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沿边壮族色彩文化的数智化建构研究

本文在全球化和数字化背景下,探讨了广西沿边壮族色彩文化的独特性、重要性及其传承发展的挑战与机遇。采用文献研究、田野调查、人证考察以及技术实验等方法,旨在通过数智化手段探索壮族色彩文化的创新传承路径。研究分析了数智化对壮族色彩文化保护、传承、推广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价值,揭示了数智化技术在民族文化传承中的潜力。展示了数智化手段在促进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有效性,为学术界提供了新视角,同时也为实践领域中的沿边壮族色彩文化保护与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持。

西南边境地区兴边富民与数字普惠金融协调发展研究

兴边富民行动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西南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有重要实践价值。通过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度模型、Moran’s I指数和固定效应模型讨论数字普惠金融与兴边富民的协调发展。研究结果表明:兴边富民行动自实施以来取得了一定成果,在研究期间,西南边境地区兴边富民水平总体达到中等水平,并且平稳上升趋势明显。各边境县(市、区)兴边富民与数字普惠金融的耦合协调等级大多升至中级协调水平以上,并且耦合协调水平具有空间正相关性,但空间差异正在不断扩大;仅部分地区表现出空间聚集效应,大多数地区仍不存在空间聚集效应。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西南边境地区兴边富民水平,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更能促进兴边富民的发展。

边民“国民化”:现代边境建构的题中之义

边境具有突出的建构性特征,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边境构造及功能呈现出显著差异。近代中国开始从天下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型,以空间领土化、政治一体化为内涵的边境建构随之开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根本上解决了有边无界、有边无防和政权不到边的问题,异质性的边境形态得到彻底改造。在这个过程中,过去长期游离于国家统治和管理之外的边民,逐渐从各种地域性、依附性和孤立性的关系中解放出来,转变成为国家的国民。今天中国的国家发展已步入新的历史阶段,对边境“再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边民的国民化问题也由此再次凸显,并集中体现在边民权益和国民义务的平衡、“边民意识”的重塑与强化、边民“个性”与国民“共性”的统合、无国籍人口的国民化、边民国民化的区域性差异等议题。

西藏边境地区乡村产业振兴路径研究——以米林县、朗县为例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物质根基。西藏边境乡村地区以农牧业为主,且集合了边境、乡村、多民族聚居区三重特征。促进边境乡村产业振兴,是满足边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要路径,关乎边疆发展与安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鉴于此,文章以米林县和朗县为个案,研究边境乡村产业振兴模式和现状,发现在政府主导型产业振兴模式下,投入资金、资源、政策后取得积极成效,但受制于自然条件、交通状况、产业基础等历史和现实因素,乡村产业仍面临人才匮乏、科技创新引领不足、多元主体协同程度不高、配套设施薄弱等发展困境。面对产业振兴进程加快和持续深化趋势,应以加大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强化科技创新驱动、优化利益联结机制、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路径,推动边境乡村产业可持续振兴、高质量振兴。

2000—2020年广西边境地区土地生态安全与兴边富民进程的耦合协调关系

[目的]科学评价广西边境地区土地生态安全与兴边富民进程成效,揭示其耦合协调机理,为促进边境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方法]以广西边境地区8个县域为研究区域,借助熵权TOPISIS综合评价方法及耦合协调模型分析2000—2020年广西边境地区土地生态安全与兴边富民进程的耦合协调性时空格局特征。[结果]①广西边境地区土地生态安全指数稳健上涨,全局生态安全指数由0.213增长至0.728,各县域土地生态安全都呈现不同的增长幅度;区域差异逐渐减小,整体呈现“南北高,中间低”空间格局。②兴边富民进程整体协调水平友好上升,由0.176攀升至0.631,经历了“先降后升”的阶段性演变过程;各县域兴边富民进程等级差异不明显,整体格局变化不大,而国家重要口岸凭祥市与东兴市发展优势越发明显。③土地生态安全系统与兴边富民进程系统耦合协调度日益上升,由0.440攀升至0.823,两者的耦合度经历了“先降后升”;空间上呈现由“整体分散”逐渐演变为“南北高,中间低”的特征,凭祥市与东兴市“双核”辐射带动,协调类型由轻度失调、濒临失调为主导逐渐向初级协调演变。[结论]在兴边富民和生态保护国家战略支撑下,需强化边境政策创新,协同发挥多要素叠加效应,不断提高边境生态安全和边民幸福指数。

中俄边境地区居民体育素养提升策略研究

中俄边境地区位于中国东北部寒冷地区,居民的体育素养水平决定其体育意识的唤醒以及参与锻炼的积极性,中俄边境地区居民良好健身习惯的养成是影响居民个人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地区文明的重要因素。运用文献资料查阅、抽样问卷调查、专家学者访谈、数理统计分析等研究方法,根据中俄边境地区居民体育素养以及健康水平现状,研究探讨中俄边境地区居民体育素养水平的提升路径及实施策略,以期促进中俄边境地区全民身体和心理的健康发展,督促民众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激发精神活力,提高生活品质,使地处东北寒冷地区的中俄边境社区体育趋于生活化方向快速发展。

我国“兴边富民行动”的经济绩效评估——以广西和云南为样本的双重差分模型分析

利用"兴边富民行动"的实施仅限于边境县所提供的"自然实验",以广西和云南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其经济绩效进行评估,分析表明:从总体效应看,"兴边富民行动"对边境县人均GDP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有利于第一产业占比的提高,但不利于第三产业占比的提高,对第二产业占比的影响不显著;从动态效应看,"兴边富民行动"对边境县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由负转正、逐渐增强,对第一产业占比的影响呈现出持续减弱的趋势,对第二产业占比的影响呈现出持续增强的趋势,对第三产业占比的影响持续为负。我国边境地区经济结构还处于较低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兴边富民行动"的实施确实促进了边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边境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应进一步加大实施力度。

二十年兴边富民政策与实践的研究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兴边富民问题二十年的研究成果梳理和总结,从研究数量、文献类型、研究方法及特点等方面描述了兴边富民研究的历程和变化,从内涵、发展模式、与其他战略协同、政策绩效评价等方面归纳了兴边富民研究的主要内容和侧重点,提出新时代下要加强对兴边富民政策的理论研究和绩效评估,完善顶层设计;重视政策叠加问题,加强政策间的有效协同研究;加大案例研究,建立案例库和数据库,总结经验与教训,旨在为"兴边富民十三五规划"的更好实践提供参考。

农业科技在云南兴边富民工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为提高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实施兴边富民工程势在必行。结合全国兴边富民工程发展状况，分析了农业科技在云南兴边富民工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越边民通婚:制度困境与国家治理

中越边民通婚是中越边境地区跨境民族的惯常行为,但在现实中遭遇到诸多国家间制度排斥。入境我国通婚的越南边民在结婚登记、入出境、居留、户籍国籍申请等方面面临着诸多的制度困境,也给我国主权国家的边境管控和边疆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难题。对现行与中越边民通婚相关的法律制度进行适当的调适,已成为中越边民通婚国家治理的现实吁求。

兴边富民行动与西藏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兴边富民行动是我国政府从2000年开始实施的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措施。自实施兴边富民行动以来,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全国人民的无私援助下,西藏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呈现出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兴边富民行动成效显著。文章根据多次在西藏的实地调查资料,梳理了西藏边疆民族地区近年来的发展变化。

“兴边富民行动”的理论思考及建议

"兴边富民行动"是国家民委倡议发起的贯彻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大举措,对于加快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保持祖国的统一与稳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兴边富民行动是时代的心声,完全符合中国多民族和长边界线的国情需要。为加快边境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应该加快边境地区的农业发展;改善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扩大区域经济技术合作,努力发展边境贸易;并加大边境地区的资金投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以及兴边富民行动的舆论宣传工作。

兴边富民行动的实践与成效考察——以云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为例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是云南省25个边境县之一,2005年在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启动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兴边富民行动实施六年来,耿马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成效显著。今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耿马县应持续深入地推进兴边富民行动,不断提高实施成效。

兴边富民行动与民族团结进步

团结与发展是新中国民族工作的主题,也是边疆建设的主题。兴边富民行动作为国家实现边疆民族地区共同繁荣发展的国家战略和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的政策平台,在促进边疆地区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以新中国边疆建设历程尤其是兴边富民行动的实施为例,展现边疆地区团结与发展目标的实现过程。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边疆稳固与发展的一贯重视,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主线下继续推进兴边富民行动提供理论参考。

“文化兴边”:兴边富民行动的另类选择

世纪之交开启的兴边富民行动,对于我国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改革开放以及边民生活条件的改善等,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此项工程的推进也面临一些现实问题。事实证明,在地理条件复杂、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多样性突出的边境地区,单纯依靠经济手段难以真正实现兴边富民的目标。超越狭隘的经济发展视野,充分认识民族文化对于边境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创造有利条件,大力发展富有特色的文化产业,以民族文化的繁荣带动边境地区的发展,是历史赋予兴边富民行动的时代使命。

沿边地区境内个人境外投资研究

2013年11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十一个部委联合印发了《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总体方案》,方案在"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这一任务安排中提出要"在政策允许、市场成熟的情况下,适时推动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在云南省沿边金融改革的大背景下,积极探索境内个人境外投资,有利于拓宽民间资金投资渠道、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对推动个人境外投资、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兴边富民”行动与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基于新生鄂伦春族乡的调查

"兴边富民"行动在新生鄂伦春族乡取得了显著成效,对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实践证明,"兴边富民"行动是边疆少数民族发展的助推器,特别是对边疆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中越边境地区资源型国企推动“兴边富民行动”路径研究

中越边境地区贫困落后,仅靠各级政府转移支付等措施难以实现社会经济永续发展。该地区资源型国企高度密集,经济与科技实力雄厚,应不断提高对"兴边富民行动"的认识,与地方共同合作,利用国企优势逐步提高当地自身发展能力,按照区域主体功能原理调整边境地区经济结构,发展多元经营,尽快实现"富民、兴边、强国、睦邻"目标。

边境地区境外边民跨境(违法)犯罪活动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边境地区边民往来逐渐频繁,境外边民跨境(违法)犯罪这种颇具区域性色彩的犯罪形式也随之出现日益严重的势头。研究和打击跨境(违法)犯罪具有其独特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从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几个边境地区现实情况出发,研究境外边民跨境(违法)犯罪的概念、成因、类型、打击难度和打击防范对策等相关问题,旨在对惩治境外边民跨境(违法)犯罪实践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

中越边民通婚的促动因素研究——以云南麻栗坡县马崩村为例

作为中越边境跨境民族共同体的传统行为,中越边民通婚并未因两国相关法律制度的排斥而中断,但却因之而给入境通婚的越南女性及其家庭、子女的权益、以及主权国家的边境管理和边疆治理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和难题。通过对位于中越边境前沿地带的云南麻栗坡县马崩村边民通婚的调查研究表明:便利的地理是导致边民通婚的自然基础,作为以民族情感和文化根源建构出的核心共同体、边境地区远离政治国家权力中心的特殊生活场域、以及两国边民在地缘、族缘、血缘的亘久认同依然是促成中越边民跨境通婚的重要动因;中越两国在人口、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差异或互补也是中越边民通婚不可忽视的现实促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