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传递机制与情境条件——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逐渐接近技术创新的前沿,技术追赶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文章以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传递机制和情境条件。实证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企业的创新活动表现出“双重利好”效应,将同时提高被支持行业中企业的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传递机制分析表明,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程度、提高政府补贴力度、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带来更多分析师关注等中介因素驱动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情境条件分析发现,产品竞争市场治理、新闻媒体治理、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和高管团队研发经验会加强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发明专利对企业价值有正向影响且该效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而非发明专利对企业价值有负向影响且该效应不具有持续性。研究揭示了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传递机制与情境条件,为客观评估中国产业政策的经济效应提供了微观依据。

数字金融的绿色效应: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在新发展理念下,基于绿色导向与创新导向系统实现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成为企业绿色转型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本文选取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具体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创新投入、降低企业风险水平以及增强企业治理水平的三重机制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在融资约束程度高与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因此,政府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企业要高度重视数字普惠金融的赋能效应,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协同机制,通过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战略实现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水利投融资改革践行“两手发力”实践与成效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推动了我国水利事业蓬勃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水利领域硕果累累,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形成、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实现历史性解决、江河湖泊面貌发生根本性改善,都离不开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两只手”的协同努力。文章聚焦于水利投融资改革中“两手发力”的实践与成果,总结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经验作法,就进一步落实“两手发力”提出相关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政府补助与融资约束:来自中小板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证据

以2011—2021年中小板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对数字普惠金融、政府补助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首先,数字普惠金融显著缓解了中小板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约束,且这一效应随政府补助的增加而加强;其次,分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融资约束的影响显著为负,且政府补助能够发挥积极的调节作用;再次,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使用非“四大审计”、成立年限较长、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所在地区银行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其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显著,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也更强。

数字化转型的环境治理效应——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分析的证据

随着环境治理绩效的逐步提升,人们对环境质量的渴求也随着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提出而上升至一个新的高度,传统的环境规制手段已很难有更大的突破。已有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成为推动中国绿色发展的新动力,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企业拓展环境绩效边界的重要途径。通过爬虫技术抓取上市企业年报中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关键词来刻画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并基于2008-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探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其环境绩效,并且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基础上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主要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缓解企业内部融资约束来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的环境绩效提升效果不仅受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行业属性等企业内部特征的影响,还受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应进一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强化数字技术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治理效应。

内部控制、国家审计与国企避税

选取2007-2017年上市中央企业集团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内部控制对国企避税的影响作用以及国家审计监督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具有抑制国企避税的治理功能,国家审计监督会显著增强内部控制对国企避税的抑制作用,说明内部控制和国家审计是深入理解国有企业税负水平及其变化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避税的治理效应在地区税收征管强度小、社会审计质量低和避税激进的国企中更为显著;通过分解内部控制五要素后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避税的抑制效应集中体现在控制活动和信息与沟通两大要素上。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达到抑制企业避税的治理目的。

民营粮食收购企业供应链融资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论文针对东北三省中小民营粮食收购企业存在融资难的问题,选取东北三省中小民营粮食收购企业收储供应链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问卷调查得出:一是这类企业选择供应链融资模式频率由小到大依次为“应收账款类融资模式”“信用类融资模式”“存货类融资模式”;二是在下游购销企业主导的粮食收储供应链金融中,以其自身资质向中小民营粮食收购企业提供担保的意愿不高;三是中小民营粮食收购企业认为政商关系总体在合格以上。其次,运用多变量Probit模型,得出供应链融资模式选择影响机理:贷款期限对信用类融资模式选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对这类企业的服务水平正向影响着存货类融资模式选择。最后,得出政策启示:政府应提高服务水平精准到选择存货类融资模式的企业,通过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政策鼓励中小民营粮食收购企业兼并,鼓励银行扩大资产负债率的融资条件到8%—20%。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赋能机制的演化博弈——基于供应链金融视角

改善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加速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核心企业通过数字化服务平台支持和信贷担保支持,可以有效地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赋能。从供应链金融视角切入,融合数字化服务平台和政府补贴,设计核心企业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赋能的机制,通过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机制有效性,通过数值仿真进一步探寻初始积极策略比例、政府补贴、参与成本等不同因素对机制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小企业、核心企业、金融机构选择积极策略的初始比例越高,博弈系统收敛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概率越高;政府补贴有助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赋能机制顺利发挥作用,但在博弈主体初始积极策略比例较低时的边际效用较弱;降低博弈主体的参与成本是促进博弈系统向帕累托最优状态演化的重要途径。

法律金融学视野中金融科技的监管困境与系统治理

从法律金融学理论看,广义金融科技在信息技术驱动下历经金融信息技术、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等发展阶段,其发展质量与效率快速提升,并对应形成机构监管、功能监管与双峰监管。然而,金融科技在创新发展中面临法律、金融与技术层面的系统化监管困境:金融科技的法律监管范围与时效有限;金融科技的监管体制与模式难以适应金融科技的创新;金融科技的监管技术落后,难以应对金融科技的冲击。对金融科技实施有效治理,具有明显的必要性。通过采用法律金融学方法,对域外大陆法系与海洋法系典型国家的金融科技系统治理开展比较分析,我国可以积极借鉴钱学森的系统工程理念,从单维度的政府监管上升至多维度的系统治理,从而全面勾勒出金融科技稳健发展的系统治理图景:加强金融科技的法律治理系统建设;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积极探索金融科技监管新模式;强化金融科技的监管技术建设,提升数字化监管的技术水平。

台湾信保基金发展模式对省域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为支持中小企业融资,20世纪7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设立了政策性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其独特的机制设计形成了政府、银行和担保机构合力助推中小企业发展的良性格局,对促进区域经济复苏、应对经济周期波动起到了保障支撑作用。为研究台湾地区信保基金发展模式,总结提炼经验做法,本文系统阐述了台湾信保基金治理结构、业务发展、风险管理、银担合作、配套制度等情况,梳理了典型经验与运营成效,比较了台湾地区和中国内地省域政府性融资担保发展特点,并提出完善省域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的政策建议。

Measuring China's Real Estate Financial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Enterprises and the Public:Index Compilation and Its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In recent years,China has witness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in housing finance,and there have emerged constantly real estate finance innovations;however,there exists no relevant index for measuring the innovations of China's real estate finance.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governments,enterprises and the public,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innovation index of real estate finance"on a quarterly basis from 2009 to 2019,with the method of empowerment which combines the subjective method(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nd the objective one(range coefficient method).It clearly and concretely depicts the innovations in housing finance and the related temporal-spatial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The index covers 30 provinces,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and analyzes its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re exist a strong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a big regional difference in innovations.

债券交叉违约制度与企业创新:促进还是抑制

发行债券是企业筹集资金的一种重要方式。文章以2016—2021年我国企业发行的所有债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债券交叉违约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债券交叉违约制度促进了企业创新;且交叉违约制度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委托代理问题影响企业创新;在短期偿债能力低、没有设置“事前”类限制条款、所处行业有违约情况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的发债企业中,交叉违约制度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债券交叉违约制度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认为应加大对债券投资者的保护力度,推动债券市场健康发展。

新型政商关系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吗

新型政商关系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关键性环节。我国正在构建以“亲清”为特征的新型政商关系。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程度越高越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在非国有企业中,这种缓解作用更为显著。该研究为我国推进营商环境改革,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提供了企业微观视角的经验。

基于政企金介四方演化博弈的企业专利市场价值转化研究

创造、保护、运用是企业专利生态体系的重要环节,而加快市场价值转化是促进企业专利生态闭环发展的关键举措。鉴于国内技术市场庞大但优质专利缺乏的现实背景,提升企业专利市场价值转化水平的关键是发现高市场价值专利和识别低市场价值专利,从源头上规避后续转化过程中因评估难导致的质押难、融资难、交易难等问题,而增强专利市场价值可见性则极大依赖于企业信息披露策略、科技中介机构推广、金融机构投资意愿以及政府监管政策。基于专利生态系统视角,构建政府-企业-科技中介机构-金融机构四方博弈模型,探究四方博弈演化关系和均衡稳定策略,并通过Matlab仿真模拟廓清影响各博弈主体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四方主体博弈系统存在均衡稳定策略,其中企业和政府是决定博弈系统演化的决定力量;各主体对彼此初始策略选择的影响程度体现出显著的不对称性特征;当各主体策略选择、演化速度与维持时间均随策略执行成本的变化而变动时,仅企业和政府对信息披露收益变化的反应更敏感;政府规制对不同博弈主体的策略选择具有重要的引导及纠偏作用,尤其是企业的策略性专利信息公开行为。研究从专利市场价值发现与转化四方演化博弈视角出发,丰富和拓展了科技成果转化研究与方法论,并对指导政府如何引导专利生态系统各主体从事专利市场价值转化协同行动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政府背景大客户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商业信用融资吗?

基于2007—2021年我国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客户信息数据,从供应链视角考察了政府背景大客户对民营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背景大客户显著提升了民营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水平;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随着民营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水平的提高,政府背景大客户对民营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在增强;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背景大客户能够强化产品市场竞争优势、优化资本市场信息环境、降低经营业绩波动来促使民营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政府背景大客户对民营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正向效应,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强时期、供应商集中度较高企业以及信贷可获得性较差企业中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丰富并拓展了政府采购的职能,以期为优化民营企业供应链融资策略、纾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提供了有益参考。

政府补助与涉农类企业创新投资——基于融资约束视角

以A股涉农上市公司2015—2021年数据为样本,探讨政府补助对涉农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效应,并探究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我国政府补助对涉农企业创新投资产生显著的正向激励效应,而融资约束对涉农企业创新投资产生抑制效应。检验融资约束与政府补助交互作用对创新投资的影响时发现,融资约束对政府补助正向激励涉农企业创新投资存在反向抑制效应。以上效应在经济上行期、非国有产权性质、中小规模涉农企业中表现尤为明显。

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融资规模的挤出效应

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企业融资的影响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主要表现为对企业融资的挤出效应,对于不同的企业性质而言,这种影响存在差异。基于2015—2019年城投债和地方政府债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非国有企业融资受到来自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挤出影响较大,国有企业所受到的影响较小;企业杠杆率具有门槛效应且存在区域异质性,杠杆率位于不同区间时,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融资规模的影响也不同。因此,地方政府需要规范融资行为,企业也要控制自身的杠杆率,共同防范化解潜在金融风险。

ESG信息披露质量影响企业创新效率吗?——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ESG理念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实证检验了ESG信息披露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ESG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融资约束程度低和政府补助高的企业,ESG信息披露对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不仅丰富了ESG信息披露经济后果以及企业创新效率相关研究,也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提供了思路,更为完善ESG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提供了经验证据。

政府补助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信号传递的视角

政府补助对企业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面对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困境,政府补助能否进一步发挥效力值得深入探究。本文选取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关键词筛选和人工复核的方法识别政府的数字化转型补助,基于信号传递视角系统评估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化水平具有积极效应;在信号传递机制中,政府补助通过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及增强产学研协同能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显示,政府补助会因企业、行业和区域特征而产生非对称效果;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补助能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质量,但也使得企业间的分化加剧。本文对深入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政府定位及完善相关补贴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金融化

近年来,实体企业金融化逐渐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焦点。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研究视角切入,以2009—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董事长非正式层级和市场化水平能正向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3)通过区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不同类型,发现相较于媒体声望差异,社会资本差异形成的非正式层级对金融化的影响更为明显,而基于政治资本差异形成的非正式层级对金融化不存在显著影响;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仅对短期金融化存在显著正向影响;(4)从影响后果来看,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导致的金融化显著提高了企业绩效,缓解了融资约束。研究有助于深入探讨微观企业金融化的成因,对企业优化董事会治理、防范金融风险均具有启示作用,也为政府部门加强监管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