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推进超大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自上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实施以来,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的落户门槛已经完全放开,破解部分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和超大特大城市的落户限制成为户籍制度改革接下来的突出任务。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福利扩散(落户)与福利剥离(居住证)二元并行路径面临困境,在政策上陷入了“落户悖论”:如果推进落户,在超大特大城市户籍门槛很难进一步降低,且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不高的背景下,落户已很难继续推进;如果不推进落户转而依靠居住证,在核心公共服务难以进一步与户籍脱钩的条件下,农业转移人口仍需要通过落户实现市民化。破解“落户悖论”,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可实施“愿落尽落+负面清单”改革方案:在完全放开超大特大城市落户限制的同时,将少数高含金量公共服务列入负面清单,落户者须满足负面清单中公共服务的提供部门所制定的附加条件,才能享受该公共服务。这一改革方案具备较好的经济性、道义性和可操作性,是放开超大特大城市落户限制的可行路径。

社会融合视角下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探赜——基于Logistic模型的实证研究

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进而影响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文章基于2023年873份农民工问卷,在社会融合视角下,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实证研究表明,只有58%的农民工具有城市定居意愿。农民工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家庭随迁人口数量、城市迁移时间长短等因素对定居意愿均没有显著影响;参加本地医保、身份认同、经济收入、健康状况、承包地等因素对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影响较大;社会参与度、闲暇生活、居住证等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农民工的定居意愿。如何持续提升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文章从社会关系融合、经济收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家庭资本对返乡创业农民工进城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

促进返乡创业农民工进城定居对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基于西部地区脱贫县388名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熵值法赋权家庭资本各维度指标测算综合得分,实证研究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资本对其进城定居意愿的影响。分析发现丰裕的家庭资本显著正向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进城定居意愿。进一步研究发现,家庭资本丰裕的返乡农民工通过提高创业收入进而增强他们的进城定居意愿。此外,创业经历缩小了不同家庭资本存量的返乡创业农民工之间的进城定居意愿差异,即创业经历在家庭资本和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进城定居意愿之间存在负向调节作用。据此,本研究分别从提升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以及优化创业环境等四方面提出可操作性的建议,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提升,助力其实现进城定居意愿。

论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权益的法治保障

在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及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保障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权益是涉农改革的关键。集体成员身份的保留,是阐释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权益保障正当依据和法律边界的前提。当前,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权益保障面临权益冲突及身份认定、承包地财产权实现、承包地权益救济三大法治挑战。为此,应健全进城落户农民成员身份的认定与权益冲突的协调规则,兼顾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财产权益与保障功能的充分实现,构建以诉讼救济为兜底的多元救济机制。

乡村变迁视域下农村陪读现象的形成机制研究——基于山西省X县的实证调查

为了实现阶层流动的优势竞争地位,农村家长“进城陪读”已成为农村熟人社会中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通过子代教育投入实现社会阶层的跃升是社会环境、教育体制及家庭观念在城镇化与现代性多重合力下催生的时代产物。基于在山西省X县的田野调查发现,城市化携带着现代化因子入侵中国传统的乡村场域,陪读现象的产生受到正式的、制度化的乡村结构变迁影响。其次,宗法制度式微,熟人社会中的“面子竞争”推动了乡村文化变迁,结合中国“下行式”家庭主义思想在教育晋升中的深刻体现,最终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拟态进阶”的教育竞争策略。

影像文本中包头城市形象建构与传播策略研究

近年来,我国城市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城市间的竞争不仅仅是经济和规模的竞争,更表现在城市形象、文化建设、人文关怀、城市品位、生活环境等多方面软实力的博弈。在城市形象塑造的大背景下,影视媒介作为强有力的传播途径,无疑对城市具有重要意义。影视作品作为媒介手段,有助于对影像文本梳理、分析与城市形象之间的联系,进而推动包头市城市形象建构及传播策略的研究。

秦皇岛市主要入海河流污染物浓度及入海通量分析

入海河流是陆源污染物入海的重要途径。石河、洋河、汤河、戴河和饮马河是秦皇岛市的5条主要入海河流,其河口均布设监测断面。本文结合2018—2020年河口监测断面数据,分析5条入海河流的污染物浓度月际变化和入海通量年际变化。监测结果显示,2020年,6—8月氨氮浓度整体略高于其他月份;枯水期总磷(Total Phosphorus,TP)浓度整体小于丰水期,枯水期总氮(Total Nitrogen,TN)浓度总体大于丰水期。从污染物入海通量来看,TN和化学需氧量(COD_(Cr))是排放量偏高的入海污染物。在5条入海河流中,洋河贡献59.7%的COD_(Cr)、48.5%的TP、54.6%的TN和42.1%的氟化物。河流水量是影响污染物总量的主要因素。

契丹入汴与辽乐的崛起

契丹音乐原本是原始部落风格。石晋的进献、尤其是太宗耶律德光灭晋入汴的大规模掳掠,使得契丹乐内容空前充实、功能空前完备。契丹乐显示出强烈的国家属性,成为合格的国家音乐。辽乐的国家化增强了辽对汉人尤其是燕云十六州统治的礼乐力量,也强化了其兼治契丹与汉人的礼乐自信。辽乐兼并石晋音乐并凸显国家化色彩,也是其后来与北宋抗衡的文化力量所在。

梯度进城:青年农民工的城市化实践

青年农民工在发达地区的城市化实践是基于梯度城市化背景下展开的。基于浙东X镇的经验调研,构建“需求—能力—机会”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发达地区农民追求更高层次的城市化水平而往区县集中进城过程中,析出的公共服务与进城空间高度契合青年农民工的内在需求。青年农民工实现了需求与能力的匹配,由此在经济发达的务工地逐步实现了生活与工作的一体化进程,不断融入当地经济社会系统之中,形塑了一种新的城市化实践模式。

流动范围与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

基于CMDS 2017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城市群流动范围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以及影响的区域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公共服务获取的中介效应,解释了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不愿落户”的现象。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同一城市群内流动,对其在就业地的落户意愿具有显著负向效应,公共服务获取是流动范围影响农民工落户意愿的重要中介变量。对于流入不同规模城市、不同城市群的农民工,流动范围对其落户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在超大城市、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群流动范围的作用并不显著。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健全市民化保障体系、调整大城市资源配置、加强跨区域协同合作,以推进农民工高质量市民化进程。

在进城与返乡之间——从湘西作家沈从文、孙健忠、蔡测海的“乡下人进城”书写谈起

20世纪湘西沈从文、孙健忠、蔡测海三位作家的“乡下人进城”书写,摆脱了习见的城/乡、汉族/本族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形成开放的创作视角和观照思维。在面对城市召唤时,他们有着故乡情结与忧患意识的叠加。对进城乡下人和城市居民之间的身份接纳、文化认同、经济融合的焦虑与欣喜,传达了他们对乡村命运的深切关注和人文关怀。

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以西北四省936位新生代农民工的实地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性质、对居住条件的满意程度、对城市青年的态度和户籍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有显著影响,此外,婚姻状况、月储蓄、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况和原住地经济水平也对新生代农民工迁移城市的意愿具有一定影响。

留下还是离开 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9年"X市外来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来自不同组织类型的社会资本,尤其是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社会资本比一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弱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比强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强弱关系兼有型政治社会资本比单一型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本文比较来自不同组织类型的社会资本,深入分析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的影响,进一步延续和深入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的研究。

住有所居居乐其境——新时期深圳宜居城市规划的探索与实践

城市是“用来住的”.宜居是人们对理想城市人居环境的永恒追求,更是高质量发展时代城市竞争力的重要体现.随着进入以打造高品质城市生活为导向的新时期,深圳的宜居城市规划建设逐渐从项目导向下的规划“隐线”转变为规划“主线”,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与实现路径.本文剖析了新时期城市与人的深层需求升级以及高成本、高密度、高建成度环境所带来的现实挑战,阐释了新时期深圳“安居” “乐居”内涵的升级,总结居住空间保障、居住产品供给、营造亲自然生活、城市特征保育等方面的经验,旨在提炼新时期深圳规划建设的政策、空间、城市产品供给与营造实践体系,为生态文明时代中国紧凑宜居城市建设做出有价值的先行示范.

农民工留城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对北京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研究了农民工留城定居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城;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城;单身的要比已婚的留城意愿高;配偶在城市的要比两地分居的高;流出地越穷的地方,留城意愿越高;自我阶层认同越高的,越倾向于留城。

半城镇化人群落户中小城镇的意愿及影响机制分析——以成都市近郊为实证

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部署,中小城镇将成为解决我国半城镇化问题的重要空间载体。基于辅以访谈获取的367份成都近郊半城镇化人群的问卷调查资料,探究半城镇化人群落户中小城镇意愿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受访者(半城镇化人群)落户成都近郊区中小城镇的意愿整体偏低,仅为34.9%。(2)其落户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资产状况和子女教育需求,其中半城镇化人对农村资产的牵挂及其在城镇拥有商品住房的能力不足是其落户意愿的主要制约因素,而子女教育需求则是其落户意愿的重要促进因素。基于这一发现,对于提升半城镇化人群的市民化意愿和能力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农村迁移老人的城市定居意愿研究

【目的】分析农村迁移老人定居城市的意愿以及影响他们定居城市意愿的因素。【方法】以对西安市农村迁移老人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村迁移老人定居城市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有超过一半的农村迁移老人具有定居城市养老的意愿,年龄、健康状况、居住模式、住房条件、与同住子女的关系、社区参与、配偶是否随迁对农村迁移老人的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影响。【结论】统筹城乡综合考虑迁移老人的公共服务需求,从社区层面的构建迁移老人的社会参与机制。

制度与非制度因素对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的影响

农民工能否落户城镇对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有重大的现实影响。利用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两方面对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进行了探讨。实证研究发现:社会保险状况及学龄子女是否在本地就学会显著影响农民工的落户意愿,表明制度性因素的重要;从社会网络视角来看,基于传统的先赋性场域网络如亲属网对农民工的落户意愿无显著影响,而基于现代社会的自致性场域网络如朋友网、行政组织网、工作同事网则显著提高了农民工落户城镇的意愿。

“城镇亲近度”、留城定居意愿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

基于348份新生代农民工数据,以三维一体的"城镇亲近度"视角,对其留城定居意愿和城市融入状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空间维度和心理维度"城镇亲近度"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但时间维度"城镇亲近度"作用不显著;三个维度"城镇亲近度"均能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状态。进一步的探讨表明,定居意愿为部分中介变量,空间维度和心理维度"城镇亲近度"通过定居意愿间接影响个体城市融入。

乐业才能安居——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考察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质量对女性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男性农民工,对高学历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低学历农民工,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质量通过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和住房质量,进而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农民工所获得公共服务正向调节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建议通过提高就业质量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来增强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