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府到帝宫的跃迁--明代兴王府建筑规制演变研究

王府建筑是研究中国古代官式建筑形制的重要实物载体,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该文借助史料文献,通过历史学研究以及图像分析法,梳理明代钟祥兴王府(龙潜旧邸)遗址的历代沿革,探寻兴王府的建筑规制特征及变迁,论述兴王府与《大明会典》中所颁定的亲王府规制的差异性以及背后的原因,为明代官式建筑研究提供独具特色的范本。

明世宗崇道研究——以嘉靖朝道士群体的行为解读为中心

明世宗是历史上有名的“道君皇帝”,在位期间,不仅广征道士入京,助其斋醮修炼,还给予道士群体贵极人臣的无上恩荣。然而这些道士在以道术和妖法获宠之后,却凭借着世宗的宽纵和信任,援引同类,交结朝臣,干涉朝政,最终对嘉靖朝政治造成了众多的负面影响。

廉正·敢为·负重:改革家张璁的政治素养

张璁之所以成为明代改革第一臣,就在于其能够廉洁自律、勇于担当、敢于变革、忍辱负重,其过硬而全面的政治素养能够经受住现实和历史的检验,在明代重臣中无人能比。张璁中第之后,就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大礼议”。初入政坛的张璁不怕杨廷和的强权打压,以充分的自信和坚强的意志公开向其“大礼”主张发起了挑战,且愈战愈勇,势不可挡,最后取得了“大礼议”的胜利,成为处于困境中的世宗最可靠的新生力量。在击败杨廷和集团之后,张璁协助世宗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效果显著。其良好的政治素养保全了身家性命,使嘉靖革新得以延续,书写了中国古代改革家的新形象。

明代祈谷礼考述

明代祈谷之祭,始于世宗。嘉靖九年,世宗决定行祈谷礼,祈谷礼实际的举行时间是在次年正月。明代祈谷礼由世宗提出,是为解决天地分祀配享中所罢太宗配位而采取的一种过渡性礼仪,并非夏言所提。明代祈谷礼从准备到礼成,历时一个月,整个仪式大致可分为视牲、斋戒、告庙、布置礼仪场所并陈设神位、正祭日行礼五个基本程序。隆庆元年,罢祈谷礼。崇祯十四年,复行祈谷礼,其举行时间为正月辛巳(初五日),非甲申(初八日);地点为南郊大享殿,非禁内大光明殿。世宗行祈谷礼,其本意不在于祈求农事,而在于为生父兴献帝称宗祔庙作准备,这也是世宗礼制改革计划中的重要一环。

明隆庆初王阳明复爵问题述论

王阳明爵位得以恢复,是明代隆庆初年的一件政治大事。王阳明因得罪明世宗而被禁黜,终嘉靖一朝,虽其门人或后学有所抗争,以讲学不断扩大王阳明及其心学的影响,消除其作为罪臣的印象,但始终无法获得朝廷赦免。隆庆改元,对先朝拨乱反正,王阳明的爵位以及学说均得以恢复。讨论该事件从发生到恢复的历史过程,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明代中晚年时期王阳明的政治及学说状况。

杨一清与大礼议

大礼议可分别以"左顺门事件"的爆发和《明伦大典》的颁布为断限标志,分成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杨一清在议礼之初以在野元老的身份对"议礼派"观点给予重要的舆论支持,也为自己起复、入阁奠定了基础。身为内阁首辅,他广泛参与对大礼后续工作的处理,尽力维持文官集团的和睦,规诫世宗君臣进一步打击"护礼派"的极端行为。不能轻易断言张璁等人的做法代表"革新",而杨一清的努力是"因循守旧"。

后周世宗文明限佛析论

后周世宗限佛是“三武一宗之厄”中最为温和、文明、理性的一次。其限制整肃措施既严厉又有序、周全、斯文。对无寺院的地方还批给赐额增设寺院。实行“学而优则僧”。建寺赐额、剃僧度牒、出家试经成为限制驾驭佛教的三条羁縻。对和佛道二教有关的愚昧野蛮迷信巫术狂热行仪都予以禁止。既销毁多余的铜佛像 ,又废止官府的铜鱼符以铸钱 ,合理配置铜资源 ,妥善处理停废的寺院。文明限佛的原因在于统治者更富有经验 ,没有鼓动者 ,佛教已基本中国化 ,寺庵僧尼已不太多。

张璁:明代六十年改革的开启者

明武宗猝死后,明代政治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改革所依靠的力量不是杨廷和集团。恰恰相反,要改革,首先必须要清除杨廷和集团。杨廷和集团违背武宗遗诏挑起的大礼议为新科进士张璁提供了脱颖而出的平台。张璁以其敏锐、自信、求实和坚强意志经受住了大礼议的考验,同时得到了世宗的赏识和信赖,这才是嘉靖改革的起点。张璁是明代六十年改革的开启者,是明代改革第一臣。

金世宗的君臣共治思想与历史文化认同

君臣共治是金世宗为政理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基本内涵是:君主不独断专行,臣下尽辅佐之责,戮力赞治。金世宗君臣共治思想的根源在于他对中国传统政治和历史文化的认同。他践行其君臣共治思想也主要是求谏和求贤,应肯定的是,金世宗比肩汉唐的政治追求推动了金朝政治文明和文化发展。

略论周世宗安排的辅政格局

后周世宗在临终前为了确保其子柴宗训政权的稳固,曾安排了一个辅政格局,这个辅政格局由禁军将领、朝中顾命宰臣及地方藩镇三种政治势力组成,其特点就是朝中顾命宰臣有权无势,而禁军将领之间又互相牵制,以及中央与地方牵制,从而保证柴宗训政权的稳定。但是,这一局面很快就因为朝中顾命宰臣与禁军将领的合作而遭到破坏。赵匡胤则利用其职权与辅政格局的破坏,快速崛起,形成了独当一面的政治势力,并为后来发动陈桥兵变篡夺后周政权奠定了基础。

嘉靖与道教关系述论

明世宗朱厚熜(年号嘉靖),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为崇奉道教的皇帝。对于道教方术,明世宗不但真心崇信,而且身体力行。嘉靖一朝,道士之流颇受重用,佞道之人平步青云。相反,正直之臣多不得善终。明世宗之所以崇奉道教,不外乎家族影响、近侍蛊惑、追求长生、广求子嗣四大原因;其中,又以追求长生一端最为突出、最为根本。明世宗之迷信道教、崇奉道教,对于个人、朝廷和政治、经济、社会,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正德、嘉靖之际的政局剧变与明朝改革的轨迹

自永乐以来,明朝最显著的政治变化莫过于正德、嘉靖之际的政局剧变。这一剧变所引发的政治变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其以清除强迫世宗改换父母的杨廷和集团为主线,以主张以法和以情议礼的张璁等人的崛起为显著标志,在确保武宗皇权向世宗全部转移的路径中清除了旧势力,刷新了政治,增添了活力,其影响延续至万历前期。“张居正改革”其实就是顾命之臣张居正对嘉靖革新全力效法的政治实践,或者说是嘉靖革新的余波。与杨廷和一样,张居正并未解决好穆宗皇权向神宗全部转移的难题,使嘉靖革新淹没在对张居正的全面清算浪潮之中,而新的变革活动又难以形成,明朝便在失控中走向衰亡。

辽世宗皇后研究

有关辽世宗皇后的记载,《辽史·后妃传》与《契丹国志·后妃》两书差异较大。一则记为契丹萧氏,一则记为汉女甄氏。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与考证,可知甄氏先于萧氏被册立为皇后,并且无废后之记载。可以认为,世宗皇帝在位期间册封了两位皇后。如此明确的事情为何史籍记载有如此巨大的差别?结合世宗时期的社会背景,应是当时史官出于政治原因而对甄氏的记载有所删改的结果。

严嵩何时上疏反对复套——与马楚坚先生商榷

嘉靖年间的“议复河套”因严嵩陷害、上意中变,以夏言、曾铣被杀而终。香港学者马楚坚对此提出异议,给严嵩平反、为世宗辩护。笔者详考严嵩反对复套之疏是在二十七年正月世宗态度转变以后所上;而世宗态度之中变,又与严嵩的阴谋活动直接相关。所以马先生的观点不能成立。

明世宗崇道研究

生理需要、性格特征、政治环境以及皇室崇道的传统是明世宗狂热崇道的原因 ;具体表现在迷信斋醮方术、加封道号和崇道抑佛等方面。世宗崇道对明代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都产生重要的影响。

论金世宗时期汉化与旧俗的关系

本文从金世宗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出发,详细剖析金世宗汉化特点,指出金世宗不仅汲取了汉族主创文化,更推动了女真民族汉化的发展。而采取的保留女真族旧俗文化措施,更多地强调了民族脊梁文化和灵魂文化,对挽救女真民族文化有积极作用。因此金世宗的汉化,我们要抛开民族成见,用辩证方法分析,这样可以更好的认识世宗时推行的汉化改革。

“天神赐佑”与“尽人之力”:清世宗“天人感应”理念下的钱塘江海塘工程

雍正初年,清世宗在钱塘江海塘修筑中提出了"一劳永逸"的目标,并且为实现治水目的,在意识形态层面将海塘工程纳入到了"天人感应"理念的范畴。但是,"天神赐佑"、"非人力所能"与"一劳永逸"目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逻辑矛盾,从而对塘工修筑产生了深刻影响。意识形态与水利工程的交融,因此成为雍正朝治水政治的一大特点。

从高平之战到复地关南——后周世宗北边经略史实考略

后周世宗柴荣是五代时期的有为君主,高平战捷和复地关南,则是他最为重要的军事成就。这两次军事行动的胜利,是后周战役法、大战略、内政等多层次因素协调作用的结果。同样,辽国国家战略的保守倾向,及内政因素作用下在军事上呈现出的低姿态,亦成就了后周世宗的不世之功。

完颜亮“无道主”形象的形成与流传

"无道主"是完颜亮在历史上的主流形象,这是以《金史》记载为基础形成的。但在《金史》成书之前,以金世宗为代表的金朝官方对于完颜亮的材料进行了选择与删改,导致"无道主"并不能全面展现完颜亮的面貌。后世史家依据正史记载痛批完颜亮的无道,而小说家则大肆渲染以期引起关注。这种"无道主"形象之所以长久不衰,除了正史记载的权威性、素材选取的成功外,人性中的阴暗面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金世宗大定年中乱民独多原因之探

金世宗是金朝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但在其统治时期发生了很多被称为乱民的起义。对于这一历史现象,著名历史学家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作了简略论述,后代学人对此问题也有一定关注。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探析,指出金世宗大定年中乱民独多的主要原因是受"通检推排"和"以女真为本"的政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