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性理之学与诗歌创作的会通

朱熹身兼理学家与诗人的身份,将诗歌与思理结合是其诗歌创作的特色,其诗歌据此具有伦理道德与哲学观念的载体功能。其“感物而动”“辞以情发”的诗歌观念,体现着文是道的必然产物与文是道必然流露的哲理意蕴,于诗歌创作中系统地呈现了朱子的天理思想,流露出道德、知性与情趣美感三种不同的自我境界。诗中即象见理,意在言外、寓理于象、情理交融,诗歌创作与性理之学营造了一种和谐统一的特质,成为沟通“诗言志”与“诗言情”两种迥然有别的创作思想的重要途径。这为我们解析朱子哲学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使我们能更加立体、生动地窥视朱子在阐发义理与人格至境之时的内心期许和信念。

论国学视域下的领导特质:三重人格境界

国学中蕴含着丰富的领导学特质理论。本文提出了国学领导特质论中的三重人格境界说:外我境界,即领导者自己或者借助外力做自己的旁观者,随时随地"反观、反听、反思"自己;大我境界,即领导者清晰定位自己的角色,缩小人我之界,承载天地之本色,获得"大欲、大智",以借天地之力帮助他人为功;无我境界,即领导者以服务者、公仆的角色自居,做到"无我执、无我身、无我名"。

浅论《人间词》的“有我之境”及词人之死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列为同一层次,同属他最推崇的境界,并在其《人间词》的创作实践中,倾向于"有我之境"。与冯友兰将"天地境界"鲜明地确定为人所可能有的四种境界中最高境界相比,可见出王氏词学理论上的朦胧也是他哲学思想、人生观上的朦胧。

“尔汝群物”与“强草木以还泪债”——从钱钟书的“物我”观看古典诗学中的三种境界

钱钟书通过从"观物"之"我"所呈现出的不同心性修养入手,探讨了三种物我关系。第一种是具万物一体之爱的"大我"之境;第二种是"挟私蔽欲"的"小我"之境;第三种是呈现万物的本真情态,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无我"之境。

黄景仁词的二重形态与词美流向

乾嘉时期,在阳羡、浙西、常州三大词派消长更替之际,黄景仁另辟蹊径,在当时词坛独树一帜。黄景仁词中的哀情与豪气,阳刚与阴柔等二元因素的对立与统一,并进一步论述了黄景仁词对词学传统的背离与回归,以期能够揭示其二重形态与词美流向。

王国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西学渊源正考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提出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西学渊源国内学者主要以为来自叔本华,事实上应该是源自康德。无论就王国维自身在《人间词话》中所言,还是通过对"有无之境"二者是否关涉理性概念的具体分析,都可论证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与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的"崇高"与"优美"有着互相对应的关系。但王国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又很难包容康德的"崇高"与"优美"的全部内涵,其对康德概念移用时的不彻底是否是有意的,以及中西学术话语之间的融通是否可能,都使得其渊源一直模糊不清,难以定论。

王国维“境界说”的西学渊源

“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集中体现了王国维“境界”说的思想精华,它融会并发展了康德对“优美”和“崇高”这对美学范畴所作出的审美判断和叔本华强调的“审美直观”说思想。

王国维“无我之境”辨析

王国维的"境界说"在中国的词学理论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间的差别,在于"我相"的泯灭与否,而"我相"的泯灭不是"我"的肉身或自然属性是否消亡,而是"我"的本质的自然消隐。

一样的“无我”,不一样的“诗境”——“无我之境”类型探析

对于"无我之境"的渊源及内涵,学界已有许多精到的点评和分析,但对于其类型却至今无人涉足。笔者认为,"无我之境"其实有类型的不同,本文拟结合陶(陶渊明)诗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谢(谢灵运)诗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两句,对"无我之境"的类型作初步探讨。

人格的三层次与艺术的三境界——论王国维的境界说

王国维"有我之境"可再分为"小我之境"和"大我之境",而"无我之境"更确切说是"超我之境"。这"三境界"与做学问的"三境界"可统一起来,但顺序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小我之境",是执着于构成自我结构的一切利益、感受、知识等,这种"自我状态"绝对化必然与痛苦相生,是第一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回头"否定了对"小我"的执着,从而在"那人"身上发现相对的自我,是自我的一次解脱,也是新的觉悟,达到相对的"类我境界",此第二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代表第三境界,一切障碍消除了,自我延伸到无限,体验到永恒,得到彻底解脱,获得对世界本质的完整认识和大智慧。

“有我之境”中物我关系及“宏壮”美产生原因的辨析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有我之境”这一概念,并认为“有我之境”多表现为“宏壮”美。以叶嘉莹和佛雏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有我之境”中物我之间存在对立的利害关系,并以此为基础解释此境中“宏壮”美产生的原因。该认识有待商榷,“有我之境”中物我之间不存在对立利害关系,而更可能是一种双向互动状态下的选取、吸引与补助和生发;探讨“有我之境”中“宏壮”美产生的原因,应结合康德对“崇高”的分析,以创作者经历了“由动之静”这一过程为关键,同时,也不能忽视作品接受者的作用。

内在修养中道德自我的超越与境界追求

道德自我注重德性修养和自我完善,基于伦理自然主义、道德理性主义以及实践理性价值的确信,以尽性、穷理和践行相统一为内在修养途径。作为理想精神,道德自我表现为以精神性和社会性自我对感性欲望和个体利益的超越,以主体性和理想性自我对世俗功利以及制度规范的精神超越。在修养和超越中,道德自我不断提升精神和人格境界;在汲取传统儒家、道家人格和精神境界智慧基础上,社会主义社会道德自我人格精神境界的追求在于:注重责任、服务社会的奉献境界,天、人、我一体的和谐与自由境界,生命不朽和价值永恒的完满境界。心性修养、内在超越和境界追求构成道德自我行为实践和价值实现的德性根基和精神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