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lining Labor Share:Is China's Case Different?

This paper explores why labor share in China has declined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1990s. Existing literature usually ascribes the labor share declin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o bias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owever, our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China ＂s case is different. Using a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estimated with three-stage least squares, we find that FD1,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ivatization have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labor share.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FDl on labor share results from regional competition for FD1, which weakens labor forces＂ bargaining power. A U-shaped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labor share a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hina is now on the declining part of the curv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privatization on the labor share stem from the elimination of the so-called ＂wage costs eroding profit ＂ situation and the positive supply shock on the labor market.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数字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力量。文章基于2013—2021年我国25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劳动收入份额与共同富裕三者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水平,且上述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城市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较强,对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城市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较弱。机制分析表明,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是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赋能效应呈现非线性递增特征。

创新活跃度、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活跃度提升可激活市场要素配置活力,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文章系统梳理创新活跃度、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理论关系,选取2015—2020年287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创新活跃度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传导机制与异质性传导路径,并以劳动收入份额作为门槛变量检验创新活跃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创新活跃度不仅直接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还可通过劳动收入份额间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活跃度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劳动收入份额门槛效应;创新活跃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由此,应从制定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助力创新活跃度与劳动收入份额融合发展、因地制宜探索创新举措方面入手,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阐释与中国方案

面对国际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二十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必须深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语境。既往的全球化建立在“虚假的共同体”社会生态基础之上,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也破坏了自身的社会生态系统,表现出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国家经济主权面临威胁、传统历史文化遭遇解构和生态环境陷入危机等一系列“脱嵌”问题。而作为“真正的共同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全球共识性价值目标和典型的中国实践,注重构建国际经贸合作的社会生态,并以发展新型国际关系作为实施基础,能够为构建未来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生态基础提供中国方案。

全球价值链嵌入、无形资产收入与劳动收入份额

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探讨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无形资产收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机制及知识产权制度质量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进一步讨论该效应的国家发展水平和行业异质性效应。研究显示,无形资产收入是全球价值链嵌入降低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机制路径,同时高水平知识产权制度质量对劳动收入份额也存在负面影响。本研究补充和完善了全球价值链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就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分配制度进一步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和包容性全球价值链构建提供了一定的政策依据。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为何持续下降?——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

本文从金融发展视角解读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一现象。首先基于文献探讨金融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利用1997-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金融发展的总指标,还是分项指标皆与劳动份额有显著负向关系,说明现阶段金融发展是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便控制内生性、异常样本点和指标定义等潜在问题,上述结论也是稳健可靠的。本文评估了金融发展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也为破解当前我国经济的消费-投资结构困境提供了一定政策启示。

以人工智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提质升级——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思考

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正带来第四次工业革命,逐步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引领人类进入智能时代。新一轮产业变革中以生产力中物的要素代替人的要素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出智能劳动是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普通劳动而言的新型劳动方式。如果以智能劳动为分析对象,揭示智能劳动创造价值,依然可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得到解释。每一次革命性的技术进步会带动整个社会的变革,尤其是产业的革命。作为一项划时代的科技成果,人工智能则能够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和学习,直接参与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并表现出与人类理性思维方式完全不同的思考逻辑,从提升产业业态、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类与技术的深层次联系。同时,在众多发展中国家中,我国有望成为人工智能竞争中的领跑者和带动者。在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国际产能合作已成为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我国应根据沿线国家技术状况布局,以大数据为核心,构建开放共享、质优价廉的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发展平台,推进产业演进,生成新兴产业并改造原有产业。让"人工智能红利"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大动能,助力推动共担共享的全球治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劳动份额的影响及政策启示——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笔者利用1993年～2009年间各省数据,对1993年～2009年、2002年～2009年、1993年～2001分别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劳动份额的影响。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对劳动份额的影响主要发生在2002年～2009年,由于1993年～2001年与2002年～2009年经济全球化对劳动份额的效应不同而相互抵消,1993年～2009年间经济全球化对劳动份额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掩盖了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劳动份额的影响。进一步以2002年～2009年间数据,对东、中和西部地区分别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对劳动份额的影响逐步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并且可能会呈现倒U型趋势,即先上升后下降。因此,我们应降低外贸依存度,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提高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引导力度,从而逐步提高劳动份额。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

人才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经济全球化对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既带来了积极发展的促进作用，也会有人才流失的消极影响。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应该具有宏观指导性，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措施应该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劳动者报酬份额的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

劳动者报酬份额过低不利于公众分享改革开放成果,也难以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是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产业结构演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与就业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一段时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与深化改革,劳动者报酬份额将逐步提升。进一步发展教育提升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劳动者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是有效提升劳动者报酬份额的必要前提。

德日美劳动关系的历史考察及启示

经济因素虽然对劳动关系具有重要影响,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还有其他一些因素的作用至关重要。任何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不能与自身的历史相割裂的,否则就会失去发展的根基与动力。可以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关系进行历史考察,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的形成和完善。

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及其原因述评

最近二十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这一现象不仅受到党和国家关注,也吸引了学界积极研究。本文回顾了国内外关于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及其原因的研究动态,特别是最近不到十年间关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研究的进展,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全景式描述,在此基础上展望了这一领域未来的研究趋势和方向。

西部地区初次收入分配格局问题研究

西部地区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要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和全国整体水平,资本收入占GDP比重则相反,另外,政府初次收入(直接生产税)占GDP比重保持相对稳定。但西部地区劳动报酬比重呈现出下降态势,不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导致这种变动的因素包括产业结构调整、西部地区相对富余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以及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因而,西部地区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并构建促进劳动报酬比重持续提高的长效机制。

农民工与私营企业劳动关系:发展目标、实践特征与规制路径

遵循市场化劳动关系运行逻辑,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方法分析农民工与私营企业劳动关系认为,经济效率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首要目标,分配公平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劳动关系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基础性关系,转型期农民工与私营企业劳动关系的发展目标在于实现企业经济效率与收益分配公平的均衡。当前农民工与私营企业在实践上形成了高效率、低公平的非均衡劳动关系,不利于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劳动关系合作治理、型构合理社会结构、凝聚劳动伦理共识及利益关系协调稳定。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回归农民工应有身份,强化政府劳动关系治理职能、切实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促进农民工组织规范发展、提升组织化维权能力,推动企业发展转型升级、培育市场核心竞争优势等是提高劳动关系的公平性、构建效率与公平均衡的劳动关系之规制路径。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民营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民营企业的发展对于拉动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问题在于,很多民营企业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显露出许多的“先天不足”,很难做长做大,而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民营企业更是难以与国外大公司抗衡,因此,民营企业只有审时度势,不断调整发展战略,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制度改革和科技进步,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论国际分工与世界秩序

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带来了世界性工业与农业的分工,带来了英国治下的世界秩序。美国的崛起重新调整世界分工的主导权,协调了世界分工,带来了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当今的全球化生产带来了新的分工格局,也带来了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在面对新的全球分工形势,中国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引领与推动经济全球化,坚持走开放、包容式发展道路,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远大理想的前提,也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更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需要。

寻求经济增长与成果共享平衡的发展政策——基于1996—2012年影响劳动报酬份额因素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6—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资本深化、财政支出对劳动报酬份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报酬份额之间存在"U"型关系且目前正处于曲线下降阶段。全球化使劳动报酬份额有所上升,人力资本的影响并不显著。分地区而言,东中西部之间影响劳动报酬份额的因素存在较大的差异,资本深化、进出口、产业结构等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不尽相同。寻求经济增长与成果共享平衡的发展政策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地区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的作用与方向。在具体举措上,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加大人力资本和公共服务投入,加强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提高其与资本谈判过程中的谈判能力。

全球化视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与PPP标准:中国的选择

2016年是联合国推动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15年议程的开启之年,包括消除贫困为首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愈发重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把源于欧洲的PPP公私伙伴关系,作为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制和有效工具向全世界推荐,并通过与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对应和匹配的27个PPP标准的制定和推广来更好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国PPP实践特别是PPP研究起步较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理念、人才、法规和机制等多方面的缺失,为此建议加强与联合国机构的合作,通过强有力的系统培训,并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尽快地解决PPP理念问题和人才问题,加快PPP立法并建立科学合理的PPP工作协调机制。

我国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现存问题及其根源

近几年,我国私营企业发展较快,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在肯定私营企业所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劳资关系问题就是其中之一。私营企业普遍存在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违法行为。究其原因首要因素是经济因素,另外还包括法律、文化、道德等方面的因素。私营企业劳资关系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全球竞争、经济发展与政府福利支出:以珠三角为例

理解政府福利支出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福利制度。以珠三角地区9个城市2000—2014年的政府福利支出为研究对象,采用广义线性回归的随机效应模型描述并分析了在全球竞争压力下该地区政府福利支出何以稳步增长。研究发现,尽管全球竞争的压力抑制了政府福利支出,但经济发展水平是政府福利支出的重要动力。其中,总的政府福利支出、医疗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与人均GDP是"倒U型"关系,教育支出与人均GDP是正向线性关系,劳动争议能促进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