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邪理论发挥——七情伏邪学说的提出及论证

伏邪理论自提出到明代之前一直是温病病因学说的主导理论,曾对温病理论的发展与成熟起到至为关键的指导作用。然而随时代变迁,疾病谱漂移,该理论又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临床渐趋增多的事实与经验已很难用既有伏邪理论来解释和归纳。既然伏邪理论自有其地位与价值,不能轻率言弃,则如何发展此一理论以期更好揭示病机,指导诊疗成为当今关注的焦点。本文试以"七情伏邪"为例提供发展伏邪理论的一个可能范式,系统阐述七情伏邪学说的主要观点及论证过程,并探讨其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国内近5年中医情志学说研究分析

通过对近5年中医情志疗法研究分析,证实目前国内的情志学说的理论研究、实验动物研究与动物实验研究、临床基础研究和情志病的护理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未来的研究应从整体、联系、动态的角度出发,多角度的进行研究。

五十年来情绪人类学发展综述——心理人类学发展的趋势

人类学百年发展历程中,始终伴随着对心理学学科理论和实践资源的汲取,随着心理学逐渐对以往科学主义、本质主义的扬弃,将现象学、认知论纳入到学科反思、人类学研究也开辟了注重个体内在化情绪的人类学研究,形成了如今颇受瞩目的情绪人类学领域。阐释学大师格尔兹对于情绪关注的研究,启发后辈学者,心理人类学正越来越多地将情绪作为研究的对象,以揭示他者文化蕴藏的深意。

再论刑法中的财产概念:梳理与回应

“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这已成共识,问题是如何对其作具体理解。劳务本身并非财产性利益,只有利用了有偿劳务却最终逃避支付相应对价的行为,才属于财产性利益。刑法中的“财物”应该和“财产”作同一理解,原则上应为有经济价值的物,具有主观情感价值的物在例外场合也可能成为“财物”。法律经济财产说虽试图折中,却会导致处罚漏洞和处罚不均衡。财产概念中新视角的导入有启发价值,对(修正的)经济财产说的各种质疑也不乏值得倾听之处。不过,在综合考虑客观与主观、人与物、此财产罪与彼财产罪等各种因素之后,仍有必要坚持(修正的)经济财产说。经济财产说得到了实践的检验,也不应该被理解为是过时的学说。

“情理精神”视阈下的中国文化——从中国伦理的“情”与“理”角度分析

血缘关系,是氏族组织的最大财富,是连接原始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纽带。中国文化沿袭了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将其改造为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情理精神"宗法制,即中国文化的"情理精神"。中国文化用"情"凝合大家,再用"理"建构社会秩序,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情理"文化。

论郭店装简“情”的内涵

通过对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等篇中的“情”义内涵的分析,本文认为其中的“情”仍然是“真实”,而不是“情感”之义。“情”在不同语境中虽有多种分析的涵义,但它们之间是统一的,皆根源于性情论之“情”。这为我们重构性情论的真实内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未发”和“已发”而言,“性”与“情”二者在郭店楚简中并不具备相互对应的特性,这与宋儒的性情论并不相同。从先秦到宋明的性情论,朱熹等人利用先秦儒家的相关文献作了创造性的转化;而Chad Hansen和A.C.Graham对中国早期文献中的“情”字义的某些观点,是值得批评的。

《黄帝内经》七情学说研究概况

本文从七情致病的原因、特点、治疗、护理及其调摄和预防等诸多方面论述了《黄帝内经》理论体系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情志学思想和内容,以及近年来的研究、发展概况。

朱谦之“唯情哲学”批判

朱谦之的唯情哲学在中国近代哲学中独树一帜,它以非理性的“情”作为宇宙、人生的本体,以与情合一的直觉作为哲学的根本方法,并通过“性情”之辩提出了情善说,论证了情这一非理性要素在伦理价值中的正面意义。这些思想不仅对于唯理性哲学具有纠偏作用,而且对于全面地理解个体生命,对于哲学的健全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英雄主义激情的理与智

中华民族任何时候都需要英雄主义激情与精神,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具有史诗意义的御侮抗倭的英雄主义激情与精神的优秀之作,新时期来似乎吉光片羽,文学艺术家应该不忘自己的天职,不断警醒中华民族浓浓蕴蓄的英雄主义激情与精神。具有英雄主义激情与精神的形象不是“神”,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它需要戏剧性激情、情节和可能的悲剧性情节的智慧去进行艺术的表达。

基于《黄帝内经》探析肝藏象学说在抑郁症治疗中的运用

抑郁症是一种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的常见身心性疾病,西方医学对其发病机制研究仍不十分明确,主要认为与神经生化、神经内分泌异常有关,包含于中医“郁证”等情志病范畴。肝藏象学说是中医藏象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内容包括人体肝脏的生理功能特性、常见病理变化及其与另外四脏的相互关系。本文基于《黄帝内经》相关记载探讨肝藏象学说内容,认为抑郁症发病与肝失疏泄、气血失和密切相关,临床上治疗抑郁症在疏肝理气的基础上,辨证选方取穴可获良效。

论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

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人情”说。程颐认为性善情恶,提出“主敬”说,强调对情的压抑与束缚;而苏轼等则认为情性合一,并无善恶之别,强调尊重、顺应人情,反对外在束缚。二、道统说及文道关系观。洛学重道轻文,甚至认为“作文害道”;苏氏蜀学则主张文与道俱,文道并重。基于这一认识,两派学者各自提出了自己的道德传承谱系,以儒家正统相标榜。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反映了两派学术的不同旨趣及确立自身在儒学中正统地位的努力。

非正式监督:公众监督基层痕迹主义的策略选择——以C区三城同创工作为例

痕迹主义严重影响了基层治理的实效。公众作为基层治理的直观感受者和重要参与者,理应在监督痕迹主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鉴于情感因素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价值,构建收益—成本—情感分析框架,通过J市C区三城同创工作的案例叙事,归纳公众集中反映的竞争留痕、虚假留痕和象征留痕三种痕迹主义形式,发现公众倾向于运用政府提供的正式渠道监督治理工作的成效,以旁观式单向监督、对话式情景互动和传达式关系运作的策略对痕迹主义展开非正式监督。作为基层一种特殊的监督权软使用方式,非正式监督有助于提高公众监督能力、增强基层治理的实效和建设基层治理共同体,但存在可持续性与可评估性不足的问题,需要正式监督发挥托底的作用。

子午流注择时穴位按摩联合情志护理干预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运动耐量、心理状态及便秘的影响

目的:探究子午流注择时穴位按摩联合情志护理干预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运动耐量、心理状态及便秘的影响。方法选取东营市东营区人民医院124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随机分为情志护理组(62例)和联合组(62例)。其中情志护理组给予情志护理,联合组给予子午流注择时穴位按摩联合情志护理干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比较2组患者心理状态[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心功能[左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舒张晚期与舒张早期峰值流速比值(A/E)、左室射血分数(LVEF)],便秘治疗效果,运动耐量(6min步行距离)及生活质量[健康调查简易量表(SF-36)]。结果与治疗前比较,2组治疗后认知功能、失眠、紧张、焦虑、恐惧等各项HAMA评分、A/E均明显降低(P<0.05),且与情志护理组比较,联合组明显降低(P<0.05);情志护理组治疗前后LVEDd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组治疗后LVEDd水平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0.05),且治疗后联合组明显低于情志护理组(P<0.05);2组治疗后LVEF水平、6min步行距离、SF-36评分明显升高(P<0.05),且与情志护理组比较,联合组明显升高(P<0.05);与情志护理组便秘治疗总有效率67.74%比较,联合组87.10%明显升高(P<0.05)。结论子午流注择时穴位按摩联合情志护理干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可有效改善患者心理状态及便秘情况,增加运动耐量,提高生活质量及心功能,效果较好。

以情为本:《大学》“絜矩”之儒家治道

《大学》“絜矩”之道是在审慎而周密的度量中形成并持守治国、平天下的法度。本质上,“絜矩”之道乃情感体证之学。其基本精神,是强调治国之人要以自身的真实好恶为基本出发点,通过一己之情与家人、国人、天下人之情的相通相合,生成修己治人的理性行为法则,并以此理性法则感化百姓、推施政教。“絜矩”之道下的治道由此获得了纯粹的主体自由性、公正性与平等性。这一理论指出了政治治理的根本所在,并能与西方技术性思维下的治道两相补足,为现代政治治理提供反思与补益之法。

《孔子诗论》论析

《孔子诗论》的作者学术界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定是儒家孔门的诗论作品。《孔子诗论》诗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诗言志"、"诗显情"和"诗传教"三个方面,其别具一格的论诗风格以及诗学思想对于研究先秦诗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孔子诗论》的出世为深入研究先秦诗学提供了有力的凭据,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先秦儒道性情论视域下的“诗言情”

儒家性情论重“道德”,强调道德情感;道家性情论重“自然”,强调自然情感。儒道性情论对先秦诗学影响深远,儒家性情论使“情性”说注入诗学,“言情”观得以强化;道家性情论影响下的文学创作丰富并发展了“言情”观。

诚明合而道始见——论苏轼的中庸思想

在复兴儒学、改造世道人心的宋学思潮中,儒学的“中庸”思想深刻影响了苏轼的文化创造。苏轼通过《中庸》篇的诠释,发挥了“明体达用”的中庸思想;他扣住“诚明”“终始”两端的“中庸”辩证原则,批判了性命形上学在儒学诠释中的偏颇。在儒学史的研究中,苏轼运用“中庸”思想,发挥出性情不离、情礼相融说的儒学观点,呼应了宋学的历史任务,并取得了比较圆融的理论与人格成就。

李退溪对朱熹性情观的继承和发展

从主流看,李退溪继承了朱熹的人性由"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构成说,也继承了朱熹的性是"未发"、情是"已发"的性情体用说,以及心统性情说;与此同时,他又把朱熹的理气"不即不离"发挥为"互为发用",把朱熹的性情"未发已发"说发挥为"互发"。从而使退溪之学带有了自身的特点。

论礼乐精神与文艺精神的融通关系

礼乐精神并非礼之精神与乐之精神的简单叠加,而是两者浑融一体形成的文化信仰。礼乐精神在宗法社会中充当了整合天、地、人的角色,作为最基本的母体,它实现了对社会整体文艺精神的干预,从而使“天人合一”的艺术观得以明朗化。礼与乐的统一亦是载道与言情的统一,中国艺术涵容道德与审美的价值诉求与礼乐精神互为表里。礼作为天人关系、天人逻辑的具体呈现形式,其与乐一样都是“应物起感”的产物,这种创构逻辑对艺术发生观的形成产生了潜在而深入的影响。

主义与形式

本文旨在通过现代主义设计向国际主义风格演变的过程来阐释任何具体的设计活动都具备它的时代背景。每次设计风格的转变并不是单一外在形式的变化,在更深层次上意味着社会、文化乃至阶级价值的转变。在现代的社会进程中,经济的富裕和民主的进步使得人们对器物有了更高的情感依托,这种依托带来了情感化设计这种新的社会文化理念以及设计风格。我们将进一步来阐述这种风格背景下的形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