杖锡泛海: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南线高僧交往特征谫论

中土对外文化交往具有诸多方式,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以海上丝绸之路的视角切入佛教文化交流成为新的关注点。拟以宗教宽容且对外开放的唐朝为例,结合僧传与相关史料筛选海上丝绸之路南线致力于交往的中外高僧,从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发凡,探讨此阶段沿海路传法与取法高僧群体及行为的若干普遍性交往特征,解析交往特征下的内外因素,并对未来人间佛教学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新发展提出设想。此外,对交往特征的多层面探源也组成了大唐社会及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缩影”,冀以作为观察当时社会风貌与国家交往的新窗口。

慕梵而尊礼:隋唐时期汉传佛教僧众的丧葬制度

隋唐时期汉传佛教僧众的葬制,梵华嫁接的色彩非常明显。僧众丧葬模式主要有水葬、土葬、火葬、露尸葬等,但每种葬式的流行程度有别。土葬是此时最主流的僧尼丧葬模式,且最符合中华礼制的基本要求,是调和华梵之间文化矛盾的比较好的手段。颇有特色的露尸葬,因其最有印度佛教特色,在此时的僧众葬制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选择水葬或火葬的僧众则相对较少。在汉传佛教历史上,只有隋唐时期才有如此多种类的僧众丧葬模式,这是隋唐这个绚烂时代赋予的特殊的文化特征。在佛教中国化的大背景下,这些僧众葬制既都无一例外地受印度佛教的影响,建构在佛教义理的基础上,又努力寻求着中华礼制的认同,佛教的信仰与儒家的五常在此时已经有了很好的融合。

唐宋时期九华山高僧考论

文章以崇祯版、乾隆版、光绪版《九华山志》为主要文献,参考陈岩《九华诗集》原注、陈蔚《九华纪胜》等资料,考察与整理九华山唐宋时期二十余位高僧的历史记录,略显唐宋时期九华山之高僧及其活动状况。

隋唐高僧与儒学

隋唐高僧涉览外典,兼通儒学者甚多,他们与儒学之因缘各有不同:一是禀承家学,淹贯儒家经典;二是出家前在地方学校业习儒家经典;三是出家后在佛教寺院兼习儒家经典。积习所染,兼通儒学的隋唐高僧在翻译经典、讲习经义、著书立说的过程中,往往参以儒义,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扮演了独特而重要的角色。高僧儒佛双修是隋唐时期儒佛融合的典型表现,是隋唐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

隋唐高僧与中国书法

隋唐佛教僧侣中,许多高僧以书法独步方外,闻名于世。隋唐高僧书法家名人辈出,大有群星灿烂之势,一方面与隋唐书法文化大潮休戚相关,另一方面又与隋唐佛教大发展密不可分。隋唐佛教的兴盛,吸引了士大夫和书法家盘桓佛教寺院,他们在佛寺留下了珍贵的墨宝书迹,为僧人学习书法提供了难得的范本,成为隋唐高僧书法家成长的温床。隋唐佛教的盛行,引起全社会对佛经的大量需求,抄写佛经,风气日炽,成年累月地写经促使僧人书法艺术不断提高,高僧书法家随之脱颖而出。隋唐高僧书法家率皆以草书知名闻达,他们的最大成就在草书,其书毫无"方外气",反而光芒四射,影响久远,这源于他们对书法艺术的不断追求,精益求精,还贵在不落窠臼,求新求变,由此决定了隋唐高僧书法家在中国书法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隋代的岭南佛教活动

仁寿置塔是隋代岭南佛教发展中的关键性因素,对隋代岭南佛教发展影响深远,不仅造成了隋代岭南高僧活动数量的增加和地域范围的扩大,而且吸引了普通僧众和俗家善信的广泛参与,在民间掀起了一场佛教信仰热潮,而这又反映了隋代岭南佛教发展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即深受官方佛教政策的直接影响。而仁寿置塔之所以能对隋代岭南的佛教发展影响如此之大,其根本原因即在于隋代岭南佛教发展的整体水平较低,它是当时岭南开发程度较低、全国政治中心北移、隋代佛教政策和王仲宣判乱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邺下佛学之盛和北朝、隋唐的安阳佛寺武僧武艺

在我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的最早出现有众多武僧活动的寺院是邺下(今安阳一带)寺院,从北朝著名武僧稠禅师到隋唐时期的慧休、玄林等邺下名僧大德都与武艺武功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成为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这在其他佛教寺院中并非多见,他们佛武双修,声名卓著,在中国佛教史和武术史上占据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论唐代的内供奉僧

内供奉僧滥觞于唐玄宗设置翰林院,从此始有僧人入内谓之翰林待诏,供奉朝廷。在唐代,把侍从皇帝左右的高僧大德习惯上称为“内供奉僧”,似与把侍从皇帝左右的近臣称作“内供奉官”如出一辙。内供奉僧是佛教与唐朝政治结缘的产物,深刻反映了唐代皇权政治对佛教的某种需要。唐代内供奉僧出入禁省,或亲承顾问,或讲经化导,或斋戒诵经,或论难儒、道。他们还长期积极活动于宫禁之外,临坛度人,传扬经典,弘扬佛法。内供奉僧借助其特殊身份,为佛教在唐代的繁荣发展赢得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并为佛教在唐代的发扬光大做出了积极贡献。内供奉僧还在唐代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唐代政治领域到处留下了内供奉僧的身影。

魏晋隋唐时期僧侣的文化生活

佛教东来,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必须寻找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魏晋隋唐时期释子对儒道思想体系十分了解,把握较准,这表现在此时的僧侣多博涉内外典,富有才学,善于机辩,喜与名士交往,不少人能诗会文,擅画工书,具备深厚的汉文化修养。这使得佛教在走向中国化的进程中,保持了它独到的文化品位。

唐代蜀僧知玄从高僧向神僧的演化之路

知玄是唐末从蜀地走向帝国政治中心的著名高僧,也是中国佛教史上为数不多的"国师"之一。知玄声名的确立,不仅在于他曾深得唐王朝恩荣,更在于他被视为后世流传的"慈悲三昧水忏法"的创始人。知玄也逐渐从唐末高僧演变成具有很多传奇故事的神僧,这个转变的过程,其实与四川民间社会对其形象的塑造很有关系,同时也是唐末五代时期中国佛教从大师化向仪式化转变的表征。

僧侣修行“虎灾弭息”状况及生态性解读

高僧传记资料对中国僧侣修行僧虎二者之间关系的记载,极少量的情况是高僧为虎类所伤害;主要的是"虎灾弭息"等和谐相处关系,包括虎不为害、使令虎类、驯养虎类等。佛典对僧虎和谐关系的解读主要是宗教性的,从而起到了对神灵存在及修行感化作用论证的作用。通过对传记资料的分析,我们仍可以对僧侣修行过程中"虎灾弭息"等僧虎和谐关系作生态性解读,此时期高僧修行对虎的生存空间侵犯不大,有助于僧虎之间和谐共处。

毛晋校刻《唐三高僧诗集》考论

晚明毛晋大索十余年,终聚得释皎然《杼山集》、释齐己《白莲集》、释贯休《禅月集》,并将三家之诗合刻为《唐三高僧诗集》。毛晋校刻《唐三高僧诗集》在补遗、校勘方面虽屡有疏误,却是此后三家诗集最为流行的版本,不仅为诸多丛书所收录,亦是今人整理三家诗集的重要参校本。毛晋并称三家之诗为“唐三高僧诗”,是用最为简明而直接的形式揭示出了中国古代僧诗创作的一种典范,具有较高的批评史价值。

隋唐时期佛教寺院经济的膨胀与“会昌废佛”

隋唐时期,佛教由于统治者推崇而盛行起来,佛教寺院经济也随之发展,它们不仅得到历代帝王的大肆封赏和达官贵人的施舍,而且通过经营一些高利贷等行业聚积了大量钱财。僧尼的奢侈生活吸引了大批好逸恶劳的逃避赋役者,不仅对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严重影响,而且被地方割据势力所利用,对政权的稳定、国家的统一也构成严重威胁。寺院经济的膨胀对唐政权的灭亡起到加速作用,同时,它也随着唐政权的灭亡而衰落。

宋本《释氏六帖》所引《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考

宋本《释氏六帖》的第六帖较为完整地摘录了唐代高僧释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可称是此书的删节本,为考察此书的早期面貌提供了足资参证的信息。同时,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助证现存各本《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文字的历史可靠性。当然,它自身也存在删节改写过度以及脱误较多等缺陷,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的文献价值。

遣隋唐使中留学生及学问僧对日本历史文化的贡献

中国隋、唐时期，日本大和朝廷向中国大陆派遣了遣隋、唐使团，随使团前来中国学习的留学生、学问僧学成回日后，促进了日本的历史文化发展，他们是中日交流史上对日本历史文化作出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

隋唐僧人对书法技艺文化的开创与继承

隋唐时期,书法技艺得到了较大创新。隋朝僧人书法承上启下,一定程度上带有佛教的思想理念,使我国的书法技艺得到完善和继承;隋朝之后,书法技艺迎来了历史的新篇章,禅佛文化深入其中,形成成熟、定型的唐楷和狂草体系。本文主要针对隋唐僧人对书法技艺文化的开创与继承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法门寺唐“捧真身菩萨”艺术原型再探

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中被定名为“捧真身菩萨”的鎏金银造像，不仅是造型传神的宗教宝物，也是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学术界一直认为这件文物是佛教宗教仪式中最具典型的代表作，甚至被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设计为封面。近年来，对其艺术形象的认识和原型研究虽有涉及，但大多只说鎏金银捧真身菩萨专为供奉佛指舍利而制，简单描述“菩萨”高髻，涂深蓝色，头戴花蔓冠，上身袒露，斜披帛巾，臂装饰钏，下身着羊肠裙，双手捧发愿文金匾荷形盘，双腿左屈右跪于莲花台上（封三，左）。

隋唐时期涉医僧人的中医学实践

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在隋唐时期逐步完成中国化,这时的佛教僧人不少具有高明的医术,如在中医典籍中出现的日济、文梅、谢道人、蔺道人、鉴真等,都是此时医僧的代表。此时的中国与域外的文化交流非常繁盛,在中医典籍中所记载的这些涉医僧人,其行医方式几乎都为中医。同时这些僧人能出现在中医典籍中,表明当时的中医界已经认可了他们的医术和学术水平。中医文献的编者在选取相关人物时,将符合中医标准的医僧编入文献中,而排除了那些在僧史等文献中出现的有神秘色彩的涉医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