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权力与技术:乡村动员式治理的实践逻辑——基于江苏省T村空间治理实践的考察

在乡村软治理兴起的时代背景下,以互动协商为特色的动员式治理成为基层推进乡村振兴的常用方式。对乡村动员式治理作全过程的解构发现,情境、权力、技术是理解其发生逻辑与运行逻辑的关键要素。“弱压力—高风险—低配套”的制度情境与强阻力的生活情境共同构成了动员式治理的发生条件,国家与社会互嵌从组织基础、认同基础、社会基础层面提供了动员式治理的权力基础,价值、关系、资源、制度等动员工具的技术化配置塑造了动员式治理的运作风格。从本质上看,动员式治理的过程同样是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持续再生产过程,其兼顾了科层有效性与社会有效性,是柔性转向情境下乡村治理机制的一种理性表达。

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模式演进与价值遵循

现代国家建设的普遍内在逻辑和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特殊历史进程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基于价值、组织和制度等3个要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模式经历了从全面管控到有限领导再到全面领导的发展演进。这3种模式既相互联系又有所不同。其中,坚持党的领导,动态调整现代国家的建设目标;保持组织同构互嵌,尊重现代国家发展自主性;重视领导制度建设,规范党对现代国家的领导,这些都是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模式演进的共同价值遵循。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三社联动”：内涵、机制及其实践逻辑--基于深圳市H社区的探索

"三社联动"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其在本质上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互动逻辑,内含着明显的政社互动关系。嵌入性理论为"三社联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内在地要求其遵循"社区嵌入社会"的本质机理,并从"脱嵌的社区"状态向"社区的再嵌入"转变,进而形成一种基于政社分开与团结基础上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通过对近年来深圳市H社区"三社联动"的经验反思发现,"社区"作为关键要素重塑了地方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格局,在实践中促进了国家与社会从二元对立向二重共生的关系转变;社会工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整合性建构不可或缺。

政府购买服务发展的障碍——一个“嵌入”视角的分析

政府购买服务的发展,本质上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在政府购买服务的"嵌入"中发生了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深刻变迁,可归纳为政府主导的庇护关系、社会组织选择的代理关系和契约规制的合作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走向表明,社会逐渐从受支配地被动"嵌入"国家转为有意愿地主动"嵌入"国家。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使政府购买服务在重塑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的同时,也受到了来自现存的社会结构与制度环境的反作用。政府的信任程度和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因素,购买服务的法规政策和社会组织承接服务的制度性因素阻碍了政府购买服务的深入发展。只有正确认识这些障碍,才能从根本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促进政府购买服务的实践,才能实现政社良性互动,从而推动中国跨越式治理体系的完善。

政府与市场关系重构的逻辑理路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最核心,也是最具争议的问题。当前学术界主要有反政府干预论、有限政府论、有为政府论、相机抉择论和社会嵌入论五种思潮。学者秉持经济学范式的不同是造成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解各异的重要根源。现有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忽视了社会经济运行的文化和时代背景,因而无法解释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只有依据中国文化和新时代发展背景,扎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经济学分析范式,才能够真正理解我国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定位。

政党在国家构建中的人事嵌入:从革命到执政的纵向考察

政党通过一定的人事安排实现对政权系统的人事嵌入,既是政党权威生成与拓展的过程,也是国家构建的过程。在中国的语境中,由于国家构建在革命与执政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任务与目标,党的这种人事嵌入在遵循了"党管干部"的总体性要求的情况下,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与内容;对党人事嵌入的这种纵向考察,揭示了党在国家构建中的核心能动者的作用,也反映了党具有契合国家构建逻辑的适应性特征。

党组织嵌入、审计监督与预算松弛——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预算管理是企业管理控制活动的重要构成,也容易成为企业高管自利行为的"良好载体",而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有机嵌入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则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要抓手。基于2010—2017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表明,党组织嵌入能够降低国企高管的预算松弛程度,并且党组织嵌入程度越深其对预算松弛行为的治理作用越好;"国际四大"通过强化党组织嵌入对预算松弛行为的抑制效应展现出协同治理功效,而审计师行业专长则发挥了相对消极的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对预算松弛行为的遏制效果在中央企业以及随着分析师关注程度的提高表现更佳,但党组织"新鲜血液"的流入尚未带来治理功效的相应增强。研究不但有助于厘清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具体路径,还完善了对制度转型情境下企业预算松弛行为的理论认知,并为理解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耦合机制提供了经验启示。

农村五保供养变迁的制度嵌入性分析

运用新制度主义制度嵌入性的视角分析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变迁的机理和过程后认为,制度环境是影响、促进五保供养制度运作与变迁的主导性变量。具体而言,中国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政治与社会管理制度以及国家在农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上的价值取向是五保供养制度所嵌入的最重要的制度环境,这一制度环境也是影响五保制度变迁的最关键变量。随着五保供养所嵌入的制度环境的不断变迁,五保供养制度也实现了从社区救助向国家救助的历史性转变。

嵌入性视角下的市场、组织与国家——关于一个客运组织形成运营过程的实践分析

基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研究,通过对一个客运群体经济行为的考察可以发现,经济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为,并"嵌入"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中。"嵌入"过程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组织制度的生成;实质上则体现着市场、行政、社会、文化传统等诸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行为对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嵌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由外在的市场实践、社会转型以及同时发生的行动者的形变为其提供支撑。这一过程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个体采用组织化的方式,作为应对转型社会中的行政力量的影响和市场竞争的策略性选择。

制度嵌入与基层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基于一个旧村改造案例的分析

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的变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关系逐渐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题。通过政策执行和平台建构,国家能力以制度化的形式渗入乡村治理进程中,这一过程呈现出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式协同"。从旧村改造个案看,当前乡村治理工作必须有效发挥基层政府在创新政策执行方式、建构长效平台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制度思维转变培育乡村社会内生性力量,进而重塑乡村治理场域以推动基层国家与社会协同关系的重构。

权力的嵌入性分析--国有资产重组下的企业结盟

本文对企业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策略互动及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文章运用组织决策学派的"权力"概念,对国有资产重组下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民企联盟的结盟进行了分析。在"嵌入性"概念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作为结盟前提的权力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并且嵌入于中国市场化改革与政体连续性的制度背景之中,因此给权力关系与结盟带来了不确定性。文章试图把"权力"带回企业结盟分析的中心,在理论上对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嵌入与倪志伟的制度嵌入进行综合,提出应洞察行动者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以及更为广泛的制度因素对企业行动者的影响。

重商主义的嵌入性分析——以欧洲民族国家建设时期为例

重商主义的本质在于财富与权力之间的双向循环。由重商主义的思想渊源和政策效应而产生的经济秩序具有经济行为的民族化这一特征。重商主义所衍生的经济关系从属于其所处之具体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关系。重商主义经济秩序是社会秩序的功能呈现,嵌植于社会体系之中,亦即具有嵌入性。在欧洲的民族国家建设时期,这种嵌入式重商主义的特点尤为明显。国王、贵族和商人这三股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互动,成为孕育重商主义经济秩序的土壤。锁定这一特定时期来对重商主义加以解析,也有助于进一步挖掘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嵌入性视角方面的研究。

国家与后发现代化的荣枯——基于国家自主性和国家嵌入性的分析

国家自主性和国家嵌入性是影响后发国家现代化成败的两个关键要素,但无论是自主性还是嵌入性都很难单独发挥作用。可以通过建构一个国家自主性和国家嵌入性模型,以资源配置为视角、以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为中介,来分析国家自主性和国家嵌入性对现代化的影响。经案例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组合决定了后发国家现代化绩效的不同。低自主性、高嵌入性国家难以打破固有利益格局;低自主性、低嵌入性国家则无法阻止资源流向强势集团或分利集团;高自主性、低嵌入性国家倾向于汲取资源用于自身消费或整体的福利消耗;兼具较高程度自主性和嵌入性的国家,能够控制资源流向战略产业和先进产业,更有利于现代化。

外资研发嵌入与国企研发效率——价值链视角的高技术产业为例

运用SORM-BCC方法计算了我国国企和外资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效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了外资研发嵌入指数,考察了外资研发嵌入对我国国企研发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我国国企及外资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效率普遍不高,技术开发效率尤差;第二,外资研发嵌入虽然整体上只有33.6%,但是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12年接近43%,部分行业甚至接近或超过70%;第三,外资研发嵌入促进了国企研发效率提升,但是这种促进关系依赖于我国的软硬件环境建设。

竞争性与反向嵌入性: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组织发展

现有基于个案和制度规范进行的关于社会工作和政府购买服务的研究发现,社会嵌入国家,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通过嵌入性活动获得发展空间。本研究发现在政府购买服务的实践中,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反向嵌入性,即国家嵌入到社会,在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中的组织大部分具有国家背景,这体现了传统国家与社会关系在政府购买服务中的强化;而另一方面,政府购买服务带来了社会组织发展的竞争性,纯粹民间组织能获得传统条件下未曾有的竞争性的、制度化的发展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新的可能性。本文的资料来自上海市从2009年开始的政府购买服务实践,作者搜集了942个公益服务项目和承接项目的 356个组织的具体资料。

嵌入与回馈:国有企业的隶属级别、政府补助与慈善捐赠

中国的国有企业进行慈善捐赠的行为逻辑是什么?什么样的国企会更积极地捐赠?利用975家中国国有上市公司在2010—2016年间的数据,实证考察了国企的隶属级别和政府补助对其慈善捐赠的影响,以及政治关联和政府干预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首先,国企的隶属级别与慈善捐赠负相关,级别较低的地方性国企由于对地方较高的嵌入和依赖会更多地捐赠;其次,国企所获得的政府补助与慈善捐赠正相关,捐赠成为国企回馈政府的一种方式;再次,由于企业高层的政治关联和当地政府的干预水平会增强国企的地方嵌入和回馈需要,二者均正向调节上述关系;最后,对国企所面临的制度压力和社会期待等因素的进一步考察,也验证了国企的捐赠决策遵循"嵌入"和"回馈"两种行为逻辑。

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使命嵌入与模式选择——基于3家中央企业数字化典型实践的案例研究

进入新时代,国有企业面临功能使命新内涵、分类改革新思路和数字化发展新趋势的嵌套融合,要求国有企业创新开展数字化战略变革,支撑企业高质量履行国家使命。在这种背景下,本文基于3家中央企业的数字化变革实践,系统探索国家使命嵌入国有企业数字化变革的机制与路径,以及在不同使命导向下国有企业数字化变革的模式选择。研究发现:(1)新时期国有企业聚焦经济发展、战略支撑和公共服务的功能使命,由商业功能性、战略功能性和公共功能性国有企业分类承担;(2)基于"定位机制—映射机制"的"外循环"路径和国有资本战略定位的"内衔接"路径构成了国家使命对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双重双向"嵌入机制,引领国有企业构建市场导向型、能力导向型和公共导向型的数字化变革模式;(3)3类变革模式分别产生了敏捷强化、韧性强化和适应性强化的作用机制,支撑国有企业分类履行功能使命。本文通过构建国家使命导向下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理论模型,试图弥补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模式整合不足等研究缺口,并揭示数字化战略变革支撑国有企业履行功能使命的中介作用机制。

嵌入性视角下传统村寨社会公共权力形态及其运作——以云南省景洪市基诺族乡巴亚寨为例

从传统国家建构的角度分析国家权力向村寨社会嵌入的过程,认为传统国家对村寨社会的建构表现为国家行政权和司法权对村社社会的嵌入式整合。国家行政权对村寨社会的整合以政权组织建设为核心,以委任村寨内部氏族长老为行政代理人为表现形式,以税收和劳役为主要内容,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迅速建构起国家对村寨统治的行政体系。国家司法权对村寨社会的整合以治理规则建设为核心,但国家司法权力与根源于村寨社会的治理惯习产生碰撞,表现为国家司法权不同程度地嵌入村寨社会。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传统国家建构中国家行政权和国家司法权对村寨社会嵌入的不同步性,以及由此引起的村寨治理方式的多样性。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中,应该注意到国家行政权和国家司法权整合的非均衡性,从而加强国家的乡村社会的制度性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