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锲而不舍的端倪之作--评《唐代黠戛斯历史研究》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与黠戛斯历史有关的内容从公元前3世纪延续至大约公元13世纪。以唐代黠戛斯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既可以溯源,又可以启后,也扣住了黠戛斯在中国古代最为活跃的历史时期。这对于系统全面地研究黠戛斯历史可谓重点明确的选择。《唐代黠戛斯历史研究》一书对其族称、族源、活动区域、以唐代为重点研究时段的谋篇,以及针对黠戛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习俗等多方面的探讨,系统展示了研究者的学术看法。

《新唐书·吴元济传》采录韩愈《平淮西碑》考论

韩愈《平淮西碑》为宪宗时期所作,因过于赞颂裴度之功而被斥为“碑辞不实”,由此引发诸多论辩。两《唐书》编修者对《平淮西碑》所持的不同态度,导致两部唐史对这一文本的采录出现差异。《旧唐书》以记载事件为主,《新唐书》则在吴元济传记中全文采录《平淮西碑》,对韩氏的评价带有明显倾向性。两《唐书》对《平淮西碑》采录的差异,不但反映了时代环境、史家价值判断、情感倾向对史书编修者的影响,而且展现了中唐至北宋时期史家思想观念的嬗变。

唐人稱引《周易》王、韓注側證——以《文選》李善注爲中心

唐宋間《周易》文本經歷了最爲重要的一次遞嬗,即從寫本切换至刻本。本文以《文選》李善注所引《周易》王、韓注爲中心,參照約略同時的《後漠書》李賢注,以及稍晚出的官修類書《初學記》引文,同時參校宋刻《周易》經注本,以及敦煌唐寫本、陸德明《經典釋文·周易音義》、魏徵《群書治要》、李鼎祚《周易集解》、郭京《周易舉正》等唐代或唐前文本或異文資料,從而揭示唐人引文的特徵,並由此回溯唐代文本樣貌,進而探求唐宋《周易》文本遞嬗的規律性。唐人注解及類書引文大體上忠實於原文,基本上可以反映其所從出之底本的原始樣貌,雖然具有個性化和不穩定性的特徵,甚或經過一定程度的主觀改造。總體而言,唐宋《周易》文本具有穩定性和連續性,在從寫本時代進入刻本時代的遞嬗過程中大體保持統一,並未發生大的變易。

唐代学士修书考论

学士修书是唐代官修书活动中的常见组织形态之一。它源于南朝中期,历经百年发展,至唐代发扬光大。唐代学士修书主要有两种类型:文馆学士修书和非文馆学士修书。由文馆学士主导的官修书活动并不多见。相对来说,非文馆学士的修书成果更大,遍及多个领域,取得了较为耀眼的学术成就。二者皆为唐朝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学士修书也具有政治意涵,可视为政治权力在官修书领域的延伸或政治诉求在该领域的表达。

正史所见晋唐宋元时期“虎患”

晋唐宋元时期正史对虎患和虎害多有记载。面对虎患,人们采取了即时性捕杀措施;对一些虎患较为严重的地方,官方采取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捕杀。正史对虎患问题的解读主要是伦理性的,体现出对传统社会伦理中仁政、忠孝、道德教化等的重视和推崇,但从史料中也可看出唐宋以后虎患更为严重的趋势,这与虎类生存环境受到挤压有关。

京都市藏唐抄本《毛诗正义秦风残卷》研究

日本京都市藏唐抄本《毛诗正义秦风残卷》存《小戎》、《蒹葭》凡67行,是珍贵的《毛诗》资料。在对残卷逐字校读的基础上,从《诗经》文献学和中日文学交流史两方面,论述了其可贵的研究价值。日本藏中国典籍古抄本多存唐代文献古貌,有必要展开文献学与比较文学结合的综合研究。

论钱大昕考校两《唐书》的成就

钱大昕是中国18世纪最有成就的史学大家,所撰《廿二史考异》代表了当时考证史学的最高成就,而考校两《唐书》是其最主要的内容之一。钱大昕不仅对两《唐书》作了精详的校勘,指出文字的脱、衍、倒、重并纠谬正讹,还对两书在编纂中出现的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彼此重复等弊病一一论述,同时就两书所及官制及氏族问题深入研究,探幽发微并进行概括总结,全面反映了钱大昕考校两《唐书》的成就。

“抄本”“写本”与汉唐出版史研究

"写""抄"二字用于书写行为分别是汉代和晋代以后的事。在传世文献中,汉唐时期,很少用"抄本",常用"写本",但"写本"并非书籍的名词性代称,而是动宾形式——"抄写文本"之意。宋以后,"抄本"与"写本"被当作书籍的名词性代称。晚清之前,同一本书中,"抄本""写本"不会混用。将"抄本"和"写本"混用在同一本书中,是近现代的事情,主要出现于文献学、书籍史、出版史领域中。汉唐出版史研究宜采用"抄本"概念。首先,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当前学界,对"写本""抄本"均无明确界定,不同学科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大致通约的框架内使用这两个术语,出版史界当然可以依据自己的学科需要确立概念。其次,"写本""抄本"相比,"抄本"更为强调复制因素,因此也更为契合"出版"概念。最后,考虑到中西方的对比融通,就需要挑选一些既属中国自有,又能与西方出版史、书籍史对接的概念,这样,才能真正让中国出版史成为世界出版史的一部分,而非自说自话,以"抄本"来概括汉唐书籍,在一定意义上或可看作与国际学界接轨之需要。

论正史与历史演义小说:以隋唐题材为例

纪传体正史《隋书》、《旧唐书》和《新唐书》中所记录的隋唐题材历史故事,为隋唐题材历史演义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隋唐题材历史演义小说"依史以演义",存在六种情形:抄缀史籍,稍加润色;依史演义,扩充成章;剪裁合并,连缀成篇;据其一点,生发想象;偷梁换柱,背离史实;随意虚拟,自由创造。正史为历史演义小说的题材渊源和艺术源泉,但历史记录与小说叙事不可等同,史籍遵循实录原则,小说创作凭依想象、创造,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写作方式。

新旧唐书经籍艺文志所载书名变异考——《唐人著述考》之一

对比《旧唐书》之人物纪传所记与《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 ,得新旧唐书经籍艺文志所载唐人著述名称与原书名有所变异者 48种。

论唐代山东士人与《晋书》《隋书》的修撰

《晋书》《隋书》是唐初官修的两部正史,而山东地区的士人在这两部正史的修撰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山东地区自先秦以来一直是文化发达地区,虽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汉文化在此非但没有遭到大的破坏,相反仍在继续发展,而江左、关陇两大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文化上略落后于山东地区。因此说山东地区先进的文化促进了该地区学术的发展,并使得该地区学者的学术水平居于领先地位,进而为《晋书》《隋书》的修撰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李白不屑科举说”考辨

隋朝开始推行科举制度 ,从而打破了魏晋以来取士制度中的门阀垄断 ,世庶界限相对淡化了。但同时隋朝也规定了“工商之家 ,不得仕进”的禁令 ,对工商之家还是采取歧视性政策。而“唐制 ,取士之科 ,多由隋旧”,四民本末的界限仍然是严格的。唐代科举制度虽为寒士打开了仕进的大门 ,但这扇大门对工商之家来说是仍然紧闭着的。根据范传正披露的情况 ,李白无法提供足以证明他非工商之家的谱牒户籍等材料 ,以备户部集阅 ,而户部也不可能存有李白家族的原始档案材料是确凿无疑的。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恰恰使李白摆脱了应试教育的束缚和儒家经学的羁绊 ,从而走进充分发展个性自由的广阔空间。

史学理论视野下的唐修正史探析

对于唐修正史问题的考察,应回到历史"现场",采用历史主义的态度予以整体性观照,进而从史学发展的连续性中探寻唐初史学演进的脉络。唐初政治家、史学家以政治性需求与学术性考量二重性原则为指导,历时30年先后撰成八部正史。从八部正史成书的时间与撰修的过程来看,唐初正史编纂的演进有着内在的逻辑。在运用纪传体撰写断代史已成为修史范式的背景下,唐初当权者对李延寿《南史》与《北史》的成就与地位,采取包容与肯定的态度,从而使唐初正史的编纂兼具断代与会通两种不同风格。在史书性质上,唐初所修八部正史可以分为官修正史和私修正史两大类型。从二十四史成书的历程来看,唐初正史的编纂处于私修向官修的范式转型期。

“忽正典而取小说”与唐初八史的文学性

唐初八史的修撰多取小说,受到后代诸多指责;但笔者认为,此举无疑使唐初八史带上强烈的文学色彩。"取小说"不但使唐初八史保存了当时的文学风格,提升了自己的文学品位,而且有助于唐初八史刻画人物形象,加强了史传作品的文学性,还使唐初八史带上浓郁的志怪小说色彩。

点校本《新唐书》专用名词正误释例

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一直被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公认为权威版本,但由于种种原因,内中的疏失也在所难免。有专用名词之误,词序颠倒之误,夺字、衍文之误,字体形近之误。因限于篇幅,现仅以《新唐书》中的专用名词为例加以正误。

唐代纪传、编年二体优劣论

唐初史家继承南北朝史学的理论遗产,列纪传体为正史。其后,史家开始强调史学褒贬人事、惩恶劝善的宗旨,这股思潮与中唐以后兴起的《春秋》学合流,将史书的编年体裁与褒贬义例联系在一起,导致中唐以后编年体史书中兴的局面。在此背景下,皇甫湜提出只要能立褒贬以示惩劝,二体皆可为良史的主张,对北宋时期《新五代史》等书的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唐人选唐诗”看文学史著作选评唐诗的得失

"唐人选唐诗"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学史论著选评唐诗的得失。"唐人选唐诗"与文学史著作选评李杜诗异同情况:两者都重视李白乐府与歌行;后者重视李白绝句,前者不重视;《才调集》突出了李诗题材"近俗"的特征,文学史著作则忽略了。两者都推重杜律;诗史类作品不被前者所重视,为后者所重视。皇甫冉《巫山高》和祖咏《苏氏别业》为"唐人选唐诗"重视,不为文学史论著关注。王维山水田园诗应该进入文学史,但编撰者有偏爱之嫌;王翰的《凉州词》进入文学史著作的方式以及是否应该进入文学史著作,都需要讨论。

两《唐书》与《宋史》志文所见兵书文献管窥

《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与《宋史·艺文志》中的子部兵书,作者都以官宦阶层为主,但宋朝兵书的数量、种类较唐朝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唐宋两朝兵书文献作者的共同性,是两朝文化教育并未普及的结果,兵书的差异性则受到地域文化、科技发展水平及两朝与周边政权关系的影响。

《旧唐书》武元衡遇刺时间之勘误

武元衡是唐代后期著名的政治家和诗人,唐宪宗元和(806—820)年间两次出任宰相,在第二次宰相任上为藩镇王承宗、李师道所遣的刺客刺杀。关于武元衡遇刺的时间,《旧唐书》记载有抵牾。以武元衡遇刺的历史背景、遇刺经过及史料记载为考察对象,考证出其遇刺时间为元和十年六月初三,即西历815年7月13日,从而纠正了《旧唐书》所载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