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从绿色创新视角切入,以2011—2022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城市数字经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且对国有性质和中小城市的重污染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绿色创新是数字经济驱动重污染企业绿色生产的重要传导机制,但仅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有中介效应,增加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不是数字经济提升重污染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途径;数字经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表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且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绿色创新的门槛约束,随着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的增加,数字经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分别表现出效应增强和效应减弱的非线性特征。

数字化转型能提升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基于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农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农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资金利用率、降低超额雇员率、增大研发投入来提高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调节效应检验表明,营商环境不确定性、行业竞争强度加剧将削减数字化转型对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小规模农业企业、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农业企业、国有农业企业、两职分离的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为此,政府等治理主体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和市场竞争秩序,优化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外部环境;同时农业企业也要根据自身发展实际,科学配置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资源,选择适宜的数字化转型路径。

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的经验证据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不仅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举措,而且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借助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主要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水平、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以及鼓励技术创新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环境不确定性高企业和成熟期企业,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加突出。随后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在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显著促进了企业经营规模扩大和产业链扩张。本文以上研究结论不仅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的经济效应,更是为培育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及推动企业提质增效的税收营商环境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有益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来自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我国已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的热点议题。以2018—2022年2445家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能够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显示,在数字化转型促进高质量发展这一过程中,资产结构和内部控制能够起到中介作用,企业经营风险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在推动东部地区企业及非高新技术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中表现出显著的促进效果。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与借鉴。

环保信用评价提高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环保信用评价是生态环境治理与经济绿色转型压力下的一种新型环境治理政策工具。以环保信用评价政策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选取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三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环保信用评价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信用评价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资源获取对环保信用评价政策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发挥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环保信用评价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政府监管环境严格的地区、市场竞争环境激烈的行业以及社会信任环境良好的地区更加明显。结论提供了环保信用评价政策经济后果的经验证据,丰富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因素的研究文献,对政府部门进一步推广环保信用评价政策、积极引导企业实施环境向善行为、助力实现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等具有建设性作用。

东北三省“专精特新”企业研发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在新经济时代,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传统产业面临挑战,而知识经济和创新驱动的产业则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选取东北三省2015年第一季度至2022年第四季度的相关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并借助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专精特新”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够正向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国有企业属性能够发挥正向调节效应;在东北三省区域内,长春市“专精特新”企业研发创新更能够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资源获取与信息治理

基于沪深两市A股2007—2019年上市公司面板的经验证据,通过双重差分检验了“十三五”规划的静态效应以及动态效应,结果表明,“十三五”规划的出台能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对于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水平的正相关关系,产权性质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而市场竞争程度和市场化进程分别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扩大银行贷款、商业信用、降低股权融资成本的融资约束缓解和公司信息透明度提升两条路径来提升企业创新。

财税支持、企业创新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文以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研究视角,选择2007—2020年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为观测样本,考察财税支持、企业创新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都显著提升了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且通过企业创新可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因此,财税支持民营企业需要“靠前发力”,助力区域发展、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

组态视角下专精特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路径研究

专精特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稳步提升是构建中国高质量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为厘清多因素对专精特新企业TFP的影响机制,识别该类型企业TFP提升路径,基于“技术-组织-环境”理论分析框架,以2013—2022年中国85家专精特新上市企业为样本,运用必要条件分析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提升企业TFP的组态路径,并以区域为分组标准,探寻驱动中国东部和中西地区的专精特新企业TFP的模式是否存在异质性。研究发现: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下的研发投入、技术创新水平、资金支持、人力资源、市场竞争压力、地区经济水平等6个因素均是提升专精特新企业TFP的关键条件,但是单个因素并不构成必要条件;提升企业TFP的路径有4种,可分为自主突破型、技术导向型、资源驱动型、内外联动型;中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路径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技术、组织与环境因素优势明显,协同效应突出;中西部地区面对外部竞争更多依赖企业内部组织能力以实现TFP的增长。因此,各地区政府要因地制宜,持续完善针对专精特新企业的政策支持体系,优化区域内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环境,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和增长动能。

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运用2020—2022年度我国东部一城市的2万多家高新技术企业统计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以研发加计扣除减免和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为代表的税收减免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基于创新要素投入和创新产出角度研究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能够通过促进企业创新要素投入和创新产出,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相比较而言,创新产出的中介作用偏弱。相对来看,两类税收减免政策对初创期、非盈利组和民营企业的高新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较为显著。而在不同认定时限分组情况下,研发加计扣除减免对新晋高新技术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较大,而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对老牌高新技术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较大。

地方债务显性化治理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以2015年《预算法》实施后的地方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强度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地方债务显性化治理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债务显性化治理政策冲击能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其中,地方债务显性化治理的规模效应有利于改善企业创新环境,通过增加企业创新要素投入机制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而地方债务显性化治理的结构效应则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通过优化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机制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此外,地方债务显性化治理对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效果受到企业产权性质和地区隐性负债率影响而存在异质性。进一步拓展分析发现,地方债务显性化治理也能显著提升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研究结论从地方债务显性化治理的微观效应视角,为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地方债务管理机制,实现“促发展”与“防风险”的地方债务治理双重目标提供了政策参考。

主导合作、创新质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在深度创新合作过程中的主导权配置问题逐渐显现,主导权的有效配置并非简单的“主导即优”。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专利联合申请数据,通过手工整理并识别创新合作类型,构建主导创新合作指标,深入分析了企业主导创新合作如何影响其生产效率。研究表明,企业主导创新合作能显著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效应主要源于主导高质量创新增强了企业从创新知识中获益的程度,进而转化为生产效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的吸收能力、研发资本和竞争能力等因素影响其主导创新合作的效果;同时还发现国有产权性质、高科技行业以及无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倾向于主导高质量创新,以提升生产效率。宏观因素分析发现,虽然企业主导高质量创新有助于应对市场竞争,但缺乏协调性的政策引导可能导致企业实施不利于自身长期发展的行为。本文的研究为优化合作机制、提升创新效能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新质生产力是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标志,核心在于创新。通过爬取2008—2022年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内容,构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程度指标,并全面检验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制。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作用具有统计学意义。异质性检验表明,在“宽带试点”城市、“科技金融试点”城市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这种驱动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通过劳动力结构优化、投资效率改善、财务配置能力提升、创新能力升级等渠道助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究结论为政府制定人工智能应用的扶持政策和驱动企业全要生产率增加提供了新证据。

碳交易试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对于经济发展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文章基于碳交易试点政策来探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2010—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果;(2)在碳配额方式采用部分有偿、碳交易价格较低的地区正向影响效果更为明显,除此之外,相比于东部地区,在碳交易政策背景下的中、西部地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效果更显著;(3)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该环境规制满足“波特假说”的设定,能够激励企业研发创新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同时还有降低企业纳税压力或者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这两条提升路径。基于上述结论,建议可以从加强传统企业设备升级、增加有偿碳配额方式、维持碳交易价格或者增加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等来维持企业自身的发展。

新型政商关系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理论与实证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对于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推动力量。以2017—2021年中国城市政商关系健康指数和民营企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考察新型政商关系如何影响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政商关系健康指数提升一个单位,该城市民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则提高11.9%,并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依然成立。从影响机制来看,新型政商关系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鼓励技术创新、提升市场化水平以及激发企业家精神等路径来对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基于此,要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首先必须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着力提高党员干部的市场意识、服务意识,其次加快企业服务体系的构建,最后要完善各部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整合机制,强化政策部门和企业之间的协调沟通机制,为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土地价格扭曲与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地级市尺度的经验证据

以土地出让价格扭曲为切入点,探究了城市工业用地出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路径,并利用2007—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土地出让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工业用地价格扭曲显著降低了城市平均企业生产率,并且在西部地区、规模较小、土地要素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城市影响效应更为显著。研究还发现,工业用地价格扭曲通过加剧工业企业过度投资,吸引低生产率企业选址,从而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地方政府低价出让工业用地不仅仅是因为招商引资带来的集聚经济效益考量,还可能是财政压力下冲动投资的结果。对此,提出加快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建立高效的产业用地供给制度体系和完善政绩考核体系等相关建议,以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整合地区生产要素,提升地区发展水平。

长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创新决策与全要素生产率

笔者通过构建包含财政政策反应函数的成分GARCH模型测度了长期和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推断了长期和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效应,并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长期和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向不同,长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则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其中,企业创新决策是长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机制,长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鼓励企业选择增加创新的决策,而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导致企业选择推迟创新的决策。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更大,而长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所有权属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无差异。

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融资约束和政府补助视角

选用沪深A股2009—2022年新能源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和固定效应模型,经过回归分析后发现: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呈现U型关系,这意味着只有当技术创新投入超过极值点时才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融资约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抑制作用;政府补助能调节融资约束对技术创新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使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升。建议新能源企业增加技术创新投入或积极获取政府补助,以降低融资约束带来的压力,从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财政分权视角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是中国政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制度创新。本文以2011~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探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这一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而降低;(3)进一步分析表明,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东部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更显著。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主要是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文的研究对于全面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企业转型、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党组织嵌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党组织嵌入通过增强企业集体凝聚力、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等方式,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利用2021-2023年沪深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数据,在测算企业党组织嵌入度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党组织嵌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党组织嵌入通过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助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党组织嵌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存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异质性;对估计结果进一步检验发现党组织嵌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效应依然稳健。从企业层面验证了党组织嵌入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为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