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棻未刊函稿及其所见甲午战后政情变动

《李端棻函稿》一函二册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函稿共150封、114位受函人,第一册写于《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第二册写于李端棻赦归返里之后,这些函稿为晚清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第一册对台湾地区官民抗日、三国干涉还辽、法国侵占滇南、俄法插手清廷海关、川闽两省教案等时政大事,对李鸿章留京入阁、御史钟德祥被黜、汪鸣銮和长麟二侍郎被黜、云南布政使岑毓宝被革职等朝堂动向,有不少记载和评论。函稿所记反映出甲午战后帝后党争的日趋激烈以及清廷削减地方军功督抚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也反映出此一时期李端棻等开明官僚超脱党争、批评时局、期望革新的思想动态和政治倾向。

汉文史料所见光绪末年十三世达赖出走事件之年谱

清光绪末年 ,十三世达赖在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 ,一度出走蒙古长达 5年零 5个月之久 ,这是我国与西藏地方近代史与近代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丹珠昂奔主编的《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 ,虽依据藏文史料对这一事件有较详细的叙述 ,但却未吸收汉文史料内容 ,而两者间在记事的侧重点上差别很大 ,很有互补价值。笔者主要依据汉文史料重修了这一段年谱 ,它将与丹珠昂奔所修年谱一起 ,使人们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当年出走事件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清末戊戌、己亥年间“废立”传闻探析

清末戊戌、己亥年间 ,朝局传闻颇为盛行 ,而其中关涉“废立”(指废光绪帝而另立新君 )之事者尤为突出 ,成为焦点题材。这是当时非常突出的一种社会政治文化现象 ,成因复杂 ,影响广泛。当时的“废立”传闻 ,作为在社会动荡、朝局紊乱、相关信息环境畸变的背景条件之下 ,所彰显的一种特殊舆论形态和信息资源 ,既可能为各有关方面的“意见领袖”们自觉地抑扬利用 ,同时又不免在传播中反映出相当范围上社会公众的群体盲目性 。

关于光绪帝死因的思考与献疑

关于光绪帝的死因,一直是传言纷纷,为清代历史上的一大疑案。有人认为光绪帝是因病正常死亡,有的人则认为光绪帝为他人谋害致死。钟里满等专家,利用现代精密仪器,对光绪帝头发上的砷(即砒霜)含量进行测定后认为,光绪帝死于"急性胃肠型砒霜中毒",学界多数人的认识为之一变。"光绪因病正常死亡说",史料依据翔实充分,其结论本应是可信的,但由于这一历史问题的特殊复杂性,因而又具有诸多的不可信性;而"光绪帝为人谋害砒霜中毒说",可能已经非常接近、甚至即是客观事实了。但在有些问题尚未得到解释说明以前,即认定光绪帝确为他人谋害,死于砒霜中毒,尚为时过早。"光绪帝为人谋害砒霜中毒说,"是极其重要的学术结论,但还不是学术定论。

义和团时期的赵舒翘

赵舒翘等深受儒家经典熏陶,堪称循吏。但对国际局势并不了解,不懂得文化可以交流,共同进步,认为学习外国长处,就是离经叛道,将亡国灭种。坚持尊王攘夷。认为与教民为难的就是义民,将义民编成团练,洋人即不敢登岸。把正义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变成了盲目排外。思想落后于时代,终被淘汰。

义和团时期的载漪

载漪等深受儒家经典熏陶,认为学习外国的长处,就是离经叛道,将导致亡国灭种。戊戌变法,均属秕政,光绪帝已失天下人心,应予废立。主张杀洋人,杀教民,与外国开战。把正义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变成了荒谬的盲目排外。思想落后于时代,终被时代淘汰。

中国近代地震科学研究始于光绪末年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8册《地震稿》,是1909年出版的法文版《中国重大地震目录》第一卷的中文底稿,是其作者黄伯禄(1830—1909)的中文手稿。它无可置疑地表明:中国近代地震科学研究始于清朝光绪末年(1906—1908年)。

论光绪年间江南民间的河南义赈

光绪年间江南民间的河南义赈。主要有光绪三年和十三年两次,之后则趋于衰落。义赈的兴起与河南官方救济的严重不足、江南善堂的传统救济功能、西方近代救济行为的示范及《申报》的作用等有关。与官赈相比,民间义赈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专而精的施赈方式更为高效合理、义赈措施更具有实效性和针对性、善后赈济更注重为灾民谋生路、注重对弱势群体的救助、自捐自办的运行模式等五个方面。

光绪间浙江志怪传奇小说集十种叙考

晚清光绪年间,浙江地域除了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外,还出现了像夏曾传的《四海记》、见南山人的《茶余谈荟》、杜求煃等人合撰的《客中异闻录》、吴绍箕的《四梦汇谈》、孙德祖的《寄龛志》、王嘉桢的《在野迩言》等数量众多的志怪传奇小说集,我们选取其中的十种进行考查。这些作家和作品的发掘研究不但对浙江地域文学具有创新意义,对整个中国文学史料也具有补充价值。

论徐桐的自强观

徐桐以汉军起家翰林,同光两朝,深受慈禧倚重,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基于"夷夏之辨"而反对外国侵略,维护清朝统治,从而萌发了自强观念。同治十二年徐桐首次请求皇上"专意修攘为自强计",光绪二十一—二十三年徐桐支持清廷通过自强而弭祸患的主张,反对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徐桐的自强观基本上沿袭了传统儒术经常之规,博得同治帝的赞赏,受到光绪帝的冷落。

从论政到变政--戊戌时期的行政改革析论

戊戌变法以变官制开始,又以变官制失败而告终,所以与其说是变法,还不如说是行政改革。这场改革由康有为倡言设计、光绪帝付诸实践,不仅在精简国家机构、变革人事制度、修订行政法规等除旧方面有切实可行的改革举措;而且在新式行政机构设置、简化行政手续等布新方面也有别开生面的具体办法,可以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改革。然而,改革是外力催逼的结果,急迫、张皇而失去了从容,最终以悲剧性结局收场。透视这场超前、激进的改革,则不能不引起反思,并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和教训。如今行政改革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探讨戊戌时期的行政改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清代同治、光绪年间赈灾中的捐纳

同治、光绪年间 ,清政府在几次大的赈灾中举办捐纳 ,收捐实职 ,并将这种措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这种举措的主要原因 ,一为灾荒的空前严重 ,二为清政府财政的日益支绌。作为一时的应急措施 ,在短时期内是行之有效的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 ,这种措施对清政府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 ,尤其是收捐实职 ,危害更大 :其一 ,它使官场流品之滥达于极点 ;其二 ,使行贿受贿之风到处蔓延。同时 。

戊戌变法中的光绪皇帝

光绪皇帝是戊戌变法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如果没有光绪皇帝的变法决策,就没有戊戌年间的"百日维新",从实行变法的动机到变法的内容以及变法的效果来看,光绪皇帝的行为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值得肯定的。

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真实性的质疑

历史研究科学性的最大特点即是历史的真实性,然史实被掩盖或扭曲者却屡见不鲜,以近代中国史研究为例,缘于诸种现实因素的干扰,其真实性令人担忧。如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的情感纠结对于孙中山的研究往往过多肯定其革命作用,对其始终不变的日本情结与联日活动对中华民族造成的消极影响却多有辩解;又如光绪死因问题为学界百年公案,其中死于疾病说长期占据统治地位,2008年经过科技检测却证明光绪帝系砒霜中毒而亡。可见,在未来的近代史研究中亟需纠正研究者的情感偏颇及运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特别是文献档案与科技手段的结合以去伪存真,复原历史的真实性。

光绪末年官制立法评析

光绪末年,为应对内外交困的政治局面,清廷先后宣布实施新政和预备立宪,两项改革均以官制改革作为重要内容,相应地带来了官制立法的较大变革。历经七年,传统官制的形式特征逐步淡化,机构设置和职官选任均有较大突破,但是,受自身既得利益的羁绊,清廷的官制立法改革多流于形式,官吏选任当中的等级特权、中央集权以及民族歧见仍然未得改变,其作为传统专制政治文化组成部分的根本性质依旧。

同治、光绪年间清廷治疆过程中的大臣议政活动述论

同治、光绪年间,大臣议政,十分频繁。其议政内容,涉及调兵、筹饷、人事、外交等诸多方面,这为清廷收复新疆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决策参考。大臣议政活动,是封建集权国家官僚机器运转中的一种特定形式。为保障大臣议政的正常开展,清廷在邮传系统的使用、官员的上奏资格、邮驿道路的巡查方面作了相应的特殊规定。这一时期,清廷治疆过程中的大臣议政活动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沿途日记》与吴禄贞西北考察

辛亥革命先烈吴禄贞遗留文献不多。日本京都大学所藏《沿途日记》的作者阙名。根据日记第1册作者称湖北、湖南人为同乡,并有与时任陕甘总督升允发生冲突的记载,结合《清德宗实录》等相关史料,确定该日记为吴禄贞及其好友周维桢所作。这为研究光绪三十二年(1906)吴禄贞西北考察提供了新史料。

对光绪帝死因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光绪帝死因问题是学界百年公案,2008年科技检测证明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科技手段的介入推动了史学研究的进步,并得到广泛认同。随着学界认识的趋同,其研究重点迅速由"是否被害"转而为"凶手是谁"。而数十年来借助文献档案研究的主流观点是光绪帝死于疾病,这与科技检测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立。尽管学界也有文章利用文献档案等历史文字资料进行研究得出光绪死于谋杀的结论,只是这一结论未能占据主流,难以被广泛认同。文献档案资料的最大不足在于内涵的多歧性,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去伪存真。文献档案与科技手段相结合昭示着史学的光明未来,史学研究方法多样化是未来史学的必由之路。

地方志中的善书史料及其利用——以光绪《湖南通志》为例

明清地方志中的善书史料,主要包括三种类型:艺文、目录和人物传记,其中尤以后者数量为多。光绪《湖南通志》中,即有许多人物传记中载有善书史料。通过分析这种史料的结构、性质及其反映的历史信息,可以说明地方志在善书研究中的利用,从而推进中国善书的研究。同时这种研究也对整个明清社会文化史研究有所贡献。

光绪间江苏作家志怪传奇集十种略考

晚清光绪间,江苏出现了不下二十部志怪传奇小说集,其中程畹《潜庵漫笔》《惊喜集》、夏昌祺《雪窗新语》、陈彝《谈异》、薛福成《庸庵笔记》、泖滨野客《野客谰语》、鸥乡老人《老人梦语》、南沙怀北山人《坐花精舍笔记》、须方岳《聊摄丛谈》、淮阴百一居士《壶天录》是比较突出的十部,代表当时江苏文言小说创作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