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de Benefits and Environmental Costs of GVCS: A Case Study of the BRICS

As the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has developed with the divis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s (GVCS), the export trade of 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and South Africa (BRICS) has grown rapidly. The resulting growth of carbon emissions has drawn wide atten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necessitating the comparison of the trade benefits and environmental costs of the BRICS participation in GVCS. Based on the Eora databas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decomposition framework for the calculation of export value-added and embodied carbon, based on a multi-region input-output (MRIO) model. The trade benefits and environmental costs paid by the BRICS’ total exports from 1990 to 2015 were measured and the imbalance was analyzed, along with the cau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in value-added and carbon embodied in the BRICS’ exports originate from their own countries, and the domestic value-added content of the BRICS’ exports decreased while the foreign value-added content increased.

中国省际增加值贸易隐含碳空间转移及影响机制研究

增加值贸易隐含碳核算及影响机制分析,是厘定地区碳排放责任和制定碳减排政策的关键。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采用中国内地31省份投入产出表和省域能源消耗直接碳排放数据,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对省际增加值贸易隐含碳流通路径进行解构,实证测度省际流出和流入贸易隐含碳与净碳转移量,揭示省域贸易隐含碳构成、行业结构及转移方向;采用结构分解方法探究了省际贸易隐含碳变动的影响机制问题。结果显示:(1)中国省域“双侧”增加值碳排放规模整体波动增长,省内排放增量突出,而省际贸易隐含碳增速显著。(2)省内排放是省域“双侧”增加值碳排放的主体构成,省际增加值贸易隐含碳集中于中间产品和最终需求直接跨省贸易,且集中于其他服务业、农业、建筑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服务业、食品饮料和烟草制造业等。(3)省际增加值流出和流入贸易隐含碳分别集中于中西部重点能源及重化工省份和中东部经济体量较大省份,且前者对后者存在净碳调入;省际净碳转移重点源自建筑业、其他服务业、农业等的中间产品和最终需求非对称跨区流动。(4)碳强度和省际产业关联效应对省际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变动具有抑制作用,而增加值系数、最终需求规模和结构效应的作用方向反之,且碳强度和最终需求规模效应的作用贡献较突出。该研究对完善省域碳排放核算方法、明确地区碳排放责任、制定地区差异化碳减排政策和梯度有序碳达峰目标等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的中国区域间碳排放转移研究

借助增加值贸易概念,使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在跨省跨产业的中国国内价值链框架下测算各省二氧化碳的生产侧排放、消费侧排放,将区域间排放转移按传统贸易、简单价值链贸易和复杂价值链贸易进行分解测算并评估不同贸易路径上排放转移的潜在环境成本。研究发现:(1)2012年中国大部分省份参与国内价值链过程中的碳排放占其生产侧总碳排放的80%以上,有一半的省份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90%;(2)与通过跨省的传统贸易创造增加值方式相比,通过国内价值链贸易创造的增加值更高碳;(3)2012年中国跨区域的排放转移比2007年增加了148.2%,约29.8亿吨,其中通过简单价值链和复杂价值链的排放转移分别增加了119.6%和336.7%,约10.8亿吨和15.9亿吨,这两条价值链上排放转移的环境成本也有较大增加;(4)西北地区是碳排放净流出最多的区域,东部沿海地区是净流入最多的区域。

中国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碳排放转移效应研究

本文将区域投入产出表嵌入全球投入产出表并构建相应的碳排放账户,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和结构分解分析方法,试图从价值链渠道、区域(国别)流向、部门结构和影响因素等角度解释我国各区域国内-外贸易的增加值碳排放转移效应。结果表明,国内贸易的增加值碳排放转入主要通过国内价值链实现并且以中间品贸易为主,而国际价值链对于对外贸易增加值碳排放转入的贡献程度更大;国内增加值碳排放转入主要流向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国外增加值碳排放转入主要流向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碳排放强度和增加值系数的下降有助于降低国内-外贸易增加值碳排放转入,而需求结构和需求规模的变动效应则相反。本文结论对于如何协调国内-国际分工、调整国内产业和碳减排布局,有效促进区域间平衡发展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基于碳排放权价值的中国省域绿色贸易利益测度

作为碳排放大国和出口强国,中国获得贸易顺差的背后是生产出口产品所带来的巨量碳排放。科学测算碳排放导致的价值损失,对“双碳”目标下的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通过构建嵌入式多区域投入产出表,从双边贸易层面和行业层面,分析中国30个省份进出口贸易隐含碳的现状,并利用碳排放权价值测算各省份对外贸易的环境净损失;在增加值贸易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中国省域绿色贸易利益。研究表明,从双边贸易层面看,中国省域出口贸易隐含碳主要由美国和欧盟转入,进口贸易隐含碳主要向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土耳其转出。对东盟贸易隐含碳占比较大的省份主要位于西南地区,对BRIIMT贸易隐含碳占比较大的省份主要位于北部地区,对日韩贸易隐含碳占比较大的省份主要位于东部地区。从行业层面看,出口贸易隐含碳集中在制造业和电热生产供应业,占比之和超过70%,且各省份的行业结构具有一定差异性。进口贸易隐含碳集中在电热生产供应业和运输业,占比之和约63%。引入碳排放权价值后,中国30省份的绿色贸易利益相比于增加值贸易利益减少0.94%。作为隐含碳净出口国,中国有28个省份在对外贸易中承担环境净损失。其中新疆和甘肃环境净损失的比重最高,分别为69.29%和57.43%。天津、吉林等7个省份在损失增加值贸易利益的同时,还承担着净出口贸易隐含碳带来的环境污染。针对结论,该研究提出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省域间差异化减排、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的建议。

基于垂直专业化的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研究

垂直专业化是当前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地区)间的垂直专业化程度逐步提高。通过构建基于垂直专业化的对外贸易隐含碳测算模型,利用可比价全球投入产出表测算并分析中国1995—2009年的对外贸易隐含碳;考虑到各国的技术异质性,使用各进口国本国的碳排放系数测算中国的进口隐含碳,以求测算结果更加准确。研究结果表明:1995—2009年,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垂直专业化程度逐渐增强,中国为生产出口产品排放了大量的CO2。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在整体上逐渐增加,其中出口隐含碳从1995年的502.12百万吨增加到2009年的2 398.96百万吨;进口隐含碳从1995年的141.14百万吨增加到2009年的1 423.7百万吨,净出口隐含碳从1995年的360.96百万吨增加到2009年的975.26百万吨。从分行业的情况看,纺织业和光电设备制造业等部门是隐含碳的主要净出口部门;采掘业和建筑业等部门是隐含碳的净进口部门。中国的对外贸易隐含碳呈现失衡状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中国为对外贸易隐含碳的净输出国;另一方面,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占出口产品总含碳量的比重一直高于中国出口产品中国内增加值的比重。

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中美贸易隐含能源、碳排放的测算

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利用欧盟资助开发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和环境账户数据,测算了1995-2009年中国与美国的增加值贸易规模及净值,在此基础上利用环境账户中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数据测算出中美外贸隐含能源和隐含碳排放总体水平及其行业结构。研究表明:1995-2009 年,中国对美国的增加值出口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但随后受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增加值出口规模有所减小;相比于美国,中国单位增加值能耗和碳排放水平较高,从而导致较大规模的隐含能源和隐含碳出口,长期处于隐含能源和隐含碳净输出国地位,且净输出规模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从行业结构来看,电力、燃气及水的供应业等能源行业是中国出口隐含能源和隐含碳排放的主要行业来源。

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的测算与责任分担

基于WIOD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本文采用Full-MRIO模型测算了中国与世界40个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生产侧碳排放、消费侧碳排放和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并首次提出将贸易利益作为分配因子,对中国与各国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进行分配。结果显示,研究期间中国生产侧碳排放一直显著高于消费侧碳排放,且对多数国家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呈现顺差,中国实际为全球消费承担了碳排放,并非仅为发达国家;中国90.41%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顺差来自制造业,行业碳排放强度较高是造成顺差的主要原因;在以贸易利益为分配因子的共担责任原则下,中国2009年承担的碳排放责任比生产责任原则下低6.7%,比消费责任原则下高12.9%,按共担责任原则计量中国的碳排放责任更加合理和折衷。

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新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的分析

当前中国提速推进与RCEP成员国的经贸谈判,这是引领经济全球化和提振后疫情时代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积极信号。基于OECD(2018TiVA)数据库,创新性的以增加值贸易视角比较测度分析了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实证检验了增加值贸易下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增加值贸易下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静态产业内贸易主要在资本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部门;区域内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动态演变和参与国际化生产层次具有“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阶梯状特征;FDI、人均GDP、工业化水平、开放经济距离和基础设施质量是影响增加值贸易下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且存在显著空间差异和行业异质性。基于此,结合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贸格局,从增加值贸易视角我国应积极采取促进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隐含碳排放对比分析

利用Eora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库,在增加值贸易核算框架下测算全球189个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隐含碳进出口情况,重点讨论发展中国家(地区)和发达国家(地区)增加值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流动趋势与行业特征。研究发现:1)发达国家(地区)是全球主要的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净进口地,而发展中国家(地区)则是主要的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净出口地,2000—2015年发展中国家(地区)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净出口量不断增长,2015年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净出口量占全球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净出口总量的95%左右。2)中国、印度、俄罗斯、南非、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地区)对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新加坡、法国等发达国家(地区)的隐含碳净出口比重在50%至90%以上。3)从行业上看,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发达国家(地区)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净出口均主要集中于电、煤气和水,石油、化工和非金属矿物产品,运输业,采矿和采石,电气机械等行业,主要行业的中间产品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净流动多数高于最终产品。发展中国家(地区)替发达国家(地区)承担着全球主要的碳排放生产者责任,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隐含碳流出国,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低碳发展刻不容缓。

亚太价值链构建中的原产地规则分析

原产地规则的多样性是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复杂性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阻碍亚太价值链构建的重要因素。介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亚自由贸易区之间的TPP原产地规则,考虑了亚太地区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其简洁性和兼容性代表了未来亚太区域价值链的发展方向。中国要在提升本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增加值的基础上,通过自由贸易区域网络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原产地规则的对接与协调,实现TPP、RCEP和FTAAP等合作机制的互动与融合,进而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国家全球价值链升级研究

利用OECD与WTO联合发布的2015版TIVA数据,在附加值贸易的框架下,测算出中国以及中南半岛各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柬埔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位置,分析影响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国家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更深程度地参与全球价值链、短期内失业率的上升以及高水平的基础设施,都能够显著提升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过高的物质资本形成,过高的政府支出,将会阻碍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国家向价值链的高端地位攀升。

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增加值指数研究

中国在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正面临着两重压力:一方面,中国一些行业正被锁定在国际价值分工低附加值的低端环节;另一方面,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跃居世界第一。论文基于全球价值链背景,将总贸易核算方法与世界环境投入产出模型结合,从国家整体层面、双边贸易层面、行业层面对2000—201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国内增加值和隐含碳排放量分别进行了核算,并构建了隐含碳增加值指数,由此发现国际社会高估了中国的碳减排责任,中国进一步的减排重点在于能源部门。

中国出口贸易利益与环境成本的失衡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但同时也是第一大碳排放国,出口获得的贸易利益与付出的环境成本之间的关系值得关注。本文使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提供的数据,利用增加值和隐含碳分别衡量出口的贸易利益与环境成本,通过构建和测算关系指数考察中国出口贸易利益与环境成本的失衡关系,并借助国家和行业层面的贡献度来分析产生失衡的主要来源。研究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确引起了中国出口贸易利益与环境成本的失衡,但失衡程度总体呈下降趋势;对美国等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可能造成中国出口贸易利益与环境成本的失衡;制造业出口是导致中国出现贸易利益与环境成本失衡的主要原因。此外,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有利于减缓出口贸易利益与环境成本的失衡。基于此,本文提出要注重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协调发展,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合作,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等应对措施。

出口贸易对中韩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从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的视角测算中韩两国出口贸易对GDP的贡献率,剖析两国出口贸易结构方面的变化,分产业和部门测算两国由出口贸易形成的GDP、出口贸易对GDP形成的贡献率、单位出口贡献系数、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研究显示中韩双边贸易中产业内贸易只在少数部门发生,中韩在贸易领域间合作空间很大。中韩两国应注意贸易结构内部的变化,尤其要转变主要贸易部门的结构,这对于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产业结构更新升级,使出口增长正向拉动经济增长会起到重要作用。

增加值贸易、产业结构相似度与中国—东盟经济联动

针对中国—东盟区域增加值贸易呈逐步增加的趋势,在利用OECD-WTO TiVA投入—产出数据库核算中国—东盟区域增加值贸易指数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增加值贸易对中国—东盟经济联动的影响。2005~2015年中国—东盟区域增加值贸易指数提高了49.7%,经济联动呈U型变动趋势。双向固定效应和系统GMM动态检验表明,增加值贸易对中国—东盟经济联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产业结构相似度对增加值贸易影响经济联动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产业结构相似度越高,增加值贸易对经济联动的影响越弱。在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中国—东盟可充分利用成员国产业结构相似度弱的条件,发挥要素互补优势,加强价值链分工合作,不断促进区域经济深度一体化。

中韩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

中韩两国在1992年建交以来,两国的的友好协作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此背景下,文章从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的视角出发,测算两国出口贸易对GDP的形成的贡献率,剖析两国的出口贸易结构方面的变化,同时说明分产业和部门测算两国由出口贸易形成的GDP、出口贸易对GDP形成的贡献率、单位出口贡献系数以及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文章认为两国应该注意贸易结构内部的变化,尤其是要转变中韩两国贸易的主要部门结构,这对于中韩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对双方产业结构更新升级,使出口增长正方向地拉动经济增长将起到重要作用。

全球价值链的核算及其与环境要素的关联研究综述

全球价值链作为联系全球生产的跨国价值链,不仅产生了各国的价值收入,也对各国的环境影响深远。在既有研究中,全球价值链的核算主要基于垂直专业化、出口技术复杂度及增加值口径等视角来进行,对于全球价值链与环境要素的关联研究,主要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等对各国环境产生的影响而展开,其中规模效应起主导作用。既有研究还通过全球价值链中的隐含碳测算来剖析价值链中的污染转移问题,并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环境效应及环境治理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等方面展开了实证研究。未来相关全球价值链核算的研究应将各国文化、社会、环境等所受影响纳入分析框架,在研究环境治理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方面应切入行业能源利用效率、污染属性、人力资本等差异性视角。

中国工业产品出口贸易及碳关税影响研究

以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为代表的碳关税政策将冲击我国工业产品出口贸易。本研究运用双边贸易隐含排放分析模型测算了我国40种工业产品的出口贸易额、经济增加值和隐含碳排放,进而结合情景分析法模拟了碳关税政策对我国出口贸易经济收益的影响。结果表明,2019年我国工业产品出口贸易额和增加值分别为22486.0亿欧元和17658.0亿欧元,并隐含了18.1亿t碳排放。我国出口较多的产品主要包括机电、化学品、家具、服装等制造业终端产品,出口较少的产品主要包括多类金属矿石和化石燃料。我国工业产品的碳排放强度为0.6~7.5kg碳/欧元,有90%类别的产品碳排放强度高于发达国家。当欧盟、所有发达国家以及我国所有贸易伙伴分别对工业产品出口贸易征收碳关税时,我国每年分别要缴纳112.4亿、480.5亿和1123.0亿欧元碳关税,贸易经济收益将分别下降0.6%、2.7%和6.4%。对此,我国亟须统筹做好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与合作、着力提升制造业绿色发展能力、完善全国碳定价机制等方面的工作,防范外贸风险,提高国际竞争力。

中国对外贸易的经济增加值——隐含碳排放失衡问题研究

在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等贸易碳壁垒层出不穷的国际贸易新形势下,我国对外贸易亟待破解低经济附加值和高碳排放双重压力。本研究运用双边贸易隐含排放分析模型,通过构建贸易碳生产率和贸易失衡度指标,从国家整体、双边贸易和三次产业三个层面,定量揭示了1995—2019年我国对外贸易中的碳排放和经济损益失衡现象。结果表明,2019年贸易净增加我国国内碳排放9.3亿吨。其中,中美和中欧贸易碳逆差分别为2.5亿吨和1.6亿吨。第二产业贸易导致9.8亿吨碳排放净流入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贸易分别引发0.4亿吨和0.2亿吨碳排放净流出我国。2019年我国出口贸易整体碳生产率为1.0欧元/千克碳,约为全球平均值的一半;我国出口贸易失衡度为1.9,承担了相较于自身出口经济收益占比近两倍的碳排放责任。在我国三次产业中,仅第一产业出口贸易的碳生产率高于全球平均值、失衡度小于1.0。我国已成为国际转移排放的“污染避难所”,亟须通过采取持续强化绿色低碳技术自主创新、增加三产贸易占比、增强国内大循环主体作用等措施,应对更趋复杂的贸易和气候变化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