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宗法制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宗法制度及其文化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针对近年来史学界提出的种种不同意见 ,进一步论述了中国宗法制度的起源、本质、表现形态和发展阶段 ;并对所谓宗法为周公创立 ,周代以前、以后不存在宗法 ,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存在的标志 ,《礼记》的大小宗理论就是周代的宗法等不符合史实的观点 ,以及当前宗法的改造和村治等问题 。

祼玉与商末亲族制度

安阳殷墟刘家庄M10 4 6出土的玉璋墨书文字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通过对其文字的识读 ,可知这类玉璋即是见于金文和《周礼》的玉。尤为重要的是 ,通过对墨书文字所祭对象的研究 ,进一步证明习见于甲金文的“长子” ,实指首子或元子 ,而且说明已有嫡庶之别。结合其他称谓 ,也说明至迟在商末 ,其亲族制度已相当规范和复杂 。

君位传承与前燕、后燕政治

慕容鲜卑在由部落小国向中原王朝演进的道路上 ,逐渐排除立长立能的部落君长推选原则 ,确立君权的嫡长子继承制 ,前、后燕历史上诸如吐谷浑的出走、慕容翰之死、慕容托孤、慕容垂出逃及其对后嗣的安排等等政治事件 ,无不与此有关 ,反映着中古时期北方民族在大融合过程中所走过的艰难而痛苦历程的一面。

长子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周作人

周氏兄弟在童年时期几乎共同经历了家庭败落、丧父等一系列人生遭际,承接着几乎相同的文化滋养,但由于他们在家庭中兄弟排行位置的不同,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长子的文化规约,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感受和情感体验。周氏兄弟在家庭中的角色意识、责任担当和人生体验的迥异,致使他们最终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形成了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文学观。

论商代“大子”的身份演变

甲骨、金文中"大子"的身份可能是解决商代宗法问题的一个重要线索。在已发现的古文字资料中,在康丁以前,"大子"一词与"小王"并存,但"小王"出现的频率远高于"大子",其地位应高于"大子"。此时的"大子"仅指商王长子,不分嫡庶。康丁以后,"小王"一词消失不见,"大子"一词出现频率急剧上升,说明此时"大子"的地位急剧提高,而且已兼有"小王"作为王位继任者的权利;同时,"长子"、"帝(嫡)子"等具有嫡庶之分的词语也开始出现,反映了康丁以后嫡长子继承制确立的事实,此时的"大子"专指商王嫡长子,等同于后世的"太子"或储君。

论扶苏不得立为太子

秦末陈胜和吴广曾以扶苏作为号召和旗帜,发动旨在推翻秦王朝的起义,由此,扶苏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秦始皇皇位继承人。但在研究相关史料后发现,此种看法毫无根据,是起义者用来拉拢人心的手段。扶苏不得立为太子,一是因为秦人没有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二是基于秦人长期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三是扶苏在治国理念、统治思想上与秦始皇存在较大分歧。秦始皇欲立胡亥为太子乃是其真正心愿。

先秦卿大夫家族“立後”述论

立後在先秦时期是极为人所关注的一件事情 ,立後的意义在于使该家族祖先得以奉祀、家系得以传承 ,并因被立为“後”者继承官守而使该家族得到经济上的保障 ;立後在原则上实行嫡长子继承制 ,但例外的情形也十分多见 ,嫡子个人的素质、重要人物的好恶倾向以及家族的实际需要等都可能改变嫡长子继承的常规。立後在方式上一般包括家内选立和公众认可两种 ,但“後”作为国君臣属其还必须得到国君的批准。

辽宁工业题材长篇小说长子形象的艺术熔铸与历史效应

辽宁工业题材长篇小说在新中国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其塑造的长子形象具有与现代文学三十年的长子形象迥然不同的当代特质。活动于工厂矿山,长子形象所代表的是一个群体。共和国长子肩负建设新中国工业的历史使命,也见证了新中国工业的辉煌。作家设置内外冲突,并以对比和反衬的手法突出长子形象的英雄品格。从艺术创造、历史生成及传播接受等多个角度看,辽宁工业题材小说都产生巨大的历史效应,也为当下工业题材创作、作家深入生活及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某种参照。

辽宁工业题材摄影中的长子形象

辽宁被称为共和国的长子,这种长子形象的形成既有一代代辽宁人的艰苦努力,又有文学艺术作品的塑造。在长子形象的塑造过程中摄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一张张照片塑造了勇于担当、创新实干、奋斗自强的立体英雄人物,讴歌了广大工人勇于奉献的人物形象,通过对每一个振奋人心的瞬间记录体现了辽宁人奋斗自强的长子情怀,通过对一些生活记录全方位、多角度反映辽宁的工业长子形象。

中国现代家族文学中的“人子”形象浅析

文学创作和启蒙精神紧密结合的"五四"时代以降,中国现代家族文学作品中对"人子"的书写除了讲究儒家忠孝伦理、极富牺牲精神的"长子"以外,追求个性解放,成为"父亲与家"真正掘墓人的"逆子"以及在绝望、苍凉中无望地延续生命的"不肖子"也进入了现代作家的视野。对"人子"各具特色的大力书写不仅昭示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也凸显了现代作家游离于理性反叛与情感皈依之间的文化情怀。

机械轰鸣中的诗意与情怀--辽宁工业题材电视剧中的长子形象

作为共和国长子的辽宁,令人骄傲的“长子形象”符号被多次应用在工业题材电视剧中。工业题材电视剧创作中包含着几个重要的符号化元素:工业景观、工厂空间、工人群像等。这些钢筋水泥的冰冷空间与热血激情浇筑着的理想信念与生命热情混合在一起构成了工业题材电视剧独特的叙事图景。长子形象体现着辽宁工人群体的荣耀与担当;优秀的工业题材电视剧既能表现浩荡壮阔的工业图景,又能直面存在的现实困境;而电视剧在传承与创新新工业精神方面,又彰显着蓬勃的生命力。

长子形象与作家的文化选择──论党新、瑞宣和少安为代表的长子形象

长子现象是中国宗法制度“嫡长子继承制”的产物。受宗法文化的长期浸润，长子的文化性格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双重性人格、卑柔软弱的行为模式和自我牺牲精神等特征，与历史转型期文化的特征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因此，长子成为许多作家对传统文化进行思考和选择的形象载体，长子形象成为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景观。高党新、祁瑞宣和孙少安就是其中的三个典型。

现代文学中的长子形象

现代文学中的长子几乎都以一种悲剧的形象存在,然而在他们的悲剧后面有着共同的话语模式,本文以《激流三部曲》、《雷雨》、《北京人》、《四世同堂》、《财主底儿女们》中的长子为原型,从焦虑、压抑———死亡,受难———悟道这两种话语模式来分析长子的悲剧人生是怎样被构建的。

也谈“贾赦位置”

"自传"说者拿历史上曹雪芹的家人一一比附小说《红楼梦》中贾家的文学形象,混淆了文学和史学的界限。贾赦在荣国府的位置是妾媵制度造成的,他是庶出的长子。虽然袭了荣国公的再传爵位,却没有财产继承权,所以不能住在荣国府的正院。由妾媵制度产生的嫡庶矛盾尖锐复杂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其核心内容就是对财产和权力的争夺。这是一组不可调和的矛盾,它从内部腐蚀贵族大家庭的肌体,在外力的作用下,一个又一个贵族大家庭走向覆灭。

《雷雨》的虚无者形象建构及其文化意蕴

“虚无者”形象即曹禺所言的“一个美丽的空形”的置入是《雷雨》悲剧引发的深层原因。通过否定道德伦理、否定人生价值与存在意义、追求感观享乐等形式建构的周萍形象,在时代与家庭的双重背景中表现出与其身份极不相符的迷惘、恐惧、焦虑、痛苦、颓废与绝望。置于比较视野下,周萍的虚无思想指向的是一类青年群体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既呈现出某种个体化的自我撕裂,又代表了传统文化的承接错位和传统家族体制的涣散。“虚无长子”和“死亡长子”的提出,更凸显了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重估与现实叩问。

“负重的蜗牛”与“绣在屏风上的鸟”——中国现代家族文学长子形象浅析

传统"孝悌"观及封建家长制形成以父子为主轴的家族管理秩序赋予长子恪守家道、承担管理家族的重任,但长子不是创业者,而仅仅是守成者、延续者,在家族统治方面既缺乏财产控制基础又缺乏伦理控制基础。故时常徘徊于新思潮与旧观念之间,突围的欲望难以剥离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生命往往消逝于悲凉之中。

“没嘴葫芦”与“尴尬人”——尤氏和邢夫人的悲剧人生

尤氏和邢夫人分别是宁荣二府的大奶奶。然而她二人都不是实际意义上的掌权者。究其原因,一是她们的娘家都很寒 素,难以与贾府匹敌;二是她们都不是丈夫的结发嫡妻,缺乏原配夫人持家理政的基础;三是她们都没有生儿育女,不具备赖以 升腾主政的资格条件;四是她们自身性情愚弱,缺乏王夫人王熙凤姑侄们的办事能力和管理水平。“没嘴葫芦”和“尴尬人”是对 尤氏和邢夫人性格特征的生动写照和准确评价,必然导致其悲剧性的人生。

辽宁工业题材报告文学中的长子形象

报告文学是具有写实性和即时性的特殊文学体裁,它聚焦于时代发展,与生活紧密相连。工业题材报告文学是辽宁报告文学的重要构成,它是具有辽宁地域特色的重要文体,工业题材报告文学的发展充分彰显了辽宁文学的繁荣。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工业题材报告文学以地域编年史的方式记录了辽宁工业发展历程,它以鲜活生动的笔触塑造了众多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描绘出“共和国长子”的群像,其中不乏社会主义工业建设者、改革者及新时代的科技领航人等。他们有情怀、有担当,为辽宁工业发展和新中国经济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长子情怀的诗性赞歌:辽宁工业题材诗歌中的长子形象

辽宁工业诗歌是新中国辽宁工业发展的一个见证,它伴随着辽宁工业兴起、壮大、低回与复兴的历程,书写着坚韧顽强、进取创新的辽宁工业精神。当代辽宁工业诗歌展示了拓荒与创造、自豪与信念、担当与奋起、实干与坚守的长子情怀,塑造出大国工业的建设者、急先锋、负重者和追梦人的动人形象。

中国古代丧服制度的政治内涵——父为长子服斩衰的讨论

在《仪礼·丧服》所规定的十一种服斩衰的情况中,父为长子服斩衰非常特殊,其不符合古代的三纲原则。丧服制度的根本精神和社会内涵是封建宗法制度,进一步而言,这种制度是为了维护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宗法制度的核心和基础是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承担着"传重"的特殊地位,是息纷止争的关键因素。所以,父为长子服斩衰深刻地反映了丧服制度所要表达的政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