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增长的路径和支撑——深圳转型升级的经验

深圳转型升级的经验为"新常态"增长做出了两个理论贡献,即专业化分工和制度创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深圳顺利实现了"深圳加工—深圳制造—深圳创造"的产业持续跨越性升级。深圳经验的核心在于,不仅重视产业分工深化中所体现的市场自我发育过程,也强调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构建一个适于企业创新与学习的环境,支持企业分工专业化的创新过程,为产业升级奠定支撑基础,从而实现增长的"新常态"。

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及收入差距的机理研究——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下分工视域的理论探究和跨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将基础设施分为软基础设施和硬基础设施,从分工视域探析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及收入差距的机理:在现代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需要一定的软基础设施促进技术创新并保证分工的形成,分工的演进则需要改善硬基础设施以扩大物理上的市场规模;随着经济增长,软基础设施和硬基础设施都需要不断完善,协同促进社会分工体系的优化发展和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的内生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创新的外生性,不仅在现代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而且在其经济赶超的全过程中,软基础设施的作用都比硬基础设施更为显著。基础设施的差异将导致经济增长的异质,进而产生收入差距;由于软基础设施的差异更加难以消除,软基础设施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139个国家和地区1996—2014年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较好地支持了上述理论分析:软基础设施具有更为显著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OECD国家的软硬基础设施均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而非OECD国家只有软基础设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差距越大则人均收入差距越大,非OECD国家软基础设施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应更加重视软基础设施建设,但软基础设施的完善不能以西方价值体系为标准,而应基于国情以有效促进分工的形成和演进为标准。

城市化、收益递增与经济增长

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演变,经济学用收益递增来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这也为解释城市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经济学家对于城市化的作用提出了新的认识:通过城市化,经济活动在城市地区聚集起来就会促进技术创新。依靠技术创新,依靠城市的多样性、城市在人力资本积累和生产协作方面的优势,提高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城市化有利于扩展市场,提高产业协作效率,形成有利于分工的制度和文化,促进了分工的演进,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从社会发展来看,政策的设计应从抑制城市化和城市增长转向城市治理,发挥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创新与分工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兼评Romer和杨小凯的分工模型

经济学文献通常分别考察创新和分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创新与分工两个概念(特别是杨格逐步发展的产业间分工)之间存在紧密的逻辑联系。本文在分析熊彼特创新与杨格产业间分工概念的逻辑联系基础上,说明罗默在其内生增长模型中按照杨格的思想,较为模糊地把创新与产业间分工联系在一起解释报酬递增。罗默的模型把资本分解为一系列生产耐用品,从而可以用新产品创新导致产业间分工的发展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杨小凯更注重通过数学化斯密的分工概念来解释经济增长,未能充分认识创新和逐步发展的产业间分工对报酬递增的重要作用。这两个模型都陷入用数学模型解释复杂经济机制面临的困境,难以深刻揭示创新与分工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而新近发展的新演化经济学能够给出更好的解释。

技术进步研究评析

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一切知识的总和,技术进步象一条涓涓溪流始终贯穿于整个经济增长与发展史,技术的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基础,经济学家们就技术进步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是在对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理论探索中逐步展开的,许多经济学流派都曾关注过技术进步并试图将技术进步溶入其理论框架,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用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增长过程。本文从亚当.斯密体现在积累及劳动分工上的技术进步因素开始,循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时序,分别进一步评析了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以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以及色彩斑斓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各大理论流派均认同技术进步一定会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但人类显然还没有找到一把普适的经济发展的"魔杖",关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在不断延续展开着。

经济增长与通货紧缩

经济增长表现为商品与服务的生产总量的增加。货币数量的增幅跟不上商品与服务增加的速度,因而售价随之降低。而对经济增长的原因,可追溯到创新、劳动分工等人类智慧的精进以及人类勤勉节约而有的储蓄积累。因此,增长型通货紧缩非但不必惧怕,更应欢欣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