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timation,analysis of China's labor force 2000-08

The author estimated and analyzed China's urban and rural economically active,employed and unemployed populations as well as the labor-force participation ratio and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rates from 2000-2008 by referring to population census data and establishing estimation models in this paper.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changing trends in China's urban and rural 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 from 2000-2008.

农村劳动力流动、经济增长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城乡一体化发展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抓手。近年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但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和劳动力流动而同步转化,存在着严重的滞后性。城乡二元结构成为掣肘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2006—2020年我国31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动态面板模型(SYS-GMM)分析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运用门槛效应模型,以劳动力流动为门槛变量,分析经济增长对城乡二元结构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促进城乡二元结构转化,而经济增长抑制城乡二元结构转化;经济增长对城乡二元结构的作用受到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当劳动力流动规模超过一定限度后,经济增长对城乡二元结构转化的抑制作用将得到缓解。

数字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效应——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人口红利”是解释中国等东亚国家经济增长奇迹的核心概念和关键要素,但一些国家的人口红利在创造经济奇迹之后已开始逐渐衰退。当前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其能够减缓人口红利的衰退,形成数字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效应吗?在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劳动就业率、人力资本以及资本深化水平缓解人口红利衰退的理论基础上,基于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引入三变量交互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动态面板DIF-GMM和SYS-GMM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对人口红利的衰退具有显著的减缓作用。该减缓作用是通过提高劳动就业率、人力资本以及资本深化水平间接实现的,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影响人口红利的传导路径不具显著性。第二,在利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具有稳健性。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以“胡焕庸线”为界的东南部地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西北部地区明显,同时数字经济发展对人口红利衰退的减缓作用较西北部地区突出。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的南方地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北方地区明显,较为特别的是北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人力资本影响人口红利的系数较南方地区大一些。以国家统计局三大地带为划分标准的东中西部地区异质性显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劳动就业率、资本深化缓解人口红利衰退的能力从强到弱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而西部地区通过人力资本缓解人口红利衰退的边际能力却强于东部、中部地区。

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

就业是农民工进城谋生的基本途径,而就业稳定是农民工定居城市的基本保障。利用辽宁省农民工调研数据,在构建农民工城市定居决策模型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区域稳定性较之职业稳定性的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讨论发现,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普遍存在,且在不同特征群体中存在差异;职业稳定性能够显著提升新一代、高收入和在小城市就业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区域稳定性能够显著提升老一代、从事白领职业和高收入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

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分析

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依靠要素投入的旧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而要保持经济增长,就必须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与传统经济相比,创新经济生产率更高,增长动力更强,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同时,创新经济还能够更好地协调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满足差异化消费需求,体现了新一轮产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变革,代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方向。创新经济在创造新就业岗位的同时,还带来了就业方式和就业形态的变化,这部分就业因此可以被称为新就业。测算结果表明,2017年创新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例约为15. 2%,与2007年的8%相比增加了近一倍;新就业占总就业的比例约为10. 5%,与2007年的5. 4%相比也增加了几乎一倍;创新经济对增长和就业的贡献不断增强。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新机遇,大力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培育和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是当前经济转型背景下实现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

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基于技术进步角度的分析

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内,以索洛模型为基础,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现状以及新型城镇化可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严谨地分析。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能够解决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困境。新型城镇化通过解放农村闲置劳动力、降低储蓄率、促进技术进步3种主要手段影响经济的平衡增长路径、经济的增长率和经济的稳定性,因此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应注意协调3种手段之间的关系,以促进技术进步为主、以解决中国特有的农村闲置劳动力和高储蓄率问题为辅,长期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引导机制研究——以地级市为战略支点分析

主流观点从降低行政管理成本视角,认为要弱化中国地级市地位和功能。与主流观点不同,文章从经济学的视角,认为地级市的经济地位不应该削弱而应该进一步增强,进而将地级市打造成为各省的区域次中心,成为未来城镇化过程中工商业发展的主要载体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要目的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需要从产业、资金、资源、市场、制度等方面加以引导,促进地级市产业发展,并吸纳足量的农村劳动力到地级市就业与定居。

住房保障与城市经济增长协同机制研究

以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为分析框架,探讨劳动力供给和房地产市场要素在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以及住房保障与这些要素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中国人口结构快速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供给短缺,同时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迫使政府探索新的财政收入来源,这些劳动力供给和房地产市场要素的改变将抑制未来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指导原则下,发挥住房保障对吸引劳动力的正效应,将为城市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特殊性及其对城市化影响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具有三大特点,即二元经济转型以体制转轨为背景并受体制转轨进程的制约、二元经济转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以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非城市化与半城市化路径。受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特殊性的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以及"农村病"严重存在的同时"城市病"日益突出等问题。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上述问题必须深化二元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统筹城乡发展。

经济增长对就业拉动能力再分析——以新疆为例

本文利用历年新疆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出就业弹性,对新疆经济增长和三次产业发展对就业的拉动能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新疆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就业人数的增加,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促进了就业结构的转变,但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就业人数增长速度,就业弹性较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能力较弱。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困境及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当前外出就业农民工的主体,然而他们在就业过程中面临就业层次较低、稳定性较差、就业途径较窄、收入水平较低等困境。基于问卷调查所得到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因素的相关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因素主要有自身发展状况、制度环境、社会环境等,其中包括专业技能、文化程度以及就业观念在内的自身发展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影响最大,同时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能够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和平台。

抓住重大问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总体趋势是稳中向好,但同时还要看到我国经济运行中还存在国有投资热,民间投资冷;虚拟经济(包括房地产)投资热,实体经济投资冷;海外投资热,国内投资冷;投资领域3个冷热不均现象导致M1增速远远高于M2增速等几个突出问题。要解决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这些突出矛盾,需不断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改革促进结构的转换,通过结构转换不断释放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一是推进城乡一体化,二是实现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增长,三是以技术创新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其中,最强大的新动能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即推进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农民工的市民化和特色小镇建设。同时,还要聚焦投资体制改革,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聚焦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增加技术和人才供给。

山东省所有制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和劳动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依据1978～2005年山东省所有制结构、GDP和劳动就业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从GDP和劳动就业两个方面检验了山东省所有制结构调整的效果。检验结果显示，只有集体经济与山东省经济增长、劳动就业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即集体经济对山东省经济增长和劳动就业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

城市新社会群体与滨海新区经济社会发展论析

在滨海新区的发展和建设中流动劳动人口发挥了很大作用,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之后,将会有更多的流动劳动人口投身于新区建设。因此,有必要全面分析滨海新区流动劳动人口的现状、特点和作用等问题,探求流动劳动人口与滨海新区发展的规律,以更好地为滨海新区的发展服务。

我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研究——基于资本和劳动力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水平快速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率大于9%,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解决了13.9亿人的温饱问题,贫困人口比例低于7%。历经几十年的连续增长后,国内经济出现了某些减弱的迹象。尤其是在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中,我国进出口总额迅速下降,经济增长随之放缓。虽然我国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和措施,及时地扭转了经济增长下滑的局面,但却带来了一系列副作用,例如通胀趋势凸显,房地产价格屡创新高,许多工业体系严重产能过剩等。所有的这些现象,归根结底都指向了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可以持续的问题。文章从资本和劳动力两个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展开探讨,并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优势作用,从而为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经济增长视角下的中国劳动力数量与结构变化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已经在2012年呈现负增长，劳动力（20-59岁）数量也将从2016年开始下降，2022年开始，我国劳动力数量则会快速下降。目前劳动供给紧平衡，农村向城镇转移劳动力速度放缓，工资快速上涨，求人倍率连续三年大于1。伴随我国劳动力数量下降，劳动市场将供小于求，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文章建议，一方面要提高劳动参与率，降低经济对劳动力数量的依赖，另一方面要提高劳动效率，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村就业人口向城镇转移，减少结构性就业矛盾。

浅谈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无论生产还是消费,人口红利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随着人口红利的下降,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将出现新的变化。"十三五"期间,中国应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制定相应政策,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挖掘新的人口红利,以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动力,实现科学发展。

中国的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

进入本世纪1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和人口双双进入了"新常态"。这两个新常态将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道路、模式和步伐。人口变量不仅是影响消费市场的决定因素,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还会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影响各个要素市场,进而影响整个经济的供给与需求的长期均衡。因此,人口新常态不仅是我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的决定因素之一,同时也是新常态下经济运行的基础性条件。文章在明确我国人口新常态的性质及其5个基本特征的基础上,从新常态下的人口与经济关系结构入手,分析人口新常态对新常态经济影响的具体路径,探讨人口新常态各种可能的经济后果及应对策略。

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的机制与实证分析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城市化和经济增长是紧密联系又互相促进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国民产出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城市化推进是其运行中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的机制。中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满足了城市化的需要,城市化通过刺激投资规模扩张、产业结构优化和人力资本提升作用于经济增长。

新能源消费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新能源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1991~2014年数据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新能源消费的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同时经济增长也会促进新能源消费的增长,两者存在动态的双向关系。因此,应高度重视新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优化新能源经济政策及外部环境;加大新能源研发力度,提升新能源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加大新能源行业监管力度,依法打击骗取新能源补贴行为;综合开发多种新能源,提升新能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