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实深度融合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影响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点与难点,“专精特新”企业是中小企业的排头兵,其数字化转型具有示范效应和引领作用,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是破解数实深度融合困境的关键突破口。数实深度融合可以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实现生产经营数字化、组织管理数字化、产业协同数字化和敏捷创新数字化。加快推进“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需建设“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平台,降低“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促进产业生态融通,构建“专精特新”企业全产业链数据共享圈,加强“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集成服务,对“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精准化政策扶持。

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能力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分析

为研究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能力并探究其对国家实体经济的影响情况,参照A股市场通用的交易性成分指数拟合方式,从上市企业中遴选出300家技术密集型上市企业样本并编制能表征技术密集型企业这个群体的市场表现指标—技术密集型企业300,进而以此为基础从市场表现、产业结构和区域分布情况等方面探究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能力,同时借助自向量回归模型(VAR)的构建和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探究技术密集型企业对国家实体经济的影响情况。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整体表现优于蓝筹企业,传统制造企业是其科技创新的主力军,重点分布于首都北京及东南沿海地区,其市场表现对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和消费呈现出正向影响,且对科技含量较高的工业影响最大。

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会促进上市公司金融化吗?

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手段,对保障低收入者收入和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虚拟经济的视角理解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在微观层面的传导机制,构建了最低工资标准与上市公司金融化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水平越高,上市公司的金融化水平越高。在经过工具变量法、GMM估计、Heckman两阶段模型等内生性测试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在民营企业、劳动密集度高、成本转嫁能力弱、地区金融市场环境发达的样本中,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金融化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拓展了在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劳动与金融”领域的研究框架,对于全面认识最低工资标准政策的实施效果有着重要的意义。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我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2-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的非线性关系,主要表现为对投资过度企业的影响;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来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且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大规模制造业企业、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以及地区市场化水平高的制造业企业。因此,要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数字红利,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实体经济营商环境,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融合作用,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效融合。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文章以中国A股2011—2021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化转型和交易成本发挥着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在东部地区、制造业、高人力资本以及大企业中更为明显。地方政府可通过实施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加深数实融合;同时应重视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可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会影响可持续经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2011~2022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可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可持续经营能力,且投资者关注发挥了明显的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全要素生产率两条路径来提升可持续经营能力。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国有企业和制度环境水平较高的地区中,数字化转型对可持续经营能力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据此,不仅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研究领域,也为企业如何提高可持续经营能力以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提供了合理可行的建议。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实现越级飞升的必经之路。论文阐释了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概念及关系,简述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规律及数字经济的影响,分析了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及挑战,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方式及路径,最后给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对策及建议。

国际石油公司液化天然气资源池分析及对中国公司的启示

以壳牌、道达尔能源、bp公司为代表的国际石油公司在LNG资源池建设方面拥有数十年的丰富经验。对比分析中国三大石油公司LNG资源池的特点和短板。中国石油企业LNG资源池的整体规模差距大,产业链上薄弱环节多,抵御市场波动能力弱;资源池增长节奏各有特点,规模差距明显;资源池结构灵活性较弱,多元化和均衡化不足,不利于分散风险;资源池经济性相对较弱。中国企业产生这些短板的原因包括:立足的市场和目标不同等多因素造成产业链布局上的劣势;资源池增长节奏不够平稳;对于资源结构优化的重视不足;上游短板和对时机的把握不足。中国油气企业应实现产业链各环节协调发展,以多种方式实现资源池规模的稳步扩张,进一步优化资源池结构,通过有效方式提高资源池的经济性。

资本偏向型税收激励是否有助于遏制制造企业“脱实向虚”?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作为中国政府深入推进企业减税降费的重大举措,是一项资本偏向型减税政策,兼具鼓励实业投资与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功能。文章借助2014年和2015年加速折旧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考察资本偏向型的税收激励政策与制造企业“脱实向虚”行为因果关系。研究表明,加速折旧政策显著抑制了制造企业“脱实向虚”金融化水平。激励机制检验发现,加速折旧政策通过“现金流效应”和“实业投资效应”,削弱了制造企业“脱实向虚”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投资替代逐利性动机,进而遏制了制造企业“脱实向虚”的金融化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加速折旧政策对制造企业“脱实向虚”遏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规模较小的企业、资本要素密集度高以及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将为国家制定和实施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防范重大金融化风险的税收激励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节能减碳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以2008—2021年上市实体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节能减碳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节能减碳政策显著降低了政策试点企业金融化水平,该结论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替换变量和PSM-DID等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机制检验显示,节能减碳政策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缓解管理者短视来抑制企业金融化。异质性分析表明,节能减碳政策的脱虚向实效应存在异质性,在高管有金融背景的企业、竞争度高行业以及经济政策较稳定时更为显著。拓展分析表明,节能减碳政策改变了企业投资偏向,促进脱虚向实。基于此,政府应不断优化环境规制体系建设,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目标。

数字经济背景下传统房企的数字化转型动因及方法探究

伴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掀起了一股数字化浪潮,并由此产生了“数字经济”。自房地产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后,竞争就变得更加激烈了。传统的标准化复制产品和服务,已经很难满足市场的需要,同时也改变不了行业的竞争模式。各大地产公司纷纷开始抢夺传统地产商仅存的生存空间,传统地产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已经刻不容缓。

数字经济与房地产中介:创新or摧毁——以贝壳找房为个案

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对房地产中介的影响,表现在促进了传统房地产中介的转型,我国房地产中介突破了传统中介企业面临的地域、时间、交易规模、信息沟通等约束,创新性地形成了房地产中介平台。房地产中介平台通过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细化中介业务分工、提高经纪人合作效率、弥补行业协会短板提升了市场效率,同时也挤压了传统中介的生存空间,形成中介市场的数字资源的垄断,加剧了买房人的负担以及经纪人的权益和保障扭曲。数理推导证明,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中,中介平台的经纪人通过信息干扰,对房地产成交价产生不同的影响。

数字金融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于影子银行的调节效应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金融利用区块链、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为企业的经营发展提供了新的应用环境,这对于促进实体企业增值提供了重要契机。本文以2017~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影子银行视角,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价值提升的促进效应,并研究影子银行在两者之间所产生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价值,且其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在内陆地区更为明显;影子银行产生负向调节作用,抑制了数字金融对企业价值的提升。

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随着第四次科技变革的推进,以互联网、信息化、高新技术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正在彻底改变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数字金融应运而生,将数字化经济与传统经济相结合,给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尽管学术界普遍承认数字金融、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并进行了充分和详细的论述,但是学界目前尚未有较为统一、具有高度概括性和较强解释力的实体经济度量指标。此外,鲜有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对数字经济影响实体经济的路径机理进行分析论述。因此,创造性地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对数字金融影响实体经济的三个路径进行理论分析,并选择用第一、第二产业产值,除了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外的其他服务业的生产总值来衡量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同时,结合J省2011—2019年1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影响实体经济进行分析,结合“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案例进行进一步论证。研究表明:第一,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在一级指标下起促进作用,但在二级指标下的影响不同。数字化指数与实体经济发展呈反向变动关系,数字覆盖广度与数字使用深度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呈正向变动关系。第二,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在互联网发展程度较高、基础经济设备较完善的地区,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相对不明显,但是在经济基础条件较差、互联网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第三,数字金融影响实体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技术、规模和配置三个路径。其中,数字金融通过规模路径、配置路径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程度较大,但是通过技术路径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相对较小。

江苏省实体经济企业创新成本降低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改进的AHP-DEMATEL方法实证探究江苏省实体经济企业创新成本降低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江苏省实体经济企业创新成本降低受内外因素共同影响;企业在创新成本降低中起主导作用,政府通过企业内因调节创新成本降低;政府采取综合创新补助及税收优惠政策工具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成本降低;政府创新支持对创新成本降低影响效应存在地域差异,在苏南地区,综合补贴、税收优惠政策工具都能促进实体经济企业创新成本降低,而在苏中和苏北地区,综合补贴政策工具比较奏效;区域特殊性通过内因作用调节实体经济企业创新成本降低。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及其有效性与实体经济的联动关系研究

非金融企业高杠杆和经济增速的下滑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本质上反映了杠杆有效性下降、有效性不足是中国债务的核心问题。抓住杠杆有效性核心,尝试提出相关经济含义,即企业债务资金用于实体投资的程度和负债所形成资产的使用效率,构建债务投资比和资本产出比指标,并对其进行刻画,将其引入企业杠杆与实体经济研究中,构建MSMH(2)-VAR(1)模型探究不同有效性状态下企业杠杆率与实体经济的时变动态关联。研究发现:企业杠杆率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具有显著的区制转换特征,由企业杠杆率、杠杆有效性和实体经济构成的系统可以划分为“杠杆高效区制”和“杠杆低效区制”两区制。在“杠杆高效区制”内,企业杠杆率的上升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能够有效去杠杆,杠杆率与实体经济能够实现良性循环;在“杠杆低效区制”内,企业杠杆率的上升不利于经济增长,杠杆率将脱离实体经济运行,同时影响程度在两区制内具有非对称性;通过构建TVAR模型估计得出,当债务投资比和资本产出比增长率高于0.0113和0.0132,即杠杆有效性下降至一定程度时,整个系统将由“杠杆高效区制”转向“杠杆低效区制”,经济金融脆弱性上升,表明提升杠杆有效性对于实现杠杆率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并化解债务风险具有重要价值。

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技术引进的影响——来自中国省级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是全新的金融业态,在互联网推动下具有较强的数字技术优势,对实体企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省级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探讨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技术引进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能够扩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对实体经济的技术引进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2)不同维度的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技术引进的影响存在差别,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水平对实体经济的技术引进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对实体经济技术引进的影响不显著;(3)区域异质性表明,数字金融主要促进中西部地区实体经济企业的技术引进,而对东部地区的技术引进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数字金融健康发展、企业创新、政府决策与加强金融监管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

企业金融化研究动态与展望

对企业金融化的研究动态进行了系统的回顾,首先探讨了企业金融化的内涵与度量方式,指出企业金融化可从投资活动视角、利润来源视角以及股东导向视角予以理解;其次归纳了企业金融化的成因以及表现形式,包括“蓄水池”理论与储蓄动机、“投资替代”理论与逐利动机、“金融中介”理论与融资歧视以及“同群效应”理论与企业互动;再次总结了已有文献中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多方面后果;最后从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宏观经济后果以及研究指标选取等方面展望未来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基于时变参数的金融科技扩散模型研究

创新驱动战略下金融科技对传统资源配置模式的突破,对于降低企业财务风险乃至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言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改进了传统时变参数的Bass模型,提出基于时变参数的金融科技扩散模型FinTech-Bass,以某产业链金融平台数据实证分析金融科技行业整体和企业内部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成长性与盈利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提高金融科技发展在时间序列上实现了由促进用户数量增长到增强盈利能力的效能转变。由此可见,企业应加大金融科技领域资源投入,促进传统金融业务转型升级,通过集聚用户规模、扩大金融业务市场规模等提升企业竞争力。本研究为金融科技的发展优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降低微观主体财务风险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晋江经验”诞生过程、特征与启示——基于政策工具视角

地方政府作为地方治理政策工具创新的主体,扮演重要又特殊的角色。本文从政策工具视角,通过对“晋江经验”诞生过程的考察,发现晋江地方政府适时灵活运用与创新政策工具,促使实体经济发生跃迁式发展。文章分析了“晋江经验”政策工具的精准性、灵活性、协调性等特征,得出政策工具与实体经济发展目标要精准匹配、抓住关键要素进而优化实体经济政策工具运用、实体经济政策工具执行要协同共进等启示,以期对当下地方政府创新运用政策工具、助推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