创新投入和创新人才战略等方面入手。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语境解析

经济"新常态"是经济发展特征从一种状态转向了另一种状态,而经济发展特征可以从多种视角、层面和领域来描述,因此,可以从不同语境、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来考察和理解经济"新常态"。在市场经济语境下,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是"非常态"向"常态"转变,即"计划经济常态"经过"市场化转型的市场经济非常态"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常态",是"旧常态—非常态—新常态"的转换,其核心在于形成新的市场经济规则、运行机制以及新的市场结构与模式,并持续演进。在国别语境下,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从具有中国特色的"旧常态"进入"新常态",是"在改革中发展,在转变政府职能和放松政府管制中发展,企业在激烈竞争和创新中自主发展",与美国等"去杠杆化、强化政府管制"的"新常态"具有本质区别。在发展阶段和环境语境下,中国经济"新常态"则是要适应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的新形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优化升级经济结构,更加注重民生和生态文明建设。当然,还可以从不同的区域、产业,甚至城市、企业等视角来深入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

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本文基于国际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深度调整期、国内经济步入新常态发展期的新形势,从发展、改革、结构调整、民生改善、防范经济和金融风险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新任务,指出促进经济发展应树立的空间思维、历史思维、法治思维和专业思维,以准确把握未来经济发展方向。

从美国金融危机看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定义经济增长质量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最基本要求是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在过剩经济中,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取决于高质量的需求,而优质需求来源于产品创新。同时以美国金融危机为例,说明产品创新的放缓是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强调了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性,并结合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针对中国高质量增长的要求提出进行产品创新、继续引导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通过技术进步降低成本、提高投资收益率以及改善管理、降低制度成本等政策建议。

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新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许多方面都有理论创新,它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新发展。其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完善新体制,二是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三是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我国未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重要内容。当前阶段,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对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期性突出问题给予了较好的解决。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表现在要求更加重视技术创新问题、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提升供给质量、逐步解决阻碍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未来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任务包括三个: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抓手,逐步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积极提升企业竞争力,发展更多优质企业,培养新的企业集群。

创新与变革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煤炭企业在面临经济下滑的复杂环境情况下,必须致力于创新与变革;加强行业指导和政府监管是煤炭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创新与变革是企业应对危机的战略选择

认为煤炭企业在面临经济下滑的复杂环境下,必须致力于创新与变革,加强行业指导和政府监管是煤炭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如何认识当前的国际经济危机——兼评外国学者的各种见解

当前仍在持续的国际性经济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这次危机不仅使传统资本主义模式难以为继,也宣告了新自由资本主义的破产。但资本主义制度不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将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通过深刻的变革而实现模式转型。中国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大国,已经不可避免地处于国际性的经济危机之中了,其内因是基本的。为此,必须深刻总结30多年来改革发展的经验教训,适当转变改革思路和发展方式,走一条既符合一般规律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