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负面信息披露度对消费者口碑推荐的影响

随着数智化时代的到来,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传播,企业与消费者之间联系的纽带发生根本性转变。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负面信息披露程度的获取方式、产生联想、行为差异将表现出极大的不同。本文基于归因理论,从心理所有权视角,验证了在消费者心理所有权高、低不同的条件下,企业社会责任负面信息高披露度对消费者企业形象感知和口碑推荐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对于高心理所有权的消费者,企业社会责任负面信息披露程度越高,消费者对企业形象感知越正面,进而口碑推荐意愿也越积极。其中,企业形象感知在企业社会责任负面信息高披露度对消费者口碑推荐意愿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同时,心理所有权和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拓展企业形象感知和心理所有权理论在消费市场中的理论框架,同时为企业处理社会责任负面信息提供实践指导。

数字经济发展驱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内在机理与统计检验

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企业内外部环境变化,重塑了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互利共生的新局面,进而影响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选取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257个地级市以及3472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促进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商业信用、制度环境越好,数字经济越能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异质性分析结果说明,相较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更显著;相较于小规模企业,数字经济发展对大规模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更加显著。研究不仅拓展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也为企业把握“数字红利”提升自身竞争力和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耦合共生的农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以2006-2023年农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回归模型和耦合模型分析公司治理、社会责任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司治理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显著正相关;社会责任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当期正相关,滞后一期显著正相关;公司治理、社会责任耦合度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显著正相关;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对大型农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对国有农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根据研究结果,从公司治理、社会责任以及耦合协调层面提出促进农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考虑企业多种属性的共享制造平台供需双边匹配模型研究

为了能以最低成本降低共享制造供需主体的交易风险,在对共享制造供需主体信誉的衡量上,运用基于滑动时间窗口的实时信任度度量方法,以综合考虑共享制造供需双方的局部声誉及全局声誉,进而求得更加精准的信誉度;此外为了促进共享制造供需主体的长久交易,在现有共享制造供需双边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中加入企业社会责任(CSR)相关细分指标,以考虑其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履行程度;综合共享制造供需双方的实时信任度、服务属性任务属性及CSR属性匹配度,建立多目标规划模型,并求解匹配结果。通过实例运算得到最优匹配方案,从而证明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并与仅考虑实时信任度、仅考虑CSR、上述两者均不考虑的模型进行比较,证明了所提模型的优势。

考虑企业社会责任的回收再制造定价策略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一方面需要增加一定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社会责任与其经济效益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基于这一视角,构建了垄断制造商进行回收再制造的两阶段定价模型,探讨了制造商的回收努力程度和废旧产品可利用率对产品价格和需求的影响,并分析了影响制造商回收努力程度的因素。研究表明,制造商在履行社会责任对废旧产品进行回收再制造的过程中:①较高的回收努力评价系数可降低环保处理成本较高带来的风险,从而使得新产品和再制造产品价格随回收努力程度正向变化,并扩大新产品市场份额;②若回收努力评价系数较高、回收努力成本系数较低,新产品单位成本的增大可激发制造商努力回收;③若回收努力成本系数较高,废旧产品可利用率和回收努力评价系数的增大可激发制造商努力回收。

家族控制、高管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A股家族上市公司2010—2014年的数据,检验家族实际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CSR)之间的关系,并研究高管薪酬激励强度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表明:家族实际控制程度越高,基于对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保护和增加,家族企业会更加倾向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家族企业对高管实行高强度的薪酬激励(包括年薪激励和股权激励)会导致高管减少对非财务目标之一的企业社会责任目标的关注,即家族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倾向会减弱。因此,家族企业不应对高管人员提供过高的薪酬激励,同时应该在绩效评价中增加情感目标等非财务目标的评价机制,鼓励高管人员在追求财务目标的同时追求情感目标。

社会责任偏重度、产权性质与盈余管理——道德行为还是机会主义?

本文选取2011~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动机视角出发,研究社会责任履行与盈余管理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现阶段社会责任履行越好的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即支持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机会主义动机”观点。(2)相较于偏重履行基础社会责任的企业,偏重履行高层次社会责任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机会主义动机更强。(3)相比于国有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机会主义动机更强,承担社会责任的掩饰作用更加明显。本文还进一步发现国有企业中无论是偏重基础社会责任还是偏重高层次社会责任的企业均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机会主义动机,而在非国有企业中,偏重承担高层次社会责任的企业较偏重承担基础社会责任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机会主义动机更强。

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认同度分析

公益捐赠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组成部分。基于政府、投资者、消费者等企业关键利益相关者的视角,考察社会各界对社会责任问题的关注和认知程度,以及现阶段企业社会责任在我国所具有的社会心理基础。

垂直市场结构中的企业社会责任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式垂直市场结构,通过构建博弈模型来分析在垂直市场结构中,上游投入品供应商承担社会责任会对下游生产商的竞争策略以及社会福利产生何种影响。研究发现,上游投入品供应商承担社会责任能同时增加自身得益和下游生产商的利润,并提升社会福利水平;下游生产商的最优竞争策略选择同时受到上游供应商社会责任承担程度和产品差异程度(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的影响。具体而言,当产品差异程度(市场竞争激烈程度)较低且投入品供应商承担的社会责任程度也较低时,或者产品差异程度(市场竞争激烈程度)较高时,企业倾向于同时采取产量竞争;当产品差异程度(市场竞争激烈程度)较低但投入品供应商承担的社会责任程度较高时,企业倾向于同时采取价格竞争。

金融发展、企业社会责任与银行贷款的关系研究——基于金融发展程度视角

以国资委下属688家上市公司2011~2015年的数据为依据,探究金融发展、企业社会责任与银行贷款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地区金融发展程度(发展不足、发展过度以及适度发展)在企业社会责任与银行贷款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不足区域,企业社会责任与银行贷款负相关,金融发展与银行贷款负相关,金融发展不足在企业社会责任与银行贷款的负向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金融发展过度区域,企业社会责任与银行贷款正相关,金融发展与银行贷款负相关,金融发展过度在企业社会责任与银行贷款的正向关系中发挥反向调节效应;金融发展适度区域,企业社会责任与银行贷款正相关,金融发展与银行贷款正相关,金融发展适度在企业社会责任与银行贷款的正向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

高管团队特征、市场化程度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基于Heckman两阶段模型的分析

基于2013-2017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数据,采用Heckman模型控制了样本选择偏误后,本文结合市场化程度对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女性比例、平均年龄、平均学历、团队规模均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显著正相关,在高管平均任职时间超过行业中位数的上市公司中,高管任职时间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正相关;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正向影响越弱。鉴于此,为促进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应注意优化高管团队结构,并保持团队成员的稳定性;政府应建立健全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法律法规,培育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意识,创造良好的履责环境。

高管股权激励能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吗?

如何激励高管主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能够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表现为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有更高的企业社会责任得分。在年度政策不确定程度更高的样本中,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更明显的推动作用;在地区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样本中,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更明显的抑制作用。作用机制检验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主要通过激励风险承担和缓和融资约束两条路径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产生积极的影响,表现为在风险回避倾向更高的样本以及融资约束更严重的样本中,股权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得分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实施股权激励企业的社会责任得分越高,企业的财务业绩和市场业绩也越好。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社会责任

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与壮大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文章以我国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而且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作用越显著;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小规模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研究结论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管理层持股与市场化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以2008-2016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实证结果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市场化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具有正向影响;市场化程度对其二者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市场化程度越高,管理层持股比例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越显著。将宏、微观因素结合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不仅对我国制定相关经济政策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有助于企业从内部关键因素入手优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优化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吗?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是董事会成员地位差异导致的结果,其对于改善公司治理环境、提高公司决策有重大作用。由于治理环境得到了改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质量也相应得到了提高。本文以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的提高能优化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并且这种正向作用分别在市场化进程较落后、行业集中度较低和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样本中有更加明显的体现。在进行分位数回归、安慰剂检验和变量更换的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文章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于改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外部环境作用机制。

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会影响审计收费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9~201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注册会计师审计收费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审计收费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在社会责任表现较差的企业中,披露独立社会责任报告对增加审计收费的影响更显著;在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一定程度控制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所有权性质、所属行业环境污染程度及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均会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审计收费间关系产生显著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评价——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

企业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是企业实现社会责任目标或构想所具有的知识、技能和意愿水平的综合度量,它揭开了企业社会责任从构想到行为、投入到结果的黑箱,并可划分为无能级、弱能级、本能级、强能级和超能级五个等级。本文通过构建企业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评价的"钻石模型"和指标体系,对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市值最大的前200家公司的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进行了评价,结果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整体较低,处于无能级。实证结果还显示,上市公司的规模、盈利性对企业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和管理人员持股比例对企业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上市公司的财务安全性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没有显著的影响。

不同股权类型制衡度对国有企业双重任务的影响分析

当前国家对国有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使国有企业产生了更加复杂的治理关系。国企关系中,国有股东对经济与社会的双重需求与非国有股东纯粹的经济追求存在冲突与差异,构成了异质委托的特殊情境。在异质委托情境下分析非国有股东与国有股东的不同权力制衡,及其对国有企业双重任务的影响机理,可为国有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及国企治理完善提供理论指导。以2010~2017年沪深两市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助多元回归统计分析,实证揭示了非国有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股权制衡度对双重任务的影响差异,以及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滞后影响企业经济绩效的动态作用机理。发现外资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股权制衡度负向影响企业经济绩效,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个人股东及机构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股权制衡度均和企业经济绩效正相关,和企业社会责任负相关;企业社会责任负向影响企业经济绩效;更进一步发现,不仅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经济绩效存在滞后性影响效应,而且企业社会责任在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也存在显著滞后性。

混合型组织:概念与类别再探究

本文构建了"理论视角—定义逻辑"的混合型组织概念认知范式,基于理论视角将混合型组织本质的已有认知归纳为治理方式观、建构形式观和组织形态观,认为它们可以收敛于组织形态观;基于定义逻辑将混合型组织概念的已有界定方式归结为以"元素混合"为核心和逻辑起点的定义方法、以"特征介于"为核心和逻辑起点的定义方法,并结合二者形成基于元素混合的特征刻画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有包容性与解释张力的混合型组织元定义和反映混合型组织运行完整"画像"的操作性定义,以期引导人们走出混合型组织的"概念丛林"。本文对混合型组织既有的多种分类方法进行了批判性审视,建立了"元素特征组合—混合度"的混合型组织类别识别与判定框架,并聚焦于组织社会学领域的混合型组织类型,将组织的商业性与社会性两个维度、混合度阈值与类别结合起来,考虑最低混合强度要求,廓清了不同类别混合型组织所处的区域边界。

混合型组织生成的范式解构:创生式与转化式的多向演绎

组织可持续发展导向下越来越多的组织通过寻求跨组织边界、跨价值边界以及跨利益相关方边界实现多重混合,折中主义下的混合型组织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但学界对混合型组织如何生成缺乏理论范式解构,对混合型组织构建方式与实现路径依然相对模糊。混合型组织的定义视角尚未统一,主要包括交易成本、公共管理、组织使命、制度逻辑和组织价值五种视角,多重视角下能够抽取出目标多重性、利益相关方的多维性、绩效衡量的综合性、价值创造的多元性与共享性以及组织边界的弱稳定性等五个主要特征。混合型组织的清晰分类是实现混合型组织生成的重要前提,在组织光谱模型、动物园模型以及福利三角模型等混合型组织分类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基于"生成方式—生成机制—混合度"的组合构思出混合型组织生成的范式全景,提出创生式与转化式下混合型组织的11条生成路径。文章为解构混合型组织的多重生成轨迹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组织可持续成长提供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