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的广西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问题分析及优化策略

背景我国自2010年起开始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该项目在完善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该项目的推进,虽然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而其中紧迫且重要的核心问题尚未明确。目的通过梳理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推进该项目提供借鉴。方法于2023年5月,采用文献分析法检索中文数据库,梳理文献记载的该项目存在的问题;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梳理得出的问题进行分析,运用优劣解距离法(TOPSIS法)对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计算得出的结果进行综合评价。结果对文献中有关问题进行整理统计。得出频次排名靠前的问题依次为定向医学生基层薪资待遇偏低(14次)、定向医学生基层职业发展空间有限(10次)、相关配套政策不完善(10次)、基层工作条件差(7次)、定向医学生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欠缺(7次);通过TOPSIS法对社会网络分析法计算得出的结果进行综合评价,排名前4位的问题依次为相关配套政策不完善(Ci=0.867)、定向医学生基层职业发展空间有限(Ci=0.800)、定向医学生基层薪资待遇偏低(Ci=0.786)和基层工作条件差(Ci=0.621)。结论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在推进过程中仍存在较大问题。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优化该项目以确保项目高质量发展: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强化监管与评估;畅通职业晋升渠道,建立长效激励机制;完善薪酬制度,提高待遇水平;改善基层工作环境,为基层工作提质增效。

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市域产教联合体政策演进探赜

通过多源流理论框架,研究认为产教融合的发展陷入多重困境,运行阻塞和管理错位以及缺乏创新活力构成了问题源流;政府的制度设计、政策保障和专家学者的建议选项促成政策源流;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人民群众的期待组成政治源流。三流汇聚打开了政策变革的“政策之窗”,进而响应市场和社会的需求,推动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促使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政策出台。

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网络、现实问题及化解路径

国家权力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以国家政策为根本体现。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现已形成博士生与导师的微观层次,培养单位与学位授予单位的中观层次,国家学位委员会的宏观层次,三级层次网络。其中微观层次包括奖励型政策、惩罚型政策和责任型政策;中观层次包括命令型政策和奖励型政策;宏观层次政策为惩罚型政策。学位授予单位和培养单位作为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的桥梁,将政策实施进一步落到导师与博士生,而学位授予单位和培养单位又以导师为中介,将政策落到博士生培养全过程。目前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存在毕业决定权的模糊与随机,对论文的偏颇追求以及助推导学关系恶化的问题。因此需要对博士生教育质量再思考,完善教育评估体系,保障博士生权利,加强政策实行的监督,构建良好的博士生培养环境,为博士生教育赋能。

党的二十大背景下高校国家安全教育政策议题建构过程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全面加强国家安全教育,高校国家安全教育是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多源流理论,以现实问题向政策议题的流变为分析视角,对高校国家安全教育政策议题的建构过程进行解析。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现实问题通过数据指标、焦点事件、运行反馈呈现,并通过问题流的独立路径以及与政策流、政治流的耦合路径进入政策之窗,成为政策问题。进入政策议程后,需要通过筛选和把握关键性政策问题来形成政策议题,并对此进行分析和讨论,借此来深化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议题精准度,在此基础上形成可能的议题方案和选项,实现对现实问题的间接回应。这一过程动态呈现了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相关的现实问题如何引起决策者关注、进入政策议程形成政策议题的系统过程。

构建区域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宁波样板”

文章从发展区域高等教育的必要性、重要性及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出发,阐述了宁波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是构建区域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样板。以问题导向为切入点,剖析了宁波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三个问题及解决措施,通过政策优先展示了宁波高等教育在宁波市委、市政府的主导下加大对宁波高等教育投入与支持以及取得的成效,按超常规发展的趋势架构了四个宁波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总结了宁波高等教育发展经验,认为近年来的高质量发展显著加快了构建区域与大学互融共生的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宁波样板”的先行先试。

职业本科教育缘何成为国家行动——基于多源流理论视角

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必然之举。多源流理论是有效的政策过程解释性工具,运用该理论可以系统分析职业本科教育缘何成为国家行动,并推进其后续发展。研究发现,职业本科教育问题源流通过关键指标、焦点事件以及反馈信息,提供政策目标合理性基础;政策源流通过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与表达、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相关历史政策,确立政策规划可行性依据;政治源流通过国民情绪和执政理念助推政策议程持续性发展。三源流交织汇合,开启职业本科教育的“政策之窗”。探索职业本科教育可为路径,应以问题源流为导向,洞察关键问题;以政策源流为遵循,协调多方需求;以政治源流为动力,优化治理环境;以政策之窗为契机,促进政策创新。

家校社协同共促学生全面发展:西班牙中小学课后服务的发展经验及其启示

西班牙中小学课后服务由来已久,主要经历了酝酿与兴起、发展与完善、变革与重构3个发展阶段,已建立起供给主体多元化、内容类型多样化、价值取向协调化的课后服务体系。该国课后服务实施至今,收获了诸多成效:对学生个体而言,拓宽了知识视野、扩充了技能储备,有助于他们实现全面发展;对学校教育而言,催生了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了教育服务社会职能的发挥,提高了对外开放程度;对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而言,搭建了它们沟通的桥梁,缓和了三方矛盾冲突,促进了三方协调联动。与此同时,西班牙中小学课后服务发展也遭遇了机会公平、性别成见及法律保障等方面的现实困境。为科学优化我国中小学课后服务,有效解决“三点半难题”并推进教育减负增质,可以汲取西班牙经验,丰富中小学课后服务的内容与形式,加大对中小学课后服务的财政资助力度,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

“双减”背景下家长和学生的教育焦虑探究——基于32对家长与学生访谈

文章以社会场域理论为基础比较“双减”背景下家长和学生教育焦虑的感知变化,采用半结构访谈对32对家长与学生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双减”政策能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减少家长家庭教育投入,但家长的教育焦虑来源发生变化,甚至有家长感到更焦虑。家长和学生教育焦虑交织的主要根源是教育资源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需要政府为教育优质资源分配建立科学、公平的机制,需要学校与社会、家长协同合作,推进政策施行,从而减轻教育焦虑。

新时代信息化进程中教育研究问题域框架

当前我国教育的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学校班级标准化、以有意义接受式教学为主要教学方式的教育服务跟人民群众所期待的灵活、多样、开放、优质、终身、个性化的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这种主要矛盾的变化,势必带来教育研究问题的变化。基于科学技术成为教育变革内生动力的新趋势,结合发达国家教育战略规划关注的问题域,有必要提出我国信息化进程中教育研究的问题域框架。信息化进程中教育研究的问题域框架包括三个层次:基础规律层。知识生产与知识进化、认知与学习、教学交互;环境方法层。学习环境、学习资源与认知工具、教育大数据技术、教育人工智能;实践创新层。教育内容、教与学方法、教育评价、教育治理、教育供给方式。这三个层次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因此,需要从国家政策层面将研究焦点集中于破解教育发展的重大问题上,通过深入地探究新技术带来的教育重组和流程再造过程中的理论与应用问题,为国家教育改革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

学校体育政策执行偏差的表现、原因与对策--以“阳光体育运动”的政策分析为例

"阳光体育运动"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我国青少年体质急剧下降的态势,但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执行尺度失当、执行角度偏离、执行力度不足、执行方式僵化等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政策利益不均衡、政策自身不完善、执行资源缺乏、环境欠佳、校长执行力不足以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等。因此,应从政策自身的质量和水平、政策主体的执行水平和执行能力、政策对象的认同感和支持度、政策执行资源与环境、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执行的监测体系等方面加以完善和优化。

我国研究生培养政策范式变迁与思考——基于1949—2020年政策文本的分析

研究生是国家创新型事业发展的后备力量,探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研究生培养政策范式变迁历程、演进逻辑与发展理路,对优化我国研究生政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以政策范式变迁理论为研究框架,将1949—2020年间中央层面颁布的研究生培养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分析法,探究我国研究生培养政策的范式变迁与演变逻辑。研究发现:我国研究生培养政策范式变迁经历了探索起步、创新发展、提质增速以及内涵式发展四个阶段,各个阶段的政策问题、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具有差异性。政策范式在体制改革和执政理念转变的驱动作用下发生变迁,形成了政策问题由"结构"到"要素"、政策目标由"单一"到"多元"、政策工具由"严格计划"到"宏观引导"的演变逻辑。

1978年以来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建设的历史、成就与问题

1978年以来,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建设大体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这三个基本阶段各有特点。在近三十年的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建设历程中,既取得了成绩,也存在一些问题。以史为鉴,有利于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政策、问题与建议

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不同,对教师的要求也不同。要求高职教师同时具有传递知识和指导学生实践的能力,即要具有“双师”素质。通过对我国“双师型”教师政策文件的梳理,总结出“双师”政策经历了政策导向、内涵明确和制度建设等三个阶段。随着这些政策的推动,高职教育在教师队伍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着“双师”标准不清、政策执行不利、“双师”建设配套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提出在未来职业教育发展中,针对以上问题进行改进的建议。

教育政策活动中的价值问题

教育政策活动中,政策价值选择和价值实现往往面临许多矛盾和冲突,如结构与功能的矛盾、价值与事实的矛盾、强势与弱势的矛盾、利益与代价的矛盾等。这些矛盾冲突导致形成了教育政策活动中的主要价值问题,如政策选择的模式、政策决策的尺度、弱势补偿、政策代价等。认识、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是保证教育政策获得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前提。

美国营利性高等教育行业现存主要问题的归因分析与因应政策

营利性高等教育行业在上世纪90年代的崛起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阶段最为显著的变化之一,但是该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指责和隐患。激进的招生策略、不容乐观的办学质量和居高不下的联邦助学贷款违约率是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问题。笔者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并不能简单归结为美国营利性行业的逐利性,而是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的缺陷、美国州政府监管力度的薄弱、联邦助学贷款政策的漏洞和营利性高等教育行业经营方式存在的不足。奥巴马政府为遏制问题的蔓延,采取提高办学要求、扶持社区学院和完善联邦助学贷款制度等一系列因应政策调整。

中国职业教育二十年政策走向

自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在抢抓机遇和应对挑战的改革实践中不断实现新的超越。面对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经济新常态的新需求,必须把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把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为主攻方向;把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作为关键举措;把推动体制机制突破作为强大动力;坚持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把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作为核心任务;强化政策支持和监管保障,把落实政府责任作为重要着力点。

中国终身教育体系为何难以构建

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战略决策。然而,历经20年的努力,我国终身教育体系为何仍难以构建?阻碍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现实问题与当代困惑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终身教育体系与既有国民教育体系的概念界定仍未明晰,固有的国民教育体系的转型与整合,已经成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大挑战;二是"校外教育"发展面临的体制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成人教育开始陷入发展瓶颈,没有成熟而发达的校外教育资源,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无异于一句空话;三是终身教育立交桥与各种教育资源整合的困惑,在于打通各种教育壁垒与阻隔,需促进由于历史原因和利益博弈所造成的纵向割裂、横向阻断的教育体制变革;四是国家终身教育立法难以实现,而地方性终身教育立法又往往狭隘化了终身教育的内涵,政府职能处在弱化状态,致使出现我国终身教育难以开展的困顿局面。

模型集成及其优化策略

模型集成及其优化是模型管理的重要课题,一直以来都是决策者关注的焦点。对模型集成及其优化策略进行了探讨和分析,提出了在最少节点准则和最小代价准则下的模型集成优化策略,分析了在这些优化策略下的模型集成过程,并通过教育规划实例对这些优化策略进行了分析和验证。

“十三五”期间我国关键教育政策问题与对策建议

教育政策可以划分为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横向教育政策是针对国家教育事业发展整体所确定的行动依据和准则,包括教育公平政策、创新人才培养政策、教育体制政策、教育信息化政策和教育国际化政策。纵向教育政策是针对不同类型与层次的教育所制定的具体行动依据与准则,包括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民族教育、特殊教育等领域的教育政策。基于我国横、纵向教育政策关键问题的本质、特征与原因,应依据党的十九大对教育事业做出的总体部署,从教育质量认证与评估体系、人才资历框架构建、教育内涵发展模式转变、优质教育资源扩大、产学研融合发展等方面制定颁布、修订与创新教育政策内容。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实证分析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和建设,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类型,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必须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在发展进程中,高等职业教育也面临着发展速度过快,内涵建设乏力,投入严重不足,区域发展不和谐等问题。因此,需要政府营造适合高职教育和谐发展的政策环境,建立公平的教育财政政策,大力推进区域高等职业教育和谐发展,着力加强质量工程的基础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