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卫黄昏:崇祯朝与南明时期勇卫营研究

勇卫营设置于明末崇祯年间,由四卫营、勇士营改编而成,是崇祯帝即位后京营改革的关键一环。勇卫营虽称天子禁卫,却常年四方作战,或北御清兵,或南征流寇,战果颇著,是明廷倚重的重要军事力量。崇祯十五年(1642年),督理勇卫营太监刘元斌因“杀良冒功”被崇祯帝诛杀,成为勇卫营重要的转折点。“杀良冒功”并非刘被杀的真正原因,是否存在杀良冒功之事亦存疑,这恰是崇祯朝政治气氛的独有特色。甲申之变后,南明各政权亦设勇卫营,但其战斗力不可与崇祯朝勇卫营相论,且常成为各方夺权斗争的主角,其命运与各政权兴衰息息相关,并最终与南明政权一起灭亡。勇卫营的历史是晚明军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晚明政局的发展变迁,也是晚明朝廷政治公信力崩溃的真实体现。

耶律隆庆与辽朝中期政局

耶律隆庆是辽景宗次子、圣宗耶律隆绪之弟,是辽朝中期最重要的皇室宗亲之一。他担任南京留守19年,稳定了辽朝南部边境,为对宋战争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澶渊之盟”签订后,他推动辽宋之间的边境互市贸易,促进了辽宋之间的经济往来。在承天皇太后的宠爱下,他养成了桀黠的个性,对辽圣宗的皇位造成威胁。不过,辽圣宗并未激化其与耶律隆庆的矛盾,维系了辽朝中期政局的稳定。

“说书崇政”与程颐政治观的形成

“说书崇政”是程颐政治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此事件之前,在野士人程颐在其兄程颢的影响下提出了限制君主“私欲”的想法。这种想法的背后呈现出一种理想化的状态。“说书崇政”使程颐完成了由布衣而卿相的转变,而国家机器的运行、教化君主的碰壁以及上层统治者的不作为都对程颐造成了沉重打击。晚年告别官场的程颐,政治观念趋于完善,尤其是在“女主专政”“格君心之非”等问题上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唐太宗的慎赦思想与行赦——兼论唐代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随着唐代法律体系的不断发展完善,赦宥制度也逐渐走向规范化和系统化。大赦、曲赦、录囚等各种赦宥方式在唐太宗时期日趋成熟和规范。唐太宗借慎赦思想塑造“明君”的政治形象,并使得赦宥的政治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然而,慎赦思想的实质却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唐太宗以多种赦宥形式来实现其对帝位继承合法性的证明,配合对外征服战略、农业经济发展策略的实施,以及减轻民众赋役负担等,为唐代政权的合法性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后大礼议时期的嘉靖初年政治——以君臣文书交流为中心的考察

以议礼为线索,嘉靖初年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纷争。在李福达案与科、道互纠中,世宗与张璁等人的通力合作,成为嘉靖朝君臣以文书交流的先声与契机。通过君臣之间的秘密文书往来,世宗借汪佃侍讲一事机密、有效地清查翰林官员,皇权在具体政务实施中的作用得以放大。在张璁、桂萼去职与杨一清受贿两案中,秘密通信成为诸臣攻讦政敌、倾轧同僚的手段。世宗君臣视私密文书通信为重要交流手段,共同铸就了后大礼议时代的嘉靖初年政治。

潜邸旧臣与宋孝宗朝政治

潜邸旧臣是宋孝宗朝的一支重要政治势力,由孝宗未即位前建国公、普安郡王、建王时期的老师、属官、随从组成。作为皇帝的潜邸旧臣,孝宗即位后对这一群体十分信任并加以重用。这一群体在对金关系的处理中逐渐形成了主战派和主守派两个派别,对孝宗的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在这一潜邸旧臣群体中,部分人并未真正具备政治才能,仅仗着孝宗的宠幸而得以取得高位,从而导致了孝宗朝期间佞幸政治的蔓延。

论汉初政论文对炎黄二帝的书写

汉初政论散文以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以及《淮南子》为代表,在这些政论文中炎黄二帝多以仁义、贤明的君主形象被援引和论述,作为一种“假托”来表达汉初政治家重农抑商、休养生息的政治主张。这与汉初黄老之学的兴起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表现了汉初特定时期的道家思想,也反映了汉初士人们的炎黄观。

The“Emperor’s Edict”and the Emperor’s power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Emperor’s Edict”refers to the writing of emperor himself.In the context of serving as official document,it refers to the special writ issued by emperor for sake of administering national affairs.In the official document system of Song Dynasty,“Emperor’s Edict”had always been an attention of the scholars and officials at that time due to its unusual functions in terms of drafting,promulgation and power.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s generally conceived by academic circles as a period when the“Administration by Emperor’s Edict”was gradually phased out.We did observe,however,with“Emperor’s Edict”placed in historical panorama of the early years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an ever-strengthened power and prowess of“Emperor’s Edict”as backlit by several historical incidents such as Emperor Gaozong’s controlling and manipulating by“Emperor’s Edict”of the national armies.It reflects the political truth of strengthened imperial power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Hence,we can have access to another facet of the politic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近侍政治与陈朝晚期政局

陈朝后主陈叔宝在居处东宫时期身边结成了由侨、吴士族组成的近侍群体。这是缘于陈宣帝得位不正,他有意让后主营建声名、培育势力以作为皇权的重要补充。太建十四年(582)后主即位前夕的陈叔陵之乱,深刻影响了后主一朝的政治走向,巩固皇权成为后主主政的中心议题。为此,后主安排东宫旧臣留任以护佑太子;对威胁皇位的长沙王陈叔坚心生猜忌,并将不信任感扩大至宣帝旧臣毛喜、高门代表蔡凝等人身上。后主委任东宫旧臣掌管宿卫营兵、出任中书舍人,完成对“国之政事”的控制。至德二年(584)以后,后主的决策方式转为在后宫与张贵妃共同决策,频繁参加内宴的“狎客”及“便佞亲幸”由此获得参与决策的权力,而太建年间东宫近侍群体则退出权力中枢。至德、祯明之际陈朝政治由士大夫政治转向凸显皇权专制的佞幸政治,是其灭亡的重要内因。

秦始皇的皇帝理论及其政治伦理思想

秦始皇的皇帝理论继往开来,既继承了先秦诸子理论遗产,将先秦诸子政治理想表述与政治制度体系建构的努力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形成了皇帝理论,也开辟了秦汉以后政治理想表述的新路径,奠定了两千余年皇帝制度体系的核心政治理想。秦始皇的皇帝理论在政治伦理主题上集中表现为圣人救世,它在内容上既表现为圣王崇拜,也表现为轻贱黔首。先秦诸子的圣人救世话语经过秦始皇的过渡性创造后,转换成了一套实践性的制度体系及其观念支撑。

唐太宗李世民处理“领导与下属”关系的理念与方法——基于策论的考察

领导与下属关系的处理是组织管理中的重点和痛点。处理的得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组织的命运。通过《资治通鉴》和《贞观政要》中“问对”的文本考察,全面解析唐太宗处理“领导与下属”关系的理念、方法和实践,即相互依存、相互欣赏、相互信任和相互成就,探讨唐太宗治理智慧的当代意义。

基于“立德求知”的《母婴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和实践

课程思政教学是使学生在学习课程知识的同时收获德性的增长。母婴护理学是护理学本科专业的核心课程,结合课程特色本文介绍母婴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和实践路径。

秦王朝皇帝理论的政治伦理缺陷及其后果

秦王朝短命而亡固然有其执政理念、政策体系及六国残余势力等的影响,但它所建构的皇帝理论在政治伦理上存在的缺陷在根本上是难辞其咎的。皇帝制度建构起来以后,秦王朝仍然延续了无限尊崇圣人的理念,并因圣王合一的特点而将帝王摆在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上,使其能够以圣人之禀赋而率性而为,奉行霸道政治伦理,虽以圣王自居,以救世自命,但在实践中却已是政令日非,民生愈艰,终至于不亡不止。秦王朝的短命而亡,并非皇帝制度体系的缺陷所致,而是皇帝制度体系在政令制定及政策运营的伦理指导上存在根本性缺陷所致。

廉正·敢为·负重:改革家张璁的政治素养

张璁之所以成为明代改革第一臣,就在于其能够廉洁自律、勇于担当、敢于变革、忍辱负重,其过硬而全面的政治素养能够经受住现实和历史的检验,在明代重臣中无人能比。张璁中第之后,就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大礼议”。初入政坛的张璁不怕杨廷和的强权打压,以充分的自信和坚强的意志公开向其“大礼”主张发起了挑战,且愈战愈勇,势不可挡,最后取得了“大礼议”的胜利,成为处于困境中的世宗最可靠的新生力量。在击败杨廷和集团之后,张璁协助世宗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效果显著。其良好的政治素养保全了身家性命,使嘉靖革新得以延续,书写了中国古代改革家的新形象。

融合国家健康与生育政策的母婴护理课程思政要素挖掘与建设

目的:结合国家健康与生育等系列战略和政策挖掘和建设母婴护理课程思政要素。方法:采用文献法分析国家健康与生育政策对母婴护理课程思政的建设的要求,分析现有母婴护理课程思政与国家政策的符合度;专家咨询法挖掘母婴护理课程思政要素;问卷法调查母婴护理课程思政实证研究的效度和信度。结果:家国情怀、文化自信、道德修养、法律意识、职业素养和大医精诚应为适应国家健康和生育政策的母婴护理课程思政要素和重点,国家政策、法律,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优秀人物事迹和具体事物象征意义可作为课程思政教育实例。结论:母婴护理课程思政教育应融入国家健康与生育政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母婴护理人员的职业素养。

秦及汉初外戚的政治平衡作用

外戚在秦及汉初的政治格局中有其特殊作用与影响。从秦昭襄王即位到秦始皇统治前期,外戚在平定叛乱、维系政权平稳交接乃至制约权臣方面作用显著。秦统一后外戚式微,使朝野中缺少了维持政治平衡的重要力量,可谓赵高和李斯得以促成沙丘之谋的原因之一。外戚势力的式微,是秦在建立大一统帝国的新格局下对外戚进行打压的结果。史书中关于秦始皇后宫的记载,也可能因此被有意识地删除。至于汉初吕氏外戚的勃兴,则与“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主动回归功臣与亲戚并重的发展路线有关。

帝京书写与帝国建设 ——论唐太宗《帝京篇》的书写价值及意义

帝京书写一直是南朝至初唐的重要主题。唐太宗在《帝京篇》中不着意于绘写帝京繁华风貌,也鲜少使用与都城相关的典故,而是专写典雅节制的宫廷生活。在这种独特的写作模式下,唐太宗将帝京塑造成一个合乎礼仪的理想世界,并用这个世界隐喻自己贤明君主的形象,这些都反映出太宗对自己帝王身份的认同和对诗歌文教功能的追求,这也是太宗试图将文艺观念转换为创作实践的尝试。在初唐时期百废待兴的语境下,《帝京篇》是初唐帝国初期文化建设的一环。

明中都建废与洪武朝初期的政治生态

明凤阳中都的建立在中国古代都城建造史上具有特殊意义。明中都城经历选址以“求升崇”、规建以“显正统”到罢建以“横权势”三个阶段,其建废反映了明洪武朝初期政治风向的变化,从朱元璋与淮西集团关系演进上看:中都在明洪武朝的昙花一现,既决定于明洪武朝初期朱元璋追求帝位和国朝的正统性、维护中央权威、平衡君臣权势的主观变化,也与淮西集团追求培养地缘权势、维持朝堂利益有关,而朱元璋与淮西集团关系的调整,则营造了明初政治生态。

韩愈与儒家臣道观之演变

韩愈的臣道观主要来源于荀子和董仲舒的思想。通过“颂圣”和“罪己”,韩愈在思想主张和政治生活中积极践行“君尊臣卑”的臣道观,并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韩愈臣道观中的积极因素被宋代理学家所挖掘和弘扬,成为激发他们历史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的重要思想资源;但韩愈所承袭的荀、董一派的臣道观明显背离了孔孟正统,是导致其被一些宋代理学家所诟病的重要原因。

课程思政在高职母婴护理教学中的实践效果

目的:探索课程思政在高职母婴护理教学中的实践效果。方法:抽取某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护理2020级两个班学生为研究对象,用抛硬币的方法分为试验组(56人)和对照组(58人)。对照组进行传统课堂教学;试验组进行课程思政教学,教学时间为18周,前9周每周进行2次授课,后9周每周进行1次授课,1次2学时,共54学时,“理实”一体化。比较两组学生综合成绩(理论成绩、实训成绩、德育成绩)及职业认同感。结果:干预后试验组学生理论、实训、德育、综合成绩及职业认同感得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母婴护理课程思政可有效提高高职护理学生的综合成绩,增强学生职业认同感,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