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ching English Literature Through Popular Culture in China: Record and Reflection

Classic English literature is high culture of a sort, too high for tertiary English majors in the 21st China, who have grown up with total exposure to popular culture in an electronic way, to reach so that they show indifference to literature class.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intends to consider the implications and feasibilities of integrating popular culture into literature education in English departments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After carefully reviewing the current English literature teaching connected with popular culture both in China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choice of the popular culture texts shall be neither too random to include any form of popular culture nor too limited to only cover the film/TV adaptations of literary classics. Subsequently, the paper records the procedure and progress of the author’s classic-literature and popular-culture class and reflects upon the students’ substantial responses to the class. From the record and the reflection, three major findings are drawn: The students know little about how classic literature inspire popular culture and when they know, they become excited and want to know more;when further exploring those original texts which inspired their favourite pop, the students find themselves greatly challenged and stimulated as well;the students have strong desire to reach the “highness” of classic literature and would like to read challenging texts with their own spirits. A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from these findings: Both academic and popular literacy of English major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should be enhanced, and it is workable to incorporate popular culture into literature classroom with careful preparations for classroom activities and guarantees of the smooth implements of these activities.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瞿秋白无产阶级文艺范式的建构

瞿秋白领导和推动了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第二次文艺大众化讨论。1930年代初,瞿秋白“赋闲”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建立起与左联内部的有效沟通,熟悉和掌握左翼文学大致情况之后,瞿秋白先通过茅盾传达了自己关于革命文艺发展的思考,期间通过起草《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等文件,将“大众化”作为文化运动的中心问题。1932年3月左联完成改组工作,经过思想上、组织上充分准备之后,瞿秋白推出《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等系列文章,阐述了革命文艺的无产阶级方向,构建了“立场-题材-文腔”三位一体的无产阶级文艺范式,为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文艺提供了崭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

文艺大众化运动与其发展和转型

文艺大众化的主要问题和基本观点,大致有六个方面:文艺发展的方向、文艺服务的对象、文艺创作的主体、文艺的内容与形式、文艺的语言、对五四新文化的评价。文艺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也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毛泽东没有延续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思路与方向,而是对文艺大众化的内容与问题进行了分解、总结与转型,对相关问题与争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解决办法,将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讲话》发表之后,文艺大众化进入“泛化”时期。20世纪50年代之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需要提高型的作品,文艺大众化逐渐失去活力。80年代之后,传统的大众文艺受到新起的大众文化挤压,开始走向式微。2014年,习近平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相关思想,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出“精品战略”。文艺大众化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上,都失去了现实性与合理性,整个文艺发展的方向由“大众化”转型为“精品战略”,便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与历史的必然趋向。

“大众化”与苏区文艺的经验价值

发生于江西中央苏区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中国现代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苏区军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革命战争的思想主张,同时还为延安文艺和解放区文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价值。这种经验价值具体表现为:以识字扫盲运动为前导,尽可能提升工农大众的文化水准,进而为“文艺大众化”运动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以“红色山歌”“图画讲演”及“活报剧”为表现形式,将革命宣传与群众娱乐融为一体,开辟了一条“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有效途径;以“工农剧社”为孵化器,培养苏区自己的艺术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文艺大众化”的艺术品味。总而言之,苏区“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经验价值,就是追求“娱乐性”与“革命性”的完美统一,并在中国现代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创造了“人民文艺”的早期形态。

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乐人诗的新开拓

中唐雅乐建制整体处于停滞状态,俗乐却因为君王喜好及朝廷鼓励与政策支持、宦官集团的高度重视及藩镇的着力追求而走向全面活跃,这种发展格局带来了中唐宴乐之风的全面兴盛。由于诗歌的创作与表演是中国古代社会宴会的传统内容,宴乐之风的全面兴盛对中唐诗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受此风气的影响,作为中唐音乐诗重要类别的乐人诗有了新开拓:就内容而言,淡化了乐人的容貌描写,重视刻画他们的表演神态,并以容貌来反衬精湛的技术;注重乐人的技艺描写,详及表演的过程、曲目和歌辞等;全方面描绘乐人的生活,包括拜师学艺、受雇表演、日常生活和人生归宿等;深入乐人的精神世界,涉及其对音乐的热爱精通、丰富情思、文学才华及对友谊爱情的珍视等。就情思而言,不但表达对宴会主人或乐人雇主的感谢,而且涉及诗人的自我人生感怀、对社会弊端的批判以及对过往历史的反思等。全面考查音乐雅俗流变、宴乐之风及中唐乐人诗三者的关联,对于了解唐代诗歌发展历程的丰富及审美风尚的变迁等有重要的价值。

狩野直喜与京都学派中国俗文学研究体系的创建

作为京都学派的开山鼻祖之一,狩野直喜借鉴欧洲汉学的俗文学研究理念,深入细致地爬梳中国戏曲小说的文献资料,创建一个系统完善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体系。他在纯文学观念的基础上充分肯定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价值,运用文学史理念基本澄清中国小说、戏曲的发展源流与文类特征演变。经过狩野直喜与其后辈学者薪火相传的学术推进,形成文学史视野、版本考证、文本细读三个方面密切结合的研究格局,把中国俗文学研究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从“化大众”到“大众化”——延安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转型探赜

延安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经历了从最初具有试验性质的“化大众”尝试到适应民众需求的“大众化”转型,完成了由五四传统的现代启蒙现实主义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过渡与转变,反映了时代与人民的呼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开始转型,从先前过度欧化、高度强调自我、对社会无限度批判的“化大众”文学逐渐转变为作者注重在创作中融入本土特色、愿意深入革命与人民生活当中去取材,努力创作鼓舞民众抗战勇气、赞扬无产阶级革命的“大众化”文学,彰显出中国现代文学特有的中国经验、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新时代高质量科普发展体系探讨

为进一步发挥新时代科普在我国创新发展中的作用,迫切需要构建具有前沿性和科学性的高质量科普体系。从构建科普体系的重要意义入手,剖析新时代科普内涵,分析新时代高质量科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从时间、主体、环境3个维度提出“全周期、多主体、强支撑”体系框架的构想,并在此框架体系下提出深入开展科普工作的路径,即从体制机制上完善保障,从主体结构上优化联动,从覆盖率上开放共享,从人才队伍上协同教育。研究结果可以为我国新时代科普发展的战略制定及具体落实提供参考。

郑伯奇戏剧批评论纲

戏剧批评是郑伯奇文艺批评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人们对其关注的却不多。郑伯奇对左翼戏剧实务的贡献非常卓著,但是他长期专注于文学批评与电影批评,其戏剧批评成熟得相对较晚。郑伯奇的戏剧批评集中于对文学大众化的设想之中,在革新旧剧与校正国防戏剧理论方面尤为突出。郑伯奇的戏剧批评是其文艺批评体系的最后拼图,也是其文艺批评体系趋于成熟的一种标志。

民国时期儿童科普读物视觉设计问题与启示

目的探究民国时期儿童科普读物在当时社会场域中,如何通过视觉设计达到儿童的科普教育与“新民”培养使命,以期这种设计经验为当下儿童科普读物提供宝贵镜鉴。方法通过回归当时语境,对儿童科普杂志视觉与精英人士论述原始材料进行统计分类,借用场域与接受美学理论对儿童科普读物中的视觉问题进行研究。结果在民国时期社会场域中,儿童科普读物通过童趣视觉美学构成了读物的召唤结构、满足了儿童的“期待视域”与“审美经验”,并为儿童植入新一代公民意识与深沉的救国使命,使之成为被建构的结构。儿童也在这一时期伴随近现代物质、制度层面的转变而被发现和塑造,养成新的科学惯习,最终共同建构了救国论叙事。结论儿童科普读物的视觉转变,其本质上是受到精英人士提倡的兴趣观、平等观、救国观,以及未来新民培养的国家资本所推动,是国家为改变被动局面而主动进行的一场观念变革。

基于朱子家风的茶艺作品创编实践

朱子家风是中国传统家风的典范,倡导“读书、循理、和顺、勤俭”的家风传承,对现代和谐文明家庭的构建仍具有指导价值。茶艺属于大众文艺,是文化传播的优良载体。“诗礼传家”茶艺作品将茶艺、茶礼与朱子家风精神融合,以茶为载体讲述了闽北祖孙三代家风传承的故事。采用闽北建州特色茶品与武夷经典茶艺流程,通过择水备器、服饰造型、舞台造景等艺术设计,以舞台茶艺形式弘扬朱子文化。将传统文化置于时代背景下,进行文艺创作,供大众欣赏,有利于丰富百姓精神家园,实现文化自信。

儿童文学批评视角下的白居易诗歌创作论考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作品因兼具通俗意义和审美价值,多次被选入中国通用语文教材,排名仅次于李白、杜甫、王维。其诗歌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为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广泛接受。究其原因,是其诗歌创作具有集简约与崇高于一体的特征,能够将通俗性与审美性自然融合,在思想上多反映现实生活,同时具有较高的诗歌理论水准。本文拟从儿童文学视角切入,以文学内部研究为方法,试图对白氏诗歌的理论指导思想、创作特点、写作内容与审美维度等方面展开纵深式论述,结合具体作品剖析读者期待视野中的通俗性与诗歌创作规律的文学性,以及其兼顾的独特古典美学现象。

俗文学中的唐僧对历史玄奘形象的传承与嬗变

历史上的玄奘形象经历了由史传到诗话,再到俗文学创作的递嬗过程。玄奘形象的传承嬗变与不同文体的具体要求、文变时序的时代影响以及剧作家的个人境遇有关,这些原因导致了历史上的玄奘与元明清俗文学中的唐僧形象存在差异,同时不同文体之间的唐僧形象也存在很大差异。不同时代的文化思潮之间既有纵向的传承与变异,又有横向的渗透和交融,这种演进是多元而动态的,甚至延续到晚清民国时期地方戏中唐僧形象的建构,这反映了中国俗文学中的人物形象由雅趋俗、雅俗共荣的发展规律。

中国新闻摄影观念的形成与实践(1900-1947)

新闻摄影观念是关于“什么是新闻摄影”以及“如何实践新闻摄影”的观念。中国独特的历史语境、文化观念与社会制度塑造了独特的新闻摄影观念,但是现有关于中国新闻摄影的研究,却未给予这一透视中国特色新闻实践的重要视角应有的重视,近代中国新闻摄影观念的形成与实践也成为一个被忽视的议题。“武器论”观念是近代中国成型的新闻摄影观念,核心内涵将新闻摄影视为对内团结动员和对外揭露宣传的重要工具和“武器”,实践目标在于为抗战争取最广泛的国内外支持和服务战时政治,其形成是摄影术在近代中国作为一种新媒介与中国社会、文化和新闻业复杂互动的结果。19世纪40年代,摄影术作为一种新技术与新兴视觉媒介进入中国,肖像和风景摄影是当时摄影术的主要应用领域。随着摄影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时尚与风雅,中国社会开始转变对摄影术“奇技淫巧”的态度。19世纪70—80年代,摄影术获得了中国大众的接受,摄影开始被用来记录具有新闻价值的社会事件,纪实摄影是这一时期摄影的主流形式。20世纪初,摄影术与中国新闻实践有了“联姻”的趋势,新闻摄影从纪实摄影中分离出来,开始在中国新闻实践中发挥作用,但是此时的新闻摄影主要是作为文字报道的一种辅助性手段。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国内开始出现报纸的摄影附刊。这一时期照相馆是最重要的新闻摄影稿件来源,但是摄影图片大多没有新闻价值,中国新闻摄影处于探索时期,因此并没有成型的新闻摄影观念。20世纪20—30年代,一批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共同推动了摄影从技术到艺术的转变,这一转变将摄影与当时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相勾连。在左翼思潮与战争影响下,摄影成为一种服务时代的“工具”。战争语境促成了沙飞“摄影武器论”思想的萌芽,“战时新闻摄影”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新闻摄影“武器论”观念的形成。在与中共抗战动员和宣传建政需求的结合中,“武器论”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晋察冀画报》忠实实践了“对内鼓动”和“对外宣传”的双重要求。“武器论”观念的形成深受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语境与文化观念的影响,其实践对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论现实题材网络文学的人民性话语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遵循。现实题材网络文学的人民性话语实践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在创作立场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表现对象上,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发展成果,讲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生动故事;在价值指向上,聚力塑造时代新人、先进典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艺术形式上,广泛运用重生、穿越、“金手指”、硬核叙事等爽文技巧,推动主旋律文学的青春化、时尚化、趣味化表达。现实题材网络文学的人民性话语实践要自觉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找准主旋律与艺术性、思想深度与网文“爽感”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向新时代文学高峰迈进。

图书馆红色特藏资源建设与价值发掘研究

红色特藏资源具有史料价值、学术价值、文化价值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价值等四重价值,图书馆对红色特藏的收集、保护、发掘、利用,具有推动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意义。文章梳理了以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为代表的图书馆红色特藏资源建设典型实践案例,运用版本对勘法和比较研究法,对艾思奇《大众哲学》红色特藏进行版本梳理、内容提炼和对比归纳。以历史人物、版本流变、地域变化这三重叙事维度为视角,开展红色经典文献的价值发掘及红色阅读推广工作,阐释了红色特藏的版本价值、文献价值、育人价值。

在地寓言与现实衍射——《流俗地》的族群记忆书写

黎紫书以家乡怡保为原型,使城市的外部景象与人物的内心世界互为参照,勾画出一幅指涉色彩强烈的多种族聚居图,丰富了华文现实城市书写的路径。而在以盲女银霞为中心建构起的马华族群生活圈层中,黎紫书既融入了对马华民间社会、历史的“包容与悲悯”,也隐藏着对马华族群记忆的关注与反思。也正是通过这种意蕴丰富、多层面向的马华族群生存流变追溯,作者最终以空间布局隐喻伦常记忆,以个体生命创伤指涉华族整体生存困境,以双重地理来源整合族群文化记忆,完成了现实华族生存的在地寓言书写。

中国网络侦探小说的写作困境与出路

中国传统通俗文学凭借网络实现了整体繁荣,商业类型写作推动了网络叙事的发展和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但网络侦探小说却陷入了写作困境。不仅在主流文学网站中几乎看不到网络侦探小说的身影,同时网络侦探小说也没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且很少入选各类权威榜单。中国网络侦探小说陷入了发展困境,这种局面的产生是由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一是,中国传统侦探小说写作本身的“先天不足”,到了网络时代并没有太大的改观;二是,网络侦探小说与现有的“爽文”写作机制“水土不服”,并不是所有的类型都能够以超长篇的“小白文”形式存在。学界有必要也有责任为网络侦探小说的发展寻找出路,与当下获得巨大成功的“起点模式”相比,以大赛、版权开发为核心的“豆瓣模式”或许更有利于推动中国网络侦探小说的发展。

香港地区《大众文艺丛刊》的出版始末及其历史价值

《大众文艺丛刊》是20世纪40年代末转折时期重要的左翼文艺刊物。它的创办既得益于战后香港地区的出版环境与创刊政策,同时也是内战时期中共政治部署与组织策划的结果。《大众文艺丛刊》出版一年,以系列文艺批判的方式,统一了左翼文坛的内部分歧,收编了部分自由主义文人,促进了文坛“一体化”格局的形成。与此同时,它还积极登载和传播解放区文艺作品,对外国文艺思想进行引介与甄别,为新中国成立后“当代文学”的范式塑型以及文艺队伍的组织建构贡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中国台湾地区日据时期通俗文学研究述略与评价

中国台湾地区日据时期的通俗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意义。在刊物的发现、通俗小说选本出版等因素的刺激下,有关台湾地区日据时期通俗文学的研究成为热点。在命名上,学界对于使用“通俗文学”还是“大众文学”存在争议;在流通问题上,学界主要关注内地的通俗文学作品在台湾地区的传播与改写现象;在研究路径的类目细化上,开始出现针对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的文类研究,还有针对代表性作家作品、通俗文学刊物的个案研究。重视台湾地区日据时期通俗文学,既能补充台湾地区文学史的空白,同时也是刺激台湾文学研究活力的关键所在,为“多元共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弥补台湾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