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强国建设 新文科何为

新文科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战略。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下,新文科肩负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国特色自主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的重要使命,必须坚持交叉融合、开放互鉴,革故鼎新、守正创新,培根铸魂、育人为本。如此,才能引领带动高等教育质量整体提升,加快实现教育强国建设目标。

论数学建模融入新文科课程体系——以上海海事大学物流专业为例

数字文明时代,在文科课程体系中融入数学建模能够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数学建模已经成为新文科研究的一种范式,文科教育可以通过导入、嵌入和建构等方式,将数学建模融入新文科课程体系。数学建模融入新文科课程体系的学理逻辑,在于以数学建模为边界融合物流新文科与新工科,以数学建模为纽带构建物流课程体系,融入数学建模构建物流实践场景,进而提升科学研究能力。此外,从系统工程与复杂系统管理的角度思考将数学建模融入新文科课程体系的效用,有益于推动新文科内在与外在要素的广泛互动,促使文科发展适应数字文明时代,培养具备人文积淀和数字素养的新时代复合型人才。

新的教育社会契约中的人文主义:传统、局限与超越

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以及联合国召开“教育变革峰会”,新的教育社会契约已成为当今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话语。它根植于人文主义传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此前的前瞻性教育报告一起,建构起与时俱进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体系。然而,当人文主义与西方个体理性的底层逻辑相结合时,无法解决个体利益争斗和有效的共同体建设等问题,阻碍了人文主义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发挥出理想的效果。中华文明中的关系理性能够为新的教育社会契约的未来超越提供思路,培养具备“关系素养”的人来建立真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对未来全球教育治理的可能贡献。

高管文理科教育背景与企业创新

本文旨在从CEO文理科教育背景差异对企业创新影响的角度提供一些经验证据。基于双重/无偏机器学习方法,本文研究发现:理工科教育背景的CEO对企业创新具有正向的促进效应,即相对于人文社科教育背景的CEO,理工科教育背景的CEO能显著提高企业创新。同时,高学历理工科教育背景的CEO对企业创新产出质量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相对于高新企业而言,在一般企业中上述差异反而更显著。进一步机制研究表明,相对于人文社科背景的CEO,理工科教育背景的CEO倾向于通过加强企业创新团队建设、提高创新投入强度等途径促进企业创新。本文首次为企业高管的文理科教育背景差异对企业创新行为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

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的交叉融合

新技术发展和社会变革促使新闻传播实践和生态急剧变化,新闻传播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学科转型压力。作为应用性和实践性的人文社会学科,新闻传播学具有很强的跨学科特性。新文科建设所倡导的学科交叉融合,是改革创新新闻传播学的重要理念和方法。近些年来,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特性越来越明显,但交叉融合的程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为此,高校需要进一步加强跨学科队伍与团队建设,探索新兴学科与专业方向,推动融合性课程创新改革,加强有组织的科研和育人,深化学科交叉体制机制改革。展望未来,新闻传播学科交叉融合的观念将会持续强化,合作、开放、共享的意识将逐步增强,学科交叉融合特色的研究和教学实践将更加常态化。

数字时代的新文科教育:何以为“教”?何以可“育”?

新文科教育作为新文科建设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是新文科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一步。在数字技术蓬勃发展与普及应用的智能时代,数字技术正成为新文科教育变革的中介力量,对新文科教育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数字技术赋能下的新文科教育呈现出教育场景可视化、教育手段智能化、教育过程可溯化和教育资源平台化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趋势。因此,从实现新文科教育中的“教”功能来看,需要在教学主体上注重“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并重,在教学方法上实现“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结合,在教学过程中达到“寓教于乐”和“教学相长”的效果。从实现新文科教育中的“育”功能来看,需要通过数字技术驱动思政育人、教书育人、科研育人和实践育人。

技术文明时代哲学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转向

哲学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哲学家的培养是新文科建设的核心和关键。技术文明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更需要哲学家。百年来,中西若干哲学家的学缘和知识结构中科学、技术的鲜明痕迹及其哲思已现端倪,哲学家的知识结构需要不同以往。哲学的转向提示哲学本科教育也需转向。牛津大学等多所世界一流大学哲学专业群提供了方向启发,哲学应成为某种轴心,动态地与技术、自然科学等诸学科应合。“应合”区别于“拼盘”与“跨学科”,成为高等教育课程论中一个新概念。应建设以哲学为轴心的、具有应合特征的专业群,将学生带至技术和科学前沿发问;重视课程元素、辅修/双学位、微专业、第二学士学位在丰富学生知识结构中技术与科学知识的作用,为哲学家涌现构造环境,让更多哲学家“冒”出来。

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新文科建设理论研究回顾与展望

新文科建设恰逢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肩负着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人才自主培养体系的重大使命,迄今已经走过五年历程。五年来,新文科建设理论研究正在经历一个从概念理念的厘清建构到实践落地、经验凝练、模式形成的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新文科建设理论研究进展(2018—2023)和文科创新发展海外研究动态(1980—2023)两个维度分别进行历时分析与重点解读。展望未来,新文科建设理论研究应融入时代,发出新文科建设的中国之声;以世界为参照,建构文科教育现代化的中国学派;以强国建设为目标,加快文科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

人的哲学建构与新文科建设——基于博雅和通识教育与新文科建设贯通基础上的思考

新文科建设以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导致的知识生产模式和思维模式的转变为背景,学科交叉是显见的新文科建设路径,同样重要的是通识教育的提速和推展。通识教育源于博雅教育,进而又衍生出整全教育,它们的思想理念源自古希腊至今的知识系统性与本原性,以及学习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思考,强调对人的能力和认知方式的开放性开发,由此这构成了应对新文科建设所面临的知识复合性、交叉性等现实问题的基础性思维逻辑。从根本上看,教育是关于人的哲学的运用,建构理想的人的哲学也是新文科建设的题中之义。

论新文科建设的“新”与“心”

在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过程中,“新文科”建设计划应时而出,文科由“旧”转“新”成为必然。当今新文科建设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科技革命交叉融合,是革“新”与树“心”的结合。新文科建设之“新”体现在教育理念、课程体系和育人方式的创新;新文科建设之“心”表现为坚定文化自信心、坚持不断改革的恒心、坚守弘扬人文精神的初心。只有对其“新”与“心”有了明确认识,才能找准新文科建设的创新要义和核心基点,解决新文科建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为实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支撑。

差异性均衡:高职院校教育科研的目标取向与改革进路——对2018—2023年教育部人文社科教育学类项目的分析

对2018—2023年教育部人文社科教育学类立项项目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高职院校教育学类科研项目的立项存在“均衡的缺失”这一明显问题。“差异性均衡”体现了均衡过程中的高质量、动态性、特色化、多维度内涵特征,契合高职院校教育科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是高职院校教育科研发展的目标取向。推动高职院校教育科研走向差异性均衡,需要加大科研政策的支持保障,完善院校科研的运行机制,彰显学校及区域的特色优势,深化职业教育运行本质的理论研究,实施有引导、有组织、有特色、重理论的教育科研,最终推动高职院校教育科研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

新文科背景下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改革探索

在具体专业课程的教材编写、教学内容选择、教学实施等方面,自然流畅地联结、融合多学科和跨专业知识、技能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内容。经济学教学中可以顺理成章地联结互联网信息技术,让学生具有从互联网信息技术出发观察经济现象和思考经济理论的能力;经济学与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知识的交叉融合则可以使学生增强理解相关经济理论的历史纵深感;教学上对经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关联,不仅可以让学生增加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也可以拓展传统文化的研究;经济学与地理学、旅游学、哲学、心理学等的融合也可以在某些方面实现有意义的教学糅合。这些教学改革可以培养学生多学科、跨专业的思维能力和思维习惯。多学科和跨专业知识的联结、融合应该是基于相关理论的自然流畅的论述或者引申,而不应损害经济学专业课教学内容的完整性和流畅性。

“新文科”语境下中文学科拔尖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历史、理论与实践

“新文科”教改,既是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及学科发展的自然需求,也是时代社会对于高校文科人才教育和培养提出的新的需求与新的要求。中文学科作为人文学科的基础学科之一,其人才教育和培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历史角度尤其是教育史角度来看,现代中文教育以及中文学科的建立,与传统科举教育的衰落以及科举制度的废止息息相关,同时又与现代知识教育和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密不可分。在新的时代需求和要求之下,借助于“新文科”建设这一时代发展机遇,中文学科如何在传承与开新之间、学术发展建设与更好地适应时代社会需求和要求之间、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之间更好地统筹协调均衡发展,无疑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提出了新的挑战。

新时代世界文明交往史研究的三维阐释

世界文明交往史是人与自然交往中主观能动性的实践性活动体现,也是人与社会交往的必然结果,更是人类在交往中自我反思的进化过程。文明交往首先是人类与自然世界的交往,由此催生了最初的文明形态,且在人类征服自然世界的过程中孕育和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理解世界文明交往不仅要从自然科学的视角去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更要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去看待自然科学与文明演进的相互联系。与此同时,世界文明的交往既包括不同文明在空间上的相遇,也包括同一文明内部在文化传承上的创新与内化。长期以来西方世界掌握着文明叙事的话语权,“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不断出现,破除“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构建世界文明交往史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势在必行。新时代的世界文明交往史研究,不仅要超越时空限制,阐释不同文明之间与同一文明内部的交往内涵,更要持整体性观点,从跨学科视角探究世界文明交往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交往的深刻关系。

新文科背景下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以复旦大学为例

响应党和国家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号召,根据教育部新文科建设部署,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围绕“问题导向、知行合一、经世济民、追求卓越”的行动指南,坚持“强化价值引领、夯实经济理论、加强方法训练、扎根中国实践、紧盯学科前沿”的教育内涵,立足复旦大学坚实的经济学学科基础,重塑课程内涵,调整课程设置,打造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平台,深化落实“2+X”培养体系,以课程教学改革和荣誉项目为着力点,全面提升课程的高阶性和创新性,增加课程的挑战度。从教学团队建设入手,通过完善职称晋升和绩效考核等手段提高教师参与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动性,以及从评优和升学等角度完善本科生参与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的积极性,全面型塑经济学拔尖创新学生成长空间,实现了经济学拔尖创新学生培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全面进步。

创造性与“新文科”的现代取向——以“第一轴心期”转向“第二轴心期”为背景

一般认为,大理科是以创造性为基本取向的学科,大文科则以秩序的供给呈现出保守的一面。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创造性是现代科学文化、人文文化与社会科学文化的共同特征。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刷新,也就是它的创造性,丝毫也不弱于大理科。从传统文化的“两创”扩展出来的新文科“两创”命题,促使人们意识到大文科在维护人文价值与创新知识体系上的双重责任。文科在目前大学体制中的被动处境,是文科新旧更替的现实动力。新文科需要以当下的“现代”品格确立其学科特性,以求新文科能够成功顺应科技革命掀起的知识变革大潮,让新文科能够重现“第一轴心期”的人文学辉煌,一改文科尾随理工科的颓势。为此,文科需要祛除“无用即大用”的自辩自限,以学科的跨越、知识的综合、当下“现代”呈现的“第二轴心期”的全新解释为取径,确立自己的宏大使命。新文科之“新”的根本含义即在于此。

新文科视域下法律史研究的法学化论纲

作为法学学科体系中一门特征明显的交叉学科,法律史学可成为新文科理论与实践改革的优质素材,新文科理念的融入可有效提高法律史研究的科学性。法律史专业在国内法学院中的边缘化处境,不利于满足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要求。法律史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要素与法律实践较为脱节;同时,其研究成果的碎片化和表象化等倾向,严重影响法律史研究的科学发展及研究共同体的形成与稳固,也就难以形成能够反映中国风格与气派的学术研究成果,削弱我国法律文化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认识新文科之于法律史研究的总体意义,并以新文科为标尺,检视当下法律史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把新文科作为促进法律史研究法学化的重要抓手,探索其着力发展的具体路径,切实推动具有自主性的中国法律史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学科价值。

新文科视域下的监察法学课程教学研究——以山东大学法学院“监察法学”课程为例

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趋于深化,兼具政治属性、学科交叉属性并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新兴学科即监察法学应运而生。在此背景下,山东大学法学院结合新文科建设对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的现实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较早开设监察法学课程。在监察法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授课团队通过多种举措完善课程教学模式,培养具备良好政治信念、法治素养、职业态度和专业素能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这些举措包括深挖思政元素以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推动数字教育赋能课程教学、围绕教学改革的要求设计并完善课程教学方案、依托校内平台与校地合作实现课程资源与实践资源的优势整合等。由此,为健全监察法学课程建设与教学体系提供具有可借鉴、可推广价值的“山大样板”。

边疆学数字体系建设的基本内涵与核心内容

新文科的发展,尤其是数字人文实践的深入展开,为边疆学数字体系建构创造了契机。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全球边疆文献的多维聚合,可以更好地凝聚资源,构建边疆学的文献基础;通过人文数据生产平台进行边疆研究数据的持续生产和标准制定,可以构建边疆学的数据基础;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建设边疆多维空间呈现框架和与之相匹配的基础空间数据体系,可以构建边疆学数字空间基础。三者通过网络平台实现边疆学文献资源聚合、人文数据融合和史地空间缀合,进而形成边疆学智能增量,层叠递进数字体系。

文科拔尖人才培养的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南京大学文科拔尖人才培养历程的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文科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得以重新认识,文科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南京大学顺应时代发展,经历了文科恢复重建、文科强化部、荣誉学院“大文科”模式、“拔尖计划”多样性发展等阶段,发现培养文科拔尖人才面临学生选拔的科学性有待提升、课程内涵整合与教学管理支持难度高、学生课程负担重、综合素质提升不足等挑战。南京大学根据新时期的培养目标,创新选拔组织机制、改革人才培养方式、加强基础育人要素建设、凸显学科专业特色优势,提供了新时期文科拔尖人才培养的“南大方案”,以期进一步深化文科拔尖人才培养改革,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