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传递机制与情境条件——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逐渐接近技术创新的前沿,技术追赶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文章以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传递机制和情境条件。实证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企业的创新活动表现出“双重利好”效应,将同时提高被支持行业中企业的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传递机制分析表明,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程度、提高政府补贴力度、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带来更多分析师关注等中介因素驱动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情境条件分析发现,产品竞争市场治理、新闻媒体治理、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和高管团队研发经验会加强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发明专利对企业价值有正向影响且该效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而非发明专利对企业价值有负向影响且该效应不具有持续性。研究揭示了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传递机制与情境条件,为客观评估中国产业政策的经济效应提供了微观依据。

数字金融的绿色效应: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在新发展理念下,基于绿色导向与创新导向系统实现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成为企业绿色转型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本文选取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具体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创新投入、降低企业风险水平以及增强企业治理水平的三重机制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在融资约束程度高与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因此,政府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企业要高度重视数字普惠金融的赋能效应,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协同机制,通过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战略实现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内部控制、国家审计与国企避税

选取2007-2017年上市中央企业集团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内部控制对国企避税的影响作用以及国家审计监督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具有抑制国企避税的治理功能,国家审计监督会显著增强内部控制对国企避税的抑制作用,说明内部控制和国家审计是深入理解国有企业税负水平及其变化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避税的治理效应在地区税收征管强度小、社会审计质量低和避税激进的国企中更为显著;通过分解内部控制五要素后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避税的抑制效应集中体现在控制活动和信息与沟通两大要素上。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达到抑制企业避税的治理目的。

数字化转型的环境治理效应——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分析的证据

随着环境治理绩效的逐步提升,人们对环境质量的渴求也随着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提出而上升至一个新的高度,传统的环境规制手段已很难有更大的突破。已有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成为推动中国绿色发展的新动力,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企业拓展环境绩效边界的重要途径。通过爬虫技术抓取上市企业年报中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关键词来刻画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并基于2008-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探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其环境绩效,并且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基础上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主要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缓解企业内部融资约束来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的环境绩效提升效果不仅受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行业属性等企业内部特征的影响,还受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应进一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强化数字技术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治理效应。

水利投融资改革践行“两手发力”实践与成效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推动了我国水利事业蓬勃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水利领域硕果累累,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形成、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实现历史性解决、江河湖泊面貌发生根本性改善,都离不开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两只手”的协同努力。文章聚焦于水利投融资改革中“两手发力”的实践与成果,总结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经验作法,就进一步落实“两手发力”提出相关建议。

商业银行数字化能否改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

本文基于中国246家商业银行及A股上市公司2013—2022年数据,探究了商业银行数字化能否改善贷款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研究发现,商业银行数字化通过调节错配企业短期贷款金额、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进而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该效应在资本市场融资能力较强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中小规模企业及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明显。文章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商业银行战略、管理及业务的数字化均可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产生影响,但前两个维度的影响更为明显。探究商业银行数字化的微观错配纠偏功能,不仅有利于降低企业层面投融资期限错配引发的风险,也为进一步优化银企互动和挖掘商业银行数字化意义提供了新的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政府补助与融资约束:来自中小板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证据

以2011—2021年中小板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对数字普惠金融、政府补助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首先,数字普惠金融显著缓解了中小板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约束,且这一效应随政府补助的增加而加强;其次,分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融资约束的影响显著为负,且政府补助能够发挥积极的调节作用;再次,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使用非“四大审计”、成立年限较长、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所在地区银行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其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显著,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也更强。

民营粮食收购企业供应链融资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论文针对东北三省中小民营粮食收购企业存在融资难的问题,选取东北三省中小民营粮食收购企业收储供应链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问卷调查得出:一是这类企业选择供应链融资模式频率由小到大依次为“应收账款类融资模式”“信用类融资模式”“存货类融资模式”;二是在下游购销企业主导的粮食收储供应链金融中,以其自身资质向中小民营粮食收购企业提供担保的意愿不高;三是中小民营粮食收购企业认为政商关系总体在合格以上。其次,运用多变量Probit模型,得出供应链融资模式选择影响机理:贷款期限对信用类融资模式选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对这类企业的服务水平正向影响着存货类融资模式选择。最后,得出政策启示:政府应提高服务水平精准到选择存货类融资模式的企业,通过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政策鼓励中小民营粮食收购企业兼并,鼓励银行扩大资产负债率的融资条件到8%—20%。

创投基金的国际经验及推动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启示

创投基金是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重要力量,致力于为初创期企业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是新兴产业获取融资的重要渠道。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进入关键阶段,中国亟需优化科技创新环境,加快推动卡脖子技术、专精特新企业突破和成长,促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创投基金在全球各经济体科技创新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期,主要经济体均在加码支持本土科创企业,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成果不断实现突破。对此,我国需重视发挥创投基金作用,强化政策顶层设计,打造各地微观创投生态圈,拓宽创投基金募资来源,提高耐心资本支持比例,畅通股权投资退出路径,推动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战略引导和资源撬动作用,培育优质国有创投基金,加大投资战略性、引领性、前瞻性科技领域,推动科技强国、金融强国建设目标加快实现,同时重视吸引海外创投基金,着力解决科创企业在成长早期融资难困境,促进高新技术升级、颠覆性创新成果加快落地。

数字金融、绿色财政政策与企业绿色转型

文章以2007—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究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数字金融可通过信贷配置效应和内部治理效应对企业绿色转型起正向促进作用;在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数字金融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数字金融还可以明显促进非国有企业以及高管拥有环保经历企业的绿色转型;拓展性研究发现,节能减排财政政策能够强化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为企业在“双碳”背景下实现绿色转型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选择。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赋能机制的演化博弈——基于供应链金融视角

改善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加速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核心企业通过数字化服务平台支持和信贷担保支持,可以有效地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赋能。从供应链金融视角切入,融合数字化服务平台和政府补贴,设计核心企业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赋能的机制,通过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机制有效性,通过数值仿真进一步探寻初始积极策略比例、政府补贴、参与成本等不同因素对机制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小企业、核心企业、金融机构选择积极策略的初始比例越高,博弈系统收敛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概率越高;政府补贴有助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赋能机制顺利发挥作用,但在博弈主体初始积极策略比例较低时的边际效用较弱;降低博弈主体的参与成本是促进博弈系统向帕累托最优状态演化的重要途径。

法律金融学视野中金融科技的监管困境与系统治理

从法律金融学理论看,广义金融科技在信息技术驱动下历经金融信息技术、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等发展阶段,其发展质量与效率快速提升,并对应形成机构监管、功能监管与双峰监管。然而,金融科技在创新发展中面临法律、金融与技术层面的系统化监管困境:金融科技的法律监管范围与时效有限;金融科技的监管体制与模式难以适应金融科技的创新;金融科技的监管技术落后,难以应对金融科技的冲击。对金融科技实施有效治理,具有明显的必要性。通过采用法律金融学方法,对域外大陆法系与海洋法系典型国家的金融科技系统治理开展比较分析,我国可以积极借鉴钱学森的系统工程理念,从单维度的政府监管上升至多维度的系统治理,从而全面勾勒出金融科技稳健发展的系统治理图景:加强金融科技的法律治理系统建设;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积极探索金融科技监管新模式;强化金融科技的监管技术建设,提升数字化监管的技术水平。

数字金融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政府研究与开发(R&D)补贴协同作用的分析

随着中国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融合的创新产物,对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值得探究。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探究数字金融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吸收能力理论,探究政府R&D补贴在数字金融驱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过程中的协同激励效应;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三阶段模型,对2016—2020年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测算,运用Tobit模型检验数字金融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探究政府R&D补贴与数字金融的协同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整体技术创新效率不高,且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具体来看,纯技术效率明显高于规模效率,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政府R&D补贴与数字金融在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方面具有协同激励效应。根据实证结果提出对策建议: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应重点关注技术创新效率问题,同时政府需要发挥引导性作用,强化政府R&D补贴在数字金融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激励效应。

政府补助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绩效影响研究——来自2019—2022年上市公司经验数据

以战略性产业上市公司2019—2022年数据为依据,以融资约束为中介变量,分析政府补助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认为政府补助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作用,通过提升政府补助有助于改善企业绩效。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加强政府补助的监管,健全审核评估机制;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升政府调节能力;加强企业内部治理,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等。

金融科技赋能企业数字化创新: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随着金融行业与科技行业的深度融合,金融科技已逐渐成为企业实现数字化创新的基础保障。文章基于2007—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样本,对金融科技与企业数字化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创新具有明显促进效应,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特征,在国有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及较大市场规模地区企业作用更强。融资约束、政府补贴和资源配置均在金融科技与企业数字化创新之间发挥重要机制作用。

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与企业投资效率

文章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利用2015年全国逐步推行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政策冲击,基于“投资—投资机会”的敏感度模型实证检验了地方债改革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显著提升了企业投资对投资机会的敏感度,即有助于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机制检验表明,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治理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即通过提高融资可得性和降低融资成本,进而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治理能够优化企业投资环境,即通过化解地区经济风险、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和吸引异地投资,进而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随后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在投资不足、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低和所处地区财政压力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发现,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对企业盈利能力可持续性和经济稳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文章研究结果为深入挖掘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成效,促进企业经营发展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政企融资平台下中小农机制造商的融资决策与优化

基于政企融资平台的背景,以一个资金受限的中小农机制造商和经销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为研究对象,探究了中小农机制造商的融资决策和优化问题.通过建立供应链Stackelberg博弈模型,得出供应链成员在不同模式下的最优融资决策和最优值.结果表明:政企平台融资模式总是优于银行融资模式;银行融资模式下,产品成功率与利率和批发价格成反比,与订单数量成正比,且初始资金的变化不会影响均衡解;政企融资平台模式下,初始资金、产品成功率均不会影响均衡解;无论在何种融资模式下,提高产品成功率都会对整个供应链有益,并通过数值分析验证了结果的真实性.最后,探讨了政企平台融资模式的适用情境:初始资金和政府补贴较低,生产成本较高的中小农机制造商更倾向于选择政企平台进行融资.

基于政企金介四方演化博弈的企业专利市场价值转化研究

创造、保护、运用是企业专利生态体系的重要环节,而加快市场价值转化是促进企业专利生态闭环发展的关键举措。鉴于国内技术市场庞大但优质专利缺乏的现实背景,提升企业专利市场价值转化水平的关键是发现高市场价值专利和识别低市场价值专利,从源头上规避后续转化过程中因评估难导致的质押难、融资难、交易难等问题,而增强专利市场价值可见性则极大依赖于企业信息披露策略、科技中介机构推广、金融机构投资意愿以及政府监管政策。基于专利生态系统视角,构建政府-企业-科技中介机构-金融机构四方博弈模型,探究四方博弈演化关系和均衡稳定策略,并通过Matlab仿真模拟廓清影响各博弈主体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四方主体博弈系统存在均衡稳定策略,其中企业和政府是决定博弈系统演化的决定力量;各主体对彼此初始策略选择的影响程度体现出显著的不对称性特征;当各主体策略选择、演化速度与维持时间均随策略执行成本的变化而变动时,仅企业和政府对信息披露收益变化的反应更敏感;政府规制对不同博弈主体的策略选择具有重要的引导及纠偏作用,尤其是企业的策略性专利信息公开行为。研究从专利市场价值发现与转化四方演化博弈视角出发,丰富和拓展了科技成果转化研究与方法论,并对指导政府如何引导专利生态系统各主体从事专利市场价值转化协同行动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政府科技补贴与企业研发投资——基于融资约束视角

以2016—2018年中国创业板340家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政府科技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的情境下二者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科技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负向调节政府科技补贴与企业研发投资间的关系。进一步分组分析发现,融资约束负向调节国有企业与小规模企业中政府科技补贴与研发投资的激励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与大规模企业中,融资约束对政府科技补贴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关系无显著影响。

台湾信保基金发展模式对省域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为支持中小企业融资,20世纪7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设立了政策性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其独特的机制设计形成了政府、银行和担保机构合力助推中小企业发展的良性格局,对促进区域经济复苏、应对经济周期波动起到了保障支撑作用。为研究台湾地区信保基金发展模式,总结提炼经验做法,本文系统阐述了台湾信保基金治理结构、业务发展、风险管理、银担合作、配套制度等情况,梳理了典型经验与运营成效,比较了台湾地区和中国内地省域政府性融资担保发展特点,并提出完善省域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