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北京戏剧改良与义务戏

清末北京义务戏深受戏剧改良运动影响,其演进过程呈现出多种新元素,不仅促进戏剧改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风俗改变。一方面,戏剧改良运动促进艺人与报人合作开演义务戏,推动义务戏在传统表演形式中增添许多近代元素,如戏剧内容革新、舞台元素多样化和女性群体加入。另一方面,义务戏受到近代启蒙思想影响,热心助赈的新艺人成为义演主体,成为启蒙与宣教活动的实践者。同时,义务戏也促进社会风俗改良,艺人社会形象得以重塑,其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清末北京义务戏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也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的结果。

清末四川新式高等体育教育研究

清末四川新式高等体育教育展示了封闭的中国西部内陆省份教育走向近代化转型的一个“面相”。文章对清末四川教育转型之高等体育教育的兴起与发展进行考证研究,有助于拓展我国体育学的研究深度与广度。研究得出清末四川高等学堂(校)办学性质多元;新式高等学堂(校)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体育的开办时间上都走在了同时期全国的前列;近代四川高等体育教育始于1896年创办的官立新式学堂—四川中西学堂,之后其他高等学堂普遍开始实行普通体操与兵式体操教育;1906年四川开办了培养体育专门人才的体育科,制定了专门的体育教育规范与以西方分科知识为基础的体育课程体系,该体育学堂培养了开国元勋朱德总司令等一批优秀学生;同时期四川还有一所直接由西方人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该校于创办之初的1910年便开设了体育课程,其校园体育文化特色引领了中国西部近代体育之风尚,在全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舆论下的规制:清末民初法学教育的“跃进”式发展(1905—1927)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下,清末民初,社会舆论推动了西式法学教育的出现与发展,但受传统谋官心态以及逐利目的的影响,法学教育呈现“跃进”式的发展状况,致使民国初期各类法律学校数量一度激增至67所。面对此种乱象,社会舆论再度发挥监督作用,以谴责批评的方式助推政府通过教育管控、学校裁撤以及自我整改来规制此种乱象,并取得了明显效果。回顾清末民初法学教育“跃进”式发展的历史脉络,在看到其发展乱象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其在传播法律知识、培养法治理念和培育政法人才方面对近代中国的贡献。

清后期笔帖式的发展嬗变及其原因探析

笔帖式是清代官僚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官职。为保障旗人仕进之路的通畅宽裕,清统治者特意为八旗子弟开辟了笔帖式入仕这一选官路径,以提高旗人的入仕数量,确保旗人群体的政治参与度。清后期,清政府官制改革,改笔帖式为录事,使得笔帖式的设置职掌发生了一定的嬗变,对清代的旗人入仕产生了重要影响。

晚清《启蒙画报》中的“儿童”图像符号学分析

早在晚清第一个新式学制——“癸卯学制”实施之前,当时的知识分子就以办报实践推行教育新观念。西方的一些新教育、新话语和思想经由报刊图文的建构,成为影响近代教育在民间落地与扎根的一环。本研究以中国北方的第一份儿童教育刊物——《启蒙画报》(1902-1904)为分析标的,运用巴特的图像符号学,探究思想转型时期的教育报刊如何运用图像与文字建构儿童形象并传递教育观念。研究从儿童学习知识的三方面——学什么、怎么学、如何用予以呈现,并从“明理/礼”“松绑”“活波”的儿童形象建构中,揭示出文本对儿童主体性的重视及对社会现实的改良关怀,其实用、实际、实现的教育主张扎根于儿童日常生活的经验,体现了比美国教育家杜威更早的实用思想之运用。

晚清三家《诗》编撰与传播的三重范式——以魏源等湖湘学者为中心

晚清学术思想形成“主变”的发展趋势,三家《诗》学在复古中求新求变,用革新的思维和求真的视野复兴汉代今古文经学:魏源复兴今文《诗》学,恢复先秦孔子的“诗教”,用儒家文化教化众生;皮锡瑞融贯今文学与考据学,力图恢复汉代“诗政”传统,阐释《诗经》的政治影响;王先谦则立足三家《诗》文本,回归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用辑佚、考据、训诂、辨伪等方法研治三家《诗》,求其文本之“真”。从魏源、皮锡瑞到王先谦,三家《诗》研究形成强大的学术声势,冲击了《毛诗》的主体地位,极大震撼了古文经学者,引起古文经学家对今文三家《诗》研究的反思与批判。

清末科举改制下的浙闱新变与现实省思

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颁发科举改制谕令,对乡试命题范围、参考书目以及阅卷标准等进行改革。但改革使入闱前浙江士子进退维谷,闱场内乱象也不一而足,考生失范行为频现,仓促条对、敷衍作答、试卷曳白被贴者更不知几何。最终,在考生消极应对与考官素质不足、路径依赖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新制精神的落实大打折扣,以致科举制度最后的更张未能为自身续命。清末科举改制失败对当前考试制度改革,尤其是高考制度改革,仍具有重要启示。它警示后世在推出重大考试改革之前,务必要系统谋划,充分准备,循序推进。

从吉同钧清律讲义透视陕派律学的近代转型

随着晚清变法修律活动的展开,新式法律教育也随之兴起。陕派律学代表人物吉同钧兼任京师法律学堂、京师法政学堂、律学馆以及大理院讲习所四处教习,主讲《大清律例》科。由于《大清律例》剧变为《大清现行刑律》及《大清新刑律》,吉同钧遂三易讲义,后称“清律讲义三部曲”。讲义揭示了吉同钧在近代法律转变中的核心观点,即坚守中国传统法律国粹,同时采辑西律之法。他不仅继承陕派律学创始人薛允升的律学研究成果,还打破传统律学同一法系之间横向比较的局限,开创性地将比较视野扩展到不同法系之间,提出“尽用西法”“参用西法”“西法万不能行而仍宜遵守中法”“中律过重亟应改易”四种比较中西律方案。这一中西法律比较分析框架,是近代法律转型的一大突破,也为当前看待中西律之差异提供理论背书。

清末雄安地区小学教育发微(1903—1911)

雄安地区小学教育发轫于清末全国性兴学运动浪潮,受自身县域社会的影响,新式小学堂多由先前的书院改设而来,因教师匮乏与经济窘困使得在教学中多使用“单级班”或“复式教学班”的组织形式,在课程设置上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了一定精简。雄安地区作为清末直隶省的重要县域组成部分,又与京、津等地毗邻,使得雄安地区既在行政区划上受到直隶省会保定府的管辖,又在地缘上受到京、津地区的辐射,这一时期小学教育的发展虽然起步晚,但发展较快,高速发展下又使得其内部结构存在不均衡性的弊端。

从乔家大院晋商风貌窥见清末至民国时期女性服饰变革分析

皇家看故宫,名宅看乔家。晋商作为十大商帮之首,其中山西祁县乔家大院是为晋商之瑰宝,是中国古建大宅院里保存最完整、最经典的一座具有社会性的院落。严谨的家风家规,重义轻利的经商之道,处于时代变革风潮中的乔家大院经历兴衰,是独树一帜的文化代表。该时期晋商女性有其进步性和落后性,本文从三晋服饰文化出发,从政治、思想、地位的转变展开对清末民初女性服装的变革分析。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s in Northeast China during the Late Qing:A Case Study of Appeal Trials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s in northeast China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are usually attributed to the Qing dynasty changing its policy on immigration to northeast China.However,institutional reform because of debt appeals between civilian creditors and the Mongolian princes is often overlooked.Using administrative cases from Fengtian Governor Archives and Kirin Prefecture Archives,this study identifies how the governor officers of northeast China changed Mongolian land rights and official finance institutions through appeal judgmen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Appeals were related to Mongolian land rights reform and promoted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northeast China.This study concludes by arguing that the judgments affected the profits of the litigants and changed the local society.

晚清下层士子对书院改制的认知与反应--基于《退想斋日记》的微观考察

晚清山西士子刘大鹏的日记记录了书院改制前后一个下层士子的观察和体验。书院改制之前,刘大鹏经历了由书院求学者向书院管理者的身份转化,他在认可书院教育价值的同时,也十分敏感地意识到晚清书院滋生的诸多问题,如治学风气的败坏、膏奖制度的流弊、师生关系的畸变等。书院改制初期,刘氏的主要反应是:对裁减膏奖的强烈抗议,对引进西学的矛盾心态,对人才理念更新的漠视。书院制度转向学堂制度之时,刘氏又表现出明显的不适与不满:担忧书院改制后的“士子失业”,批判书院改制的“名实不副”,指责书院改制中的“与民争利”,指出书院改制可能带来的伦理危机与统治危机。这些历史意见并不完全出自个人利益的考量,同时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下层士子对家国命运的担忧。

《敬敷书院山长余选》初探

敬敷书院是清代安徽官办学院。《敬敷书院山长余选》系敬敷书院教材,全书收录有12篇文章,成书时间约在1898—1901年,文章体载大致可分为策论类和问答体。透视全书,有助于今人了解晚清高等教育在思想倾向、价值取向、教育导向等方面的一些状况。该书具有较高的史料、学术研究价值。

“迷信”话语和“庙产兴学”政策的联动--清末新政时期四川禁止迎神赛会

晚清推广新式教育,既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晚清新政改革的目标之一。因财力不足,筹款困难,清政府提出“庙产兴学”,即利用包括迎神赛会等常年祭祀活动的各种会社产业,筹办新教育或转用于新政中的其他领域;而这成为1901至1911年的新政时期官方禁止迎神赛会的直接诱因。同时,迎神赛会被视作“迷信”,禁止迎神赛会开始成为破除迷信、开启民智实践之一。四川地区禁止迎神赛会,呈现了“迷信”话语和“庙产兴学”政策在清末新政时期的结合与走向政治实践的历史过程。这成为此后政权常常使用的策略。“国家”推动“破除迷信”是清末新政时期禁止迎神赛会与传统禁令的不同之处。对这一时期禁止迎神赛会的考察,有助于把握清末新政在近代国家建设的意义。

晚清留日师范速成教育政策的历史背景、流变与影响

晚清留日师范速成教育政策是在清政府内外交困的历史状况下形成和产生的。教育改革的推动、学校和学生数量的激增、教师人才的不足、邻国日本师范教育的先进性构成了该政策特殊的历史背景。清政府的积极鼓励、有识之士的极力提倡、公费私费留日方式的拓展逐步形成了其特定的历史流变。而解决师资人才的不足、促进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制度的确立、创办新式教育、传播近代教育理念、促进中国近代学制的形成是其积极的历史影响,但是其消极的影响也是同时存在的。因此,应立足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坚持辩证统一的分析法,才能客观地分析其历史影响的深刻内涵。

“制造”新教育:清末民初教育用品本土化探析——以天津教育品陈列馆、制造所为例

在清末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教学需要与弥补大量进口所导致的利源外泄之弊,天津教育品陈列馆与制造所应运而生。前者致力于搜集国内外先进实用的教育用品并进行展示讲解以便学界参考,后者则以前者之展品为模板进行仿制与研发,二者的最终目的是试图走出一条自制教育用品之路。尽管前后仅存续了十余年,但教育品陈列馆与制造所可谓是近代中国教育用品本土化尝试的缩影,它们在社会教育和振兴实业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

晚清温州教育改革场域中地方士绅的新旧派分与竞合关系

近代以来,从晚清绅权的膨胀到现代知识精英阶层的兴起,再到新乡贤的回归,士绅阶层与地方治理的话题因事关基层社会的现代转型而经久不衰。回顾晚清温州兴学场域中的士绅角色会发现,随着晚清政府权威的日益式微,士绅阶层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却与日俱增,并达到一个历史顶峰。他们在教育改革场域中各显身手,共同致力于地方教育维新,但知识共同体内部也在不断分化,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竞合关系,并且开启了传统士绅向现代知识精英的转型历程。通过诒善祠塾、求志社、温处学务处、文成会等案例,具体而微地呈现晚清温州士绅在教育革新场域中的新旧派分与竞合关系,无疑可以为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合一”的地方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和有益启示。

晚清时期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科学教育

晚清新政时期,京师大学堂经过延聘科学教习、购置实验仪器等一系列筹备工作,在学堂内率先创建了师范馆及其科学教育。师范馆按分类科的模式将馆内所有课程划分为四类学科,将自然科学课程专门集中于第三类、第四类学科,同时又为各种实验、实习活动的开展创造条件,彰显出了注重实验的基本特征。对于与科学教育有关的考核等事项,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亦制定了有力举措,在实践中竭力落实,保持了师范生科学教育体制的完整与正常运行。师范馆作为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的主要载体,于清末发挥了示范与传递的良好作用,不仅推动了近代国内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通过传播普及科学知识产生了社会启蒙的积极效果。

清末师范教育与教师检定制度发展演进的历史审视

师范教育作为培养师资的教育制度肇始于清末教育改革时期。之后为扩大教师数量,确保教师质量,清政府颁布教师检定制度。通过历史研究发现,清末师范教育与教师检定制度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关系,即师范教育发展失范所导致的教师数量严重不足与教师质量难以保障的状况是教师检定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而教师检定制度作为教师资格的认定制度,体现着当时清政府对教师素质和规格要求的价值导向,其制度本身具有的规范性作用一定程度影响着师范教育的发展,规范着师范教育的办学形式和课程设置。这种在师范教育与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发展关系上所遵循的基本规律,对当前教师教育与教师资格认证制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

清末民初小说话中“小说教育功能”普及的可行性探讨

中国古代小说教育观是自上而下代表统治阶级意愿的有序政治教化;而晚清民初小说教育观是自下而上的觉民新民教化,强调的是通过对普通民众的启蒙思想教育,而达到新民与救国的目的。这一教育观激发了小说话作者们对小说教育功能普及性的积极探寻,并提出了小说进课堂、通俗化、提高妇女文化水平以及创作读者感兴趣的作品等一系列可行性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