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shold Effects in the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CAL） affect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flows. Authors use a dynamic panel model encompassing 14 Middle East countries over the period from 1985 to 2009.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countries that are able to reap the benefits of the capital openness policy satisfy certain threshold conditions regarding the level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Thus to promote FDI, governments in this region should develop a set of policies that not only focus on financial openness, but also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legal institutions.

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绿色双元创新的影响——基于新质生产力视域

立足于新质生产力培育视角,探索外商直接投资推动绿色双元创新提升的逻辑机理与现实路径。基于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从探索式绿色创新和利用式绿色创新两方面衡量企业绿色双元创新,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绿色双元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绿色双元创新有明显的抑制作用;ESG表现为正向调节两者的关系;融资约束是外商直接投资抑制企业绿色双元创新的中介路径;外商直接投资对探索式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在东部地区显著存在,利用式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在中部地区更加明显。该结论深化了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绿色双元创新复杂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人口老龄化与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机制与实证分析——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将储蓄率和劳动力成本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究人口老龄化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且存在时空异质性:空间异质性,表现为老龄化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呈现东、中、西部逐渐下降趋势;时间异质性,表现为2012—2020年人口老龄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2003—2011年。储蓄率在人口老龄化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过程中表现出正向调节效应,起到推动作用,而劳动力成本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且劳动力成本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力随着老龄化的持续加剧而扩大,阻碍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为此,各级政府要完善劳动权益保障体系,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制定完善的外资引入机制,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均衡发展。

低碳城市试点与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

绿色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而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低碳城市试点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采用长江经济带2004-2020年108个城市市级面板数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探究低碳城市试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低碳城市试点有利于提升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且政策效果具有滞后性,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异质性分析表明,从区位特征来看,低碳城市试点对长江上游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效果更明显;从城市人口规模来看,低碳城市试点对人口规模较大城市的政策效果往往更明显;(3)机制分析表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低碳城市试点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

境外经贸合作区如何助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有力引擎和中国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的有效途径。面对部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过程中重数量轻质量、重规模轻绩效的问题,探索以境外经贸合作区为载体进行高质量OFDI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国家层面和企业微观层面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对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投资效应进行了全面分析。合作区不仅显著提高中国对东道国OFDI的规模,更从技术创新、产业协调、生态绿色和开放共享等方面推动了中国OFDI高质量发展。合作区对高质量投资的带动主要通过影响东道国制度质量、税收优惠力度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程度来实现。本文研究结论为中国由投资大国转向投资强国提供了新颖路径,为中国企业找准高质量对外投资着力点提供了理论参考。

外商直接投资对新质生产力的多维异质性影响研究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不仅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是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大量引入,带来了先进技术、充裕资金、新知识与管理经验,这需要理论与实证研究跟进,以确定其对中国新质生产力的积极推动作用。首先,构建FDI对新质生产力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理论假设。随后,基于2012至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测度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并运用双固定面板模型实证检验FDI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其多维异质性。结果表明,FDI显著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区域异质性分析显示,东部FDI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中部显著抑制,西部则无显著影响;南方影响显著,而北方不显著。影响因素异质性分析显示,在人力资本高、环境规制强、市场化程度深、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大的地区,FDI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效应显著;反之,在这些因素水平较低的地区则无显著影响。“联手”效应异质性检验表明,人力资本、环境规制、市场化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强联手”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而其他形式的“联手”影响不显著。因此,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应根据区域发展禀赋实施差异化引资政策,打造适合不同区域约束的引资行业和技术结构。同时,政府应制定综合性政策,促进人力资本、环境规制、市场化与知识产权的协同发展,为FDI助力新质生产力提供良好的外部支撑环境。

地区经济增长目标与外商投资结构优化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是地方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途径,而实现外商投资结构优化则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本文利用商务部外商投资管理平台公布的外资企业设立信息与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公布的地区经济增长目标等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对其外商投资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对外商投资结构优化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即地区经济增长目标的提高会促使该地区引进外资中的高技术产业占比提高。异质性分析发现,经济增长目标对东部地区和服务业的外资结构优化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西部地区则存在显著的负向阻碍效应。机制检验表明,从增加传统要素供给的视角来看,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下,地方政府扩大土地供给会促使制造业外资结构优化,但对服务业外资结构优化的影响并不明显;从促进优质要素形成的视角来看,财政支出扩张引致的教育和科技支出增加对吸引高技术外资和促进外资结构优化发挥着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新发展格局下优化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体制和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一带一路”倡议下盐城企业高质量“走出去”策略研究

充分把握“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建设机遇,积极推动盐城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对实现“四新”盐城建设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分析盐城企业“走出去”现状,指出盐城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具备的优势以及应注意的问题,从完善配套政策、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创新人才培养、预先研判投资项目可行性、实施卓越绩效管理模式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等方面提出发展策略,为推进盐城企业高质量“走出去”提供参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质量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需向质量效应拓展,然而缺少相关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基于2007-2019年亚洲开发银行编制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从效率和稳定性两个方面构建指标并测算“一带一路”国家层面全球价值链质量数据,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全球价值链质量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东道国参与全球价值链质量,主要通过提高“一带一路”东道国中间品生产效率、中间品供应稳定性及中国与“一带一路”东道国间生产关联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国OFDI的东道国全球价值链质量提升效应在“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与中国政治互信程度高、与中国拥有共同语言及海上丝绸之路等国家体现得更明显,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强化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这种提升效应;拓展分析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东道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效率和全球价值链稳定性。

国内国际双循环背景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基于对外直接投资角度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逐渐形成,中国制造业逐步开始转型升级。利用2015—2021年的相关数据,建立OFDI-制造业评估体系,探索对外直接投资对其的影响。总体而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促进了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存在逆向技术溢出的中介效应,对制造业创新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最为显著。在要素密集度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两种不同分类标准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中低级技术制造业受到的积极影响最大。最后,从政府和企业层面提出建议,为“智造2025”贡献力量。

人工智能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新一轮技术红利存在吗?

人工智能发展产生的新一轮技术红利开始显现,成为构筑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竞争优势的核心模块之一。本文结合Zephyr全球并购交易数据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库和国泰安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并采用二元选择Probit模型就人工智能与企业跨国并购之间的关系展开系统分析。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是推动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重要因素。异质性分析表明,人工智能发展能够促进技术红利替代人口红利,对不同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带来差异化影响。并且,机器代人能够促进企业劳动力结构优化,产生资源配置的倒金字塔效应。机制分析显示,用工成本削减效应、管理效率提升效应、聚集知识溢出效应是人工智能作用于企业跨国并购的具体机制。此外,本文在考虑跨国并购样本选取、核心指标稳健性、计量模型设定等多方面问题后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及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人工智能发展对跨国并购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探讨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效果,文章基于外向集成全球资源的视角,采用2012—2019年中国纺织产业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中国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产业数字化和绿色化水平提升。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通过东道国纺织产业良好的发展基础降低成本,另一方面通过逆向技术溢出路径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但海外市场扩张效应不显著。时间上,对外直接投资在“基础提质”阶段的整体促进作用更强;空间上,流向“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或经济发达地区有助于产业高质量和绿色化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不断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下,企业内劳动收入份额是提高还是降低,将直接影响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本文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企业内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企业内劳动收入份额增加,促进企业内劳动收入份额提高约9.24%,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大于逆向技术溢出带来的替代效应。同时,在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中盛行的明星企业效应,在中国企业中没有明显效果。扩展分析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扩大劳动收入份额的同时,不会加剧企业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Foreign Capital Inflow Should Serve Nation's Strategy

During the 11 th Five-year Plan period (2006～2010),China effectively introduced a large amount of foreign capital inflowacross desired industries and regions.In the meantime,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conomic environmentshave posed new challenges.This paper has identified problems in terms of investment mode,innovation,institutionaldesign,industrial layout and economic security.In the upcoming 12th Five-year Plan period (2011 -2015),China willremain an attractive destination for foreign capital but also needs to increase FDI’s productivity rather than just quantity.Besides,industrial and regional structures must be properly balanced.This paper takes stock of the 2006-2010 period and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upcoming 2011-2015 period.

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加工水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4-2019年中国和34个OECD国家的贸易数据,以加工水产品行业为研究主体,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出口加工水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引入与东道国出口加工水产品质量之间具有显著的“U”型关系,即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规模的扩大,出口加工水产品质量先降低后提升,在考虑内生性偏差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另外,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加工水产品质量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加工水产品质量间的“U”型关系在低技术国家更为显著;对于自身加工水产品质量较高的国家,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加工水产品质量为倒U型关系。以期为我国相关企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选取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影响效应及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具有积极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区域异质性;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中发挥重要中介作用;门槛检验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关系。基于此,提出完善环境规制政策、差异化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统筹全国环境规制空间布局等建议。

数字贸易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数字贸易迅猛发展,企业能够以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为支撑,通过虚拟跨国公司网络的形式组织生产,直接投资的必要性下降。数字贸易增加了智慧资源在价值链网络上的重要性,依赖数据资源的跨境企业比以前更需要定位于产业集聚中心。以数字基础设施以及数字化贸易两个维度度量数字贸易水平,以中国设区市数据为样本来源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发展数字贸易对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提升东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对外资的促进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而提升中西部地区数字化贸易水平对外资的促进效应大于东部地区。此外,研究结论还表明,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贸易与跨境投资具有互补性,目前外商对中国的投资已经跨过了单纯的资源或市场寻求型阶段,这对于新发展格局下稳外资、稳外贸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出口产品质量

基于2008—2020年CEPII-BACI数据库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显著促进“一带一路”国家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在进行了内生性问题处理等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且该促进作用在中低技术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同质化产品中更为显著。(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提升“一带一路”国家产业结构和创新水平而促进其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同时“一带一路”国家的金融发展、制度质量和确定性程度会加强该促进作用。(3)进一步研究发现,较其他国家从“一带一路”国家进口产品的质量而言,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更能显著提高中国从其进口产品的质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增加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贸易互补性。

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机制

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建立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指数,用于衡量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且加入东道国市场规模、战略资产水平、税负水平、自然资源禀赋、市场发展潜力、投资开放度等控制变量完善模型。基于2007至2016年115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对中国直接投资流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数字信息技术的推广与应用,都显著扩大了中国对其直接投资的规模。为解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自选择问题,使用Heckman两步法对样本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效提升了中国对其进行直接投资的概率以及扩大了中国对其直接投资规模。在内生性问题方面,使用东道国中等教育入学率作为工具变量,研究结论与前文一致。机制分析进一步表明,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通过“贸易成本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和“制度质量效应”显著影响中国对其进行直接投资的规模。最后,就“数字鸿沟”问题以及未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向提出了建议。

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选取2010—202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中国海关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技术行业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强。机制检验显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两种渠道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据此,提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和执法力度、全面推进金融体制深化改革、实施差别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相关建议,以期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