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应差异研究——基于四川藏区调查的实证分析

四川藏区是我国连片特困民族地区之一,以身处贫困的当地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等方式,对旅游发展模式不同的3个旅游社区进行实证对比研究,深入探析了旅游发展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居民的实际经济受益情况,调查了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效应的感知、态度、参与行为和政策评价,验证了不同旅游社区和旅游经济受益的居民在旅游扶贫态度和政策评价上有显著差异等理论假设,提出了提升旅游扶贫效应的对策。

设立甘青川藏族经济开发区的构想

加快藏区的发展是新世纪我国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之一 ,从甘青川藏区发展对整个藏区发展的影响来看 ,藏区的开发应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 ,优先发展藏族经济核心地区 ,建立内地与藏区经济有效交流传承的平台。具体而言 ,应对区位与资源条件优越、藏汉交流便捷和经济基础较好的合作市优先开发 ,通过实施适合藏民族地区特点的优惠政策 ,使合作市尽快成长为甘青川藏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通过它衔接内地、辐射藏区的特殊地缘文化优势 ,带动甘青川藏区的发展 。

藏区生殖保健服务网络现状调查

目的:了解大香格里拉地区生殖保健服务网络的现状,以探索适宜区域情况的服务模式。方法:运用定量调查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调查。结果:大香格里拉地区生殖保健服务网络呈现3种模式,模式之间存在较大差异。3种服务模式普遍存在服务机构不完善、服务人员缺乏、技术服务水平低等问题。结论:该地区生殖保健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问题突出,基本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建议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构建和完善服务体系,整合服务资源,创新管理机制,在服务活动与内容协同等方面探索适宜的生殖保健服务模式。

区域累积碳足迹测度系统动力学模型仿真实验研究——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面对中央支持加快藏区跨越式发展和国家批复甘肃省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的两大历史机遇,针对甘南州生态环境现状和经济发展基础,提出用区域碳足迹测度作为区域温室气体减排和环境管理的考量指标。基于系统动力学原理构建累积碳足迹测度模型,并对2005—2020年甘南州全州及其各市县的累积碳足迹测度进行仿真与空间聚类分析。结果表明:时序上,全州总体呈现"碳亏",但近期减碳重点在畜牧养殖,远期区域内能源的消耗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将成为碳排放的主导因素;空间分异上,牧区的"碳亏"较其它地区大,而地域面积较小的合作市和临潭县的"碳亏"最小。最后,建议在遵循"生态优先"和"限制开发"的原则基础上,依据产业梯度发展,区分战略主导产业、区域优势产业和地方特色产业,针对各自特点明确发展重点,加强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鼓励碳汇交易试点,确保区域的生态安全和藏区跨越式发展目标的实现。

云南鹤庆手工业者在藏区发展状况调查——以西藏拉萨为基点

云南鹤庆手工业者在藏区如火如荼的经营活动,既是目前藏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情况,同时也是目前云南和邻近藏区间民间商贸经济互动交流的主要内容之一。文章在赴西藏拉萨、林芝、昌都等地藏区以及云南鹤庆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以西藏拉萨调研情况为重点,对目前云南鹤庆手工业者在藏区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梳理和描述,同时结合调研实际对其发展和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评价和分析。

乡村与国家的“交集”:藏族地区集体经济的逻辑

在空壳村不断增多的背景下,藏族地区在脱贫攻坚中却不断地增添新的集体经济。藏族地区集体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有着“集体的责任”的深刻历史源流,这既是其社会底蕴,也是农牧民的生存性智慧。20世纪50年代的合作经济以及草场承包后的联户经营等,是乡村与国家需求的“交集”。目前新增添的集体经济,是农牧民与政府“合意”地治理贫困,并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共有—共享—共治”治理格局。透过新增添的集体经济,发现政府引领型贫困治理的多层意涵:最直接的引领是产业发展引领,传统优势产业与新兴产业齐飞;潜藏其后的逻辑是联结着益贫性的集体化和进一步组织化,拓展了公共性。乡村和国家的“交集”,既契合了当地经济社会文化,也具有发展前景。

再论藏族学校教育中的语言选择问题

本文就当前藏区学校教育中的教学语言问题作了较深入的调查,分析了教学语言选择对藏族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并归纳了当前教学语言中出现的问题,分析其原因,从而提出了作为人的生命一部分的教育所应考虑的基本条件和学校教学语言选择的依据,以对藏区学校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方法论依据。

割舍与依恋——西藏及其他藏区扶贫移民村考察

藏区扶贫开发采取异地搬迁安置的方式形成一个个新的移民社区。由于空间距离等原因,新村与原来社区关系断裂,对于老家,新村居民在情感上有一种割舍与依恋之情。"故土难离"的念乡情感在新村文化活动上表现出外向指靠性及单一性特点,在移民初期表现出以对宗教信仰的强烈渴求尤其是对老家宗教人士的仰赖为主要形式,这种念乡情结甚至会在新村建立初期产生一种对政策的消极对抗心理,阻碍着新村的发展。作为决策者如何正确地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加以疏导与引导是扶贫移民成功与否的关键。

寄宿制中学生心理健康、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以青海省藏民族居住区寄宿制中学为例

本研究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采用《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三个量表,以青海省海北州西海镇两所寄宿制中学315名中学生为被试者,探讨了学生心理健康、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青海省藏民族居住区寄宿制学校中学生心理健康、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学习焦虑"水平则异常高于国内其他地区,表现出了地域性差异。非寄宿生在"生活满意度"和"消极情绪"上优于寄宿生,但在"积极情绪"上两者并没有差异。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可显著预测主观幸福感水平。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大,心理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小,心理健康在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了不完全中介效应。

云南藏区跨越式发展的实践与探索

"十一五"期间,云南藏区步入了跨越式发展的轨道,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其经验看,边疆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制定符合区域实际的产业政策是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教育现代化是跨越式发展的根本;投资拉动是跨越式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大力推进城镇化是跨越式发展的突破口;高起点、高标准引进大企业开发优势资源是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转变发展方式是跨越式发展的主题;改革创新是跨越式发展不竭的动力;不断改善民生是跨越式发展的出发点与归宿;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是跨越式发展的前提;上级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全国人民的援助是跨越式发展的保证。

多元文化传播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商品经济成长——以明清时期的滇西北地区为例

在商品经济欠发展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族际多元文化传播与区域文化结构上多元性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即是对外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成为商品经济孕育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以滇西北多民族交错聚居区为例,试图展现明清时期族际多元文化传播与滇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具体互动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探析促动培育多民族聚居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特殊性。

明清时期藏区土司地区政治体制模式研究——以土流参治为核心

文章认为明清统治者根据藏区的历史实践经验和社会现实情况,以"土流参治"作为藏区土司政治体制构成的基本原则与行政模式之一,构建了藏区土司地区的一种集权统治网络,并以此研究了明清时期藏区土司地区土流参治的行政建制、土司和地方各级流官的关系、土流参治的特点及其政治功能,认为藏区土司地区的行政建制以都司卫所制为主,府州县制为辅。明代土流参治,总体而言,土司由于势力较大,独立性相对较强,除了甘青藏区土司基本上受流官节制外,西南藏区土司则流官不能节制,流官形同虚设,甚至有的流官逗留省城,不敢赴任;清朝大多派往土司地区的流官不仅有职,而且有权,土司要受流官节制。

民族文化多样性与云南藏区的和谐发展

云南藏区历史上就形成了以藏族为主体多民族杂居共处的格局。20世纪90年代以来,云南藏区通过"传统的发明",将以藏族为主体多民族文化共生的区域生态和文化,打造成风靡世界的"香格里拉文化",闯出了一条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多样而和谐的民族文化发展旅游业,通过旅游业带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过程中有效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社会稳定、各方面良性互动的和谐发展路子,提前实现了建设全国最好藏区的目标,正在为建设全国藏区跨越发展和长治久安示范区而奋斗。

甘孜藏区生态旅游经济开发研究

生态旅游经济开发是实现甘孜藏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本文分析了甘孜藏区生态旅游资源的特征,强调了甘孜藏区生态旅游经济开发的重要性,并对甘孜藏区生态旅游经济开发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藏族的地域特点及相关问题——兼论康区之特点

藏族传统上将其分布地域分为卫藏、安多和康三大区域。三者既是藏语的三大方言区,也是三个不同的人文地理单元。文章对藏族的地域特点及三大传统地理区域形成的自然基础进行了讨论,指出藏族三大人文地理单元同青藏高原三大自然地理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自然地理区域是藏族三大人文地理单元形成的最重要、最直接的自然基础。文章还对作为藏族三大人文地理区域的康区的特点作了进一步探讨。

关于当代藏区学校美术教育的几点反思

在藏区美术教育中注入民族文化艺术元素,全面提升美术教育的教学功效,真正使民族性、地域性文化资源的开掘与利用纳入学校美术教育,将藏区学校美术教育的重点放回到对自身文化艺术的探索与实践上,才能更好地体现学校美术教育的人文关怀和美育要求。

家庭特征与藏族村民乡村旅游参与意愿——C村案例研究

当地居民的积极参与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前提,用家庭结构和家庭社会资本度量家庭特征,并通过案例研究分析家庭特征在旅游发展初期及发展期对松潘县藏族村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意愿的影响,发现:家庭结构显著影响村民在两期内的参与意愿,其中劳动力数量多的家庭参与意愿更强,小孩数量多者参与意愿弱;家庭社会资本仅在初期影响显著,家庭成员中有外出经商者、与村干部亲缘关系近者在初期即有强烈参与意愿;乡村旅游发展进程中的示范效应,会吸引更多的家庭参与。

嘉绒藏区灾后重建中景观与生态设计思考

灾后重建应注重生态的维护与改善对城镇发展的重要性,并立足于地域文化的内涵,延续民族地区的传统文脉,同时以人为本,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尊重自然,合理布局。嘉绒藏区由于地处川藏的过渡地带,对生态的维护与改善显得尤为重要。以嘉绒藏区小金县长坪村、双桥村灾后重建规划为例,从村寨总体轮廓景观、节点景观、人文建筑和绿化景观设计等方面做了探讨,尝试从当地传统藏寨和藏居中汲取创作灵感,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环境,创造有地域特色和可持续发展的嘉绒藏区景观体系,从而试图探寻一条适宜于嘉绒藏区灾后重建的可行策略。

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理论分析与对策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和全国一样，城乡和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发展的不均衡巳成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关键，农村市场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决定与影响到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所以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尽快提高全省农村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就成为当前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理性选择。

清末甘南藏族聚居区的法与社会秩序——基于光绪年间黑错与买吾的冲突为个案

清末甘南藏族聚居区,番例、寺规、官谕与评议等适用于当地的、广泛意义上的"法",都不足以获得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或规范的共有状态。当地社会秩序具有极大的流动性。它的形成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倡首者提出某种标准或方案,围绕这些标准或方案反复展开首唱与唱和,通过这种运动或尝试不断达成而又解体行为规范的共有状态。这种地域性社会秩序实际上是通过部落、寺院、官府及乡老等不同的组织或主体围绕"约"的行动,而呈现出一种对抗与整合的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