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河游戏考论

拔河起源于先秦时期的战争,其后作为一种游戏活动,渐次羼入巫术成分,在娱人之外还蕴涵有祈祷农业丰收的功用。祈祷丰年主要是通过娱神性质来实现的。总体看来,拔河游戏经历了实用、娱人娱神、现代竞技等发展阶段,呈现出由传统文化转向定型的一般特征。

岭南民族歌圩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审美智慧

歌圩是极富岭南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传统习俗文化活动。歌圩依托于"峒"和"那"之中,体现了人与自然相依相生的和谐之美。歌圩作为一种巫术礼仪,是岭南民族人神沟通的媒介,以达到农业丰收、种族绵延之目的,体现了人与神之间的和谐之美。歌圩不仅是民族个体与他人、民族与民族之间情感联络、文化交流的场地,也是个体自身超越生存的苦难,通达诗意栖居的重要途径。

从祭神到娱人——历史变迁中的招子鼓

招子鼓是产生并流传于河北省邢台市隆尧与宁晋县的千户营、耿庄桥一带村庄的民间鼓舞形式,自清代至今,历经了由祭神向娱人的功能变化,表演形式也随其功能的变化而逐渐艺术化。其内在原因则是这种民间鼓舞所依托的自然、社会环境的变化。从社会生态变化、文化功能变化、艺术形式变化阐述招子鼓的渐变过程,揭示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民间傩仪式的空间特性与傩艺人人神角色的偏移——傩艺人身份的艺术人类学探究

从民族文化传统的感知维度上来看,与时间对跳傩艺人之人神沟通者身份的具体内涵及身份转换的规约性相比,傩仪式独有的空间特性对傩艺人人神角色转换的规约性更深刻更凸显。在跳傩仪式中,傩艺人的身份因为仪式空间属性的规约也具有了空间性,角色的扮演也随着跳傩仪式空间属性的改变而发生偏移。当仪式空间属性神圣的时候,跳傩艺人体认到的是他们作为驱疫降福之神灵的意识;而当仪式空间属性世俗的时候,他们也能够从属神的意识回归到属人的意识,从而实现仪式过程中人神之间的互动,完成娱神娱人的仪式功能。也正是在人与神之角色的偏移和不同承担过程中,傩艺人人神沟通者身份的具体内涵才得以呈现,而傩神信仰于当地百姓日常生活和精神追求之间的深层关联也得到凸显。

论京族哈节唱词的内容与艺术特色

哈歌是京族哈节期间在哈亭内演唱娱神的歌,以敬圣神、求平安、庆丰收等为主要内容,表达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和追求,蕴含着民族道德伦理观念。哈节歌词的修辞手法多样,语言呈现出书面化的特点,运用艺术化表现手法,具有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

商羊舞的民俗文化探析

"商羊舞"是流传于山东鄄城县一带的风格独特的民间舞蹈。以模仿商羊鸟的屈足动作为主要特点形式,属祭祀求雨舞蹈中的一种,带有浓厚的图腾崇拜意蕴,并伴随着历史的变迁由最初的娱神功能向娱人功能转变。

娱神与娱人的融合——从楚国“虎座立鸟架鼓”窥探先秦礼乐制度的世俗化转向

虎座立鸟架鼓是楚国工匠依据当时的工艺技巧、审美意识而创作的一种击打乐器,是礼乐制度从规范化到世俗化演化过程中的产物。以虎座立鸟架鼓为观照对象,可窥探先秦时期礼乐制度的规范化、多元化、世俗化的演变历程。虎座立鸟架鼓从庄重到新奇的器型演变,从“夏黑殷白”到“尚朱尚赤”的色彩演变,从“娱神”到“娱人”的功能演变,证明了先秦时期礼乐制度的世俗化转向。东周时期音乐文化由“朝”向“野”、由“神”向“人”演变的进程,促进了不同阶层乐享方式的交融,也促进了乐器类型的多元发展与创新。

“进奏院赛神会”与会人员考

“进奏院案”是庆历四年惊动朝野的大案,当时许多新进之士卷入到其中。然“进奏院赛神会”与会人员具体有哪些,却是历来记载不一。本文先对《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载人员进行考辨。再就所见资料,补入可能的参加者陆经、孙甫及梅尧臣三人。

先秦舞蹈的审美“风格”类型

先秦舞蹈就其历史阶段性的主导旨趣来界定,可以划分为三种审美"风格"类型:娱神风格、乐治风格和娱人风格。它们大致可以在逻辑和历史上分别对应先秦社会的三个时段——原始三代、西周和春秋战国。

论彝族古典诗学中的文学宗教功能观

在毕摩及彝族诗学理论家的认识里,彝族诗文的主要功能便是宗教功能。他们认为毕摩来自天上,人间诗文的来源也归因于天上的神。彝族诗文中的祷告语、咒语和唱词在原始宗教和祭祀庆典活动中,同歌、舞、乐浑然一体,其内容不是抒发个人富于独特精神个性的意愿、情感,而是表达原始人群体蒙昧的共同意愿和情感,其目的在于娱神,以达到协调天人之间的关系。

民间祭祀娱神意义的变迁

民间祭祀一旦作为民众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需要,它天生就具有了一种娱乐意义。而且,随着科学的兴起以自助思想的传播、城市生活的发展,人类对于环境的控制能力不断增强,民间信仰随之不断衰落,遗存的民间祭祀也出现了多重文化时空层叠整合的现象。民间祭祀娱神的成分逐渐减少而娱人的成分逐渐增加。

清代民间的酬神演戏和迎神赛会

清代民间常常用演戏、歌舞等形式祭神、酬神,祈求神灵保佑。这种活动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也具有文化娱乐功能。百姓自行筹措活动经费,踊跃参加,乐在其中,呈现出"观者如堵,举国若狂"的场面。这种活动满足了百姓精神生活的需要,以至于官府禁不能止,成为各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现象。

先秦舞蹈的审美“风格”类型

先秦舞蹈就其历史阶段性的主导旨趣来界定,可以划分为三种审美"风格"类型:娱神风格、乐治风格和娱人风格。它们大致可以在逻辑和历史上分别对应先秦社会的三个时段——原始三代、西周和春秋战国。

论傣族“摆”中的休闲娱乐健康观

摆是云南傣族村寨仪式生活中最普遍、最重视的一种仪式活动,特别是帕嘎摆时间长、场面大、消费高,主要内容及核心部分是"卤"和"阿祚"。其中做摆助兴过程中的休闲娱乐健身活动又是最热闹、最吸引人的部分,能达到娱神佛、娱人又娱己的目的,蕴含着东方式的休闲娱乐健康观。

於可训小说《猖日》的民俗狂欢化书写

小说《猖日》展示了放猖民俗三个层面上对日常秩序的打破,猖日是娱神之日亦是娱人之日,神对人的任性游戏、人对神的追逐嬉弄、人与人之间的纵情破忌是猖日狂欢的主要表现。与同样描写放猖活动的鲁迅《五猖会》、废名《放猖》对读,於可训《猖日》独特之处在于彻底的狂欢姿态与决绝的破禁立场。《猖日》唤起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们对于多维综合、全面立体的人类生活状态的记忆,用文学作品为现代人提供“第二种生活”的可能图景。

人神共娱的狂欢——汉军旗人烧香习俗“放五道”仪式音乐研究

汉军旗人作为满汉“混血”的文化载体孕育了别具特色的民间信仰——汉军烧香习俗,“放五道”是其中重要的仪式之一,其中的“五道神”和“无道鬼”代表着正义与邪恶两股对立的势力。通过对“放五道”仪式的解读及其音乐的分析,得出“汉军旗人”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群体,生存的挑战赋予其神鬼信仰的应战意念。这种信仰是严肃而神圣的,并且必然通过音乐这种象征性的仪式行为充分地展现出来,从而实现严肃的超常态的情感体验,达到人神互娱的美感效应。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娱乐功能演进:娱神、娱己、娱人

娱乐功能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功能,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娱乐功能表现差异明显。按照发展历史演进可以大致分为取悦神灵为主的娱神阶段、娱乐族人族群为主的娱己阶段以及取悦外来人群为主的娱人阶段。娱神阶段突出呈现满足族群精神诉求的文化属性,娱己阶段突出呈现满足族群生产生活需要的社会属性,娱人阶段突出呈现满足族群物质利益诉求的经济属性。

激进与徘徊：论熊佛西的《长城之神》

民国年间,熊佛西创作的四幕剧话剧《长城之神》是对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新编,因过分注重"趣味"和噱头而被闻一多、丁罗男等批评,一度影响了该剧的传播与接受。重读《长城之神》后,本文认为它塑造了"五四"新女性,突破了因因相袭的孟姜女形象;结构方面,谨慎安排,设置悬念,内容层层递进,且善于营造高潮,情节铺展水到渠成。剧作家立足于舞台演出效果,力争使《长城之神》情节有趣、人物有趣、话语有趣,以调节悲剧氛围,这符合民国时期普通民众的审美要求。

汉代西王母神画蟾蜍舞图像研究

蟾蜍舞图像是西王母神画中的重要图像元素,主要分布在陕西省、山东省、四川省,尤以四川省居多。在新莽至东汉初期的图像中,蟾蜍手拿具有身份标识性的红色鱼形舞具,为娱乐以太一和西王母为首的神祇而翩然起舞,舞蹈性质具有世俗性和娱神性。此后,随着西王母神话的不断发展,蟾蜍舞逐渐产生了升仙功能。在四川省,蟾蜍受道教文化的影响,手执写有死者姓名贯籍的铭旌,为死者由凡入仙、由世俗到道教仙境而舞;在山东省,蟾蜍受神仙信仰的影响,亦手拿铭旌,为死者脱凡入仙、由凡世到昆仑山仙境而舞。其中,蟾蜍舞舞姿可能取材于土伯舞。

论《诗经》对先秦审美观念的早期拓展与深化

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不仅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也是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宝贵材料。由《诗经》可知,艺术在殷周之际不再被单纯视为宗教祭祀活动的一部分,它还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娱乐活动,艺术由娱神向“乐(lè)”人过渡;进入西周以后,人们更加明确地提出艺术的作用不仅使人“乐”,还可在战争中传递号令、振奋人心,艺术创作的动力是人的内心情感,和谐乃是艺术的理想审美风格;西周末期以后,对人本身的审美又进入相关作者的视野,“美”多被用来形容人的外在形象,但当时的人们并不止于此,在外在形象之美外,还注意到人的内在精神之美,从而形成了内外合一、美善相因的人格审美理想。所以,一部《诗经》就是一部殷周之际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审美观念史,它是对先秦审美观念的早期开拓与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