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茶书诗画及其茶道精神探析

作为一位才华横溢且爱好饮茶的帝王,宋徽宗对宋代茶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在宋代崇尚风雅的社会文化氛围下,他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茶书诗画作品,如茶书《大观茶论》、茶画《文会图》以及多首描绘茶事活动的茶诗。这些作品充分体现出“致清导和”“韵高致静”和“中澹闲洁”的茶道精神,反映了宋人的审美情趣与价值追求,在茶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并对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宋末卜漏事变述评

宋徽宗政和五年泸夷大首领卜漏在泸南起兵反抗朝廷,系当年赵宋朝廷第一军国重事。卜漏事变的性质较复杂,称之为起义或叛乱,均不甚确切,或可定性为泸夷民众因反贪腐而起兵,被野心家卜漏利用的超大型群体事变。宋高宗时,将平定卜漏事变作为宋徽宗“好大黩武”的例证之一,将事变的平定者赵遹定罪为“泸南开边”的祸首,虽然出于对“六贼”的义愤,但与史实不符。赵遹并非宋徽宗的宠臣,不是“六贼”的同伙,他在宋徽宗时或许算得上一位反对贪腐的正直之士、较有作为的干练之臣。

宋徽宗朝初期政局演变新探

宋徽宗即位一年后,宋廷改元建中靖国,推行温和“绍述”路线。然而建中之政,与徽宗的本意不符。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中,他运用种种策略,挑动士大夫互斗,逐一排除异己,将建中之政改为了崇宁之政。透过建中、崇宁之际一年多的政局演变,我们可以对宋徽宗的个人特点有更深入认识,也能对北宋后期的政治风气有更多了解。

诸庆节:宋代的官方节日

宋代时不仅民间传统节日文化进入了成熟、丰满时期,而且在宋真宗、宋徽宗两朝,又新创了11个节日,既增加了宋代节日数量,同时,在国家因事设节、完善中国古代节日系统结构方面具有开创之功。从此,中国历史上的节日,除广大士庶参与的民间传统节日之外,新增了由官府各级机构大小官吏们参与的官方节日,对后世乃至我国现代节日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宋徽宗东巡镇江的历史书写

靖康元年正月初三,刚禅位于宋钦宗十天的太上皇宋徽宗,在得知金军即将渡过黄河时,匆忙逃离开封,一路奔逃到了镇江,史称太上皇东巡。东巡期间,宋徽宗违背自己在禅位时"除教门事外,余并不管"的承诺,揽权乱政,一度使宋朝出现了开封和镇江两个权力中心。在第一次围攻开封的金军撤离后,经过宋钦宗不断派人迎奉,直到四月初六宋徽宗才勉强回銮开封。对于宋徽宗东巡镇江这一牵动北宋末年政局的重大政治事件,元朝人编纂的《宋史·徽宗本纪》却只是一笔带过。《宋史》对宋徽宗评价很差,其之所以遮蔽了宋徽宗东巡的历史,是因为《宋史》源自南宋所修的国史,而在宋高宗干预下的南宋国史刻意遮蔽了有损宋徽宗形象的真实历史。但宋朝当事人的笔记野史中保存了大量的相关记载,则为我们廓清官修正史在宋徽宗东巡事件上制造的迷雾提供了依据。

讲议司与北宋晚期政局

讲议司是北宋徽宗时期以讲议财赋为目的的临时机构,是三省、枢密院的附属官司。这一机构以恢复神宗熙丰法为名,以聚敛财赋为目的,侵夺三省、枢密院之权,讲议的对象包括宗室、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冗官、尹牧诸事。讲议司的两次设置,体现了徽宗的理想和蔡京的施政抱负,对北宋晚期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之形成的大批财务官僚,对南宋初期的经济社会稳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芙蓉锦鸡图》中的图文关系及其绘画主题的生成

《芙蓉锦鸡图》不仅艺术价值超群而且还是中国诗画融合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品。由于《芙蓉锦鸡图》是宋徽宗的御题之作,客观上造成了作品中的诗画关系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作品上的题诗一方面带有标示占有的功能,另一方具有阐述绘画主题的功能,这一点有别于文人画范式中诗画一体的创作关系。在品读《芙蓉锦鸡图》时,图像与文字各有不同功能,作品中的视觉图像只是呈现形象而并不阐述绘画的意图,在图像向思想的转译过程中,文字作为思想的载体具有优势话语权利,因此宋徽宗的题画诗客观上决定了《芙蓉锦鸡图》的主题,绘画题跋文字对于绘画既是阐述者,同时也是定义者,两者之间的张力能够增强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难于强求一律的两种视角——有感于伊沛霞著《宋徽宗》及相关评论

伊沛霞著《宋徽宗》是一部用西方观念讲中国故事给西方读者听的书。与我国有关论著相比,相同之处不少,如强调辨析史料、注重问题意识。不同之处更多,如我国学者大多继承"以史为鉴"的传统,她反对"反思史学";我国学者往往着重从民众的角度看历史,她从徽宗的视野看时代,对徽宗表达了更多的同情;作为皇帝的徽宗在我国历来形象负面,她力图予以修正。"横看成岭侧成峰",这些不同根植于中西方学者视角的差异。两者很难强求一律,只能求同存异,实无"接轨"之必要。

宋徽宗与宋代宫词创作

宫词类乐府是唐后乐府诗中新题乐府之一类。宋代的宫词创作,以大型连章体组诗最具代表性,其中,又尤以宋徽宗《宫词三百首》引人注目。宋代的宫词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反映帝王生活为主体,二是以宫中女性为描写重点,三是借对历史题材之"述古"以进行"风讽"。三类宫词,不仅各具个性与风采,而且影响深远。此外,宋代宫词还可入乐而唱,这在"乐府音节,自宋已失传"的情况下,实属乐府诗史上的一大亮点。

宋徽宗朝的官员考核述论

宋徽宗朝总体上政治昏暗、腐败,但是在考核官员方面却做出了许多努力。在考核中央官员业绩时,既注重量的指标,又注重质的要求和办事效率,对改进六部官员的工作作风,提高其办事效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考核州教授时,注意从实际出发,适时调整其考核标准,以免评优过滥。在路级官员的考核方面实行了监司互申考课法,并针对考核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加强了对考核工作的监察力度。尽管宋徽宗朝在官员考核方面做出不少努力,但是,其过分注重考核地方官员财经业绩的做法与官场腐败相汇合,作为单项管理制度的考核制度的改进,不仅无助于政治腐败大环境的改善,反而导致了官吏的横征暴敛,激化了社会矛盾。

北宋东京的社会变迁与士人交游——以宋徽宗时代为参照的考察

都市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有形的空间、无形的制度与活动的市民伴生互动的过程。对于身在东京的士人而言,其活动的内容与方式难免要受到城市环境的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宋徽宗时代的东京开封,是历史上开封最为辉煌的一段历程,在开封城市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使得市民活动的时间和空间都有了更多的自由和选择。东京士人在夜晚的活动不再受限制,也能够更加自由地出入酒肆等商业娱乐消费场所。然而,与宋徽宗时代东京的市井繁荣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当时的士人交游圈没有了此前的热闹活跃,呈现出一派沉寂冷清的景象。之所以出现这一矛盾现象,既有徽宗时期人才匮乏的原因,也与当时的政治高压有关。

宋徽宗宋钦宗金国攀亲考

“靖康之难”后,宋徽宗宋钦宗作为战俘被押解到金国,面对金朝统治者对北宋皇室成员尤其是女性的侮辱,他们依然逆来顺受、卑躬屈膝。一旦金朝统治者褒奖北宋公主为金国生育后代,对他们略施恩惠,宋徽宗宋钦宗就开始幻想通过与金朝统治者攀亲改变自己的困窘处境,他们卑躬谦辞,摇首乞怜,最终得到的却是金人的嘲讽和侮辱。

雅好与政治:宋徽宗的金石情结与碑刻政治--一个心理史学研究的尝试

宋徽宗在位时常运用碑刻为传播媒介,根据特定的目标人群,在不同区域立碑,刻石宸翰遍及天下。统计诸多徽宗政治碑刻,大致可以政和四年为前后分界线,可见徽宗前期用人抑旧(党)扬新(党),兴学重教,追慕圣王礼治,后期耽溺信神崇道,且在位期间始终强调其统治的权威性。徽宗以碑治国取得了相应成效,但也有部分臣僚利用其金石雅好夤缘谋私。徽宗身在藩邸时书画令名早成,以此艺术雅好为主导因素促成他的自我同一性建构是成为能书善画的藩王,由此造就其艺术上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并逐渐构成徽宗的金石情结。此情结在徽宗登位之后又因其政治宏愿得以继续强化,在其统治期间潜意识地支配其政治心理,有意或无意地外显为治国行为。徽宗朝的政治碑刻乃徽宗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相结合的物化形态,可将徽宗的碑刻政治视为他在艺术上的“过去的成功经验”移情到国家治理的行为,代表了君臣合力大规模地对金石之典重与垂远意义的政治性应用。

南宋的徽宗书写——讳言传统下的诗歌写作

讳言是文学在权力控制下的重要生存方式,宋徽宗作为失政君主的特殊性,使得南宋诗中的徽宗书写具有了探讨文学讳言策略的典型意义。一方面,南宋诗人无论是用词方式还是抒情方式,皆在表面上尽力表现出与官方立场的一致,以减少招祸可能;另一方面,又通过转嫁罪责、以唐喻宋等方式争取批评空间,努力维系诗歌的怨刺传统。南宋权力控制的逐渐加强也使得此期的讳言策略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书写中具有了转折意义。

宋金交互视域中的徽宗之死

宋金各类史籍对宋徽宗之死的记述或歧异抵牾,或模糊不清。死去的宋徽宗,金国拿其棺椁当作和议的筹码,南宋视作国家之象征。从绍兴五年(1135)到绍兴十二年(1142),南宋官方为了摆脱因不知死亡日期的礼仪困扰,以得到凶问的日期为忌日。绍兴十二年韦太后还朝后,经她确认的宋徽宗死亡日期,自然而然地进入官方史籍中。宋高宗采取文化高压政策,禁止私人修史,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掩盖宋徽宗之死、北狩皇族屈辱等历史痛点。在宋金交互视域中,有关徽宗之死,可谓史实与传闻交织。宋徽宗之死这一话题,在宋金政治史、交流史、文艺史等不同面相都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北宋徽宗画院教育问题再议

北宋徽宗画院因与画学设置问题相关联,历来为探讨宋代画史者所重视。本案在重新梳理国子监画学生成背景与教育理念的同时,力图将其实际意义的考察置于徽宗一朝画院建设的历史轨迹之中。由此发现,以崇宁兴学为背景,画学的应运而生,并非代表徽宗的个人意愿,而画学对于绘画人才的文人式教育并不成功,这也构成了画学罢停的重要原因。而自政和始,随着与画相关之事复入内宫,图画院再次成为绘事变革的焦点,这才意味着徽宗朝的绘画改革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虽然,图画院创作与后起之文人画理念存在根本差异,但这种审美取向的双重标准并未造成宫廷绘画的内部冲突。而这种在皇权影响下的北宋绘画的文人式探索,在徽宗朝实际呈现为画学罢停前后的两个阶段,但其结果则是无论画学生还是院画家,他们的地位始终不能等同于文人。另外,崇宁与大观间的画学设置并不能构成政和及宣和间画院人才兴盛的直接原因,而在圣艺的光环与禁锢下,画院创作专尚法度。虽然徽宗画院的创作规模与制作水平均称极盛,但就个人成就而言,却可谓星光暗淡,这与北宋宣和间绘事的鼎盛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

论徽、钦二宗北迁时期的文学创作

靖康之难后,徽、钦二宗被掳北迁。徽、钦北迁时期皆有文学创作活动,真实地记录了他们流亡时期的生活实况和精神状态。徽、钦北迁时期的作品主要有诗、词和谢表等,其内容大致有三类:一是抒发亡国之痛和流离之苦,这主要体现在徽宗的部分诗歌和钦宗的少量词作中。二是徽宗那些倾诉亡国之恨和故国之思的小词,是李煜词的异代回响,但其境界和感染力远不能和李煜相比肩;三是徽钦的应命之作,主要是谢表,反映了女真贵族对徽钦为首的北宋皇族的凌辱。

宋徽宗《春树彩禽图》的评析与鉴定

宋徽宗《春树彩禽图》精通"黄体"而发挥工笔形态,又结合工笔发挥笔墨意味,将宋代"黄筌富贵""徐熙野逸"两种主要画法融为一体。有野逸率意的笔法,但不荒疏,色彩富丽而又不艳俗,一种大雅静谧之气令人心荡神怡。画面所表现出来的春天气息,明丽夺目而又宁静,妩媚含情而又雅致。而在宋徽宗绘画的鉴定上,代笔是后来出现的应付索画的现象,作为皇帝的宋徽宗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论北宋崇宁年间的三卫府

三卫府为唐代前期始置的皇宫禁卫机构,宋徽宗崇宁年间效仿唐制新设三卫府,唐代的三卫府包括三卫五府,徽宗时期的三卫府则只包括三卫三府;徽宗时期的三卫府只存在了不到1年的时间,但该机构的置罢与徽宗朝复杂政局的变动密切相关。三卫府设置的大环境即是崇宁二年至四年间大规模的清算元祐党人,三卫府的属官选用原则也是贯彻这一政策,三卫府的设置即是巩固清算元祐党人的成果;三卫府的废罢也是基于大环境的变化,宋徽宗对于崇宁五年正月间的异常天象的复杂态度导致了清算元祐党人政策随之终止,三卫府的废罢最终导致了蔡京的第一次罢相。

乐和,人和,天地和——《听琴图》新论及其作者再考释

琴为乐器之首,在人类文化史中承载着丰富的内涵。《听琴图》是否为宋徽宗之作,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一方面通过《听琴图》文化内涵的阐释,与宋徽宗著作《御注道德真经》、《冲虚至德真经义解》等文论节选相互印证,表现出思想的一致性,体现了宋徽宗以圣人之德、圣明之君自我标榜的人生哲学;还可见出宋徽宗以艺贯道、道法自然、不为外物所累、以天地自然之心、中和万物之儒道相糅的艺术观;另一方面提出假设命题,通过《听琴图》与前代画家的作品、与宋徽宗的其他绘画作品、与宋徽宗同时代作品的比较,在题材、内涵、造型、景观、笔法、图案装饰等方面体现出的一致性或相似性,结合文献史籍对宋徽宗的记载和评论以及宋徽宗自身所具有的创造精神,图像、诗歌、史籍相互印证,得出结论:《听琴图》为宋徽宗所作。图像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艺术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继承与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