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会电子化中股东平等原则的规范构造

出席股东会是股东行使自身权利、治理公司事务的基本路径。委托代理人出席或书面表决等方式系原《公司法》认可的股东现场出席股东会的合法替代方式,但这两种方式均存在不足。鉴于实践效果上电子化表决在提升参与度和确保表决真实性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新《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可以通过电子通信方式召开电子股东会,进一步提高了股东参与度并克服了传统的两类替代方式的弊端。该规定是对实践中已广泛采用的股东会组织方式合法性的确认。然而,新《公司法》等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充分考虑到电子股东会制度可能引发的股东知情权行权差异和潜在的股东不平等问题,也并未对上述问题以及电子股东会可能发生的程序瑕疵、系统障碍作出针对性的预防和救济规制。实施电子股东会的公司应当保障不同参与方式的股东均可以充分行使权利,制定电子股东会决策程序瑕疵、出现系统故障时的预防和救济措施,以全面有效发挥股东会应有的功能。

表决权滥用的法律规制——以决议效力为中心

表决权滥用规制的理论基础为股东间利益调整、禁止权利滥用法理以及股东平等原则,主要的规制模式包括表决权限制与禁止表决权滥用。表决权限制由于对股东权利限制过大、适用范围狭窄以及实际作用不明等,不宜作为规制表决权滥用的一般规范。而对于违反禁止表决权滥用的公司决议而言,决议有效说不足以全面保护少数股东;无效说存在不符合资本多数决原则、决议无效的理论基础不明、适用对象不清晰等问题;表决权滥用决议的可撤销说能够兼顾少数股东保护及多数决原则,并符合保护交易安全的要求。在具有利益关系的多数股东或控制股东滥用表决权、故意损害少数股东或公司利益且其表决权行使与决议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少数股东得主张撤销决议,由此规制表决权滥用。

我国双层股权结构上市公司的投资者保护:问题与方案

股东异质性致使管理权与经济权分离在现代公司制度中普遍存在,企业家特质愿景与外部资本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稀缺性的此长彼消直接催生了双层股权结构。特别表决权股东对公司拥有远高于其持股比例的控制权,存在攫取控制权私利的风险。对特别表决权股东进行束权和监督,加强信息披露与便利投资者权利救济是强化双层股权结构上市公司投资者保护的主要方式。我国当前法律制度对特别表决权股东在制度制衡、内部监督、信披有效性以及投资者救济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对此应改进“日落条款”与“燕尾条款”制衡特别表决权股东,在独董与监事的提名、选举机制上切断其被特别表决权股东俘获的可能性,从信披质量和投资者接收两个方面提高信披制度的有效性,同时在适格原告主体、诉讼费用负担以及举证责任分配等方面便利投资者通过诉讼实现权利救济。

表决权差异化结构下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进路——以限制特别表决权为切入点

股东异质化已成为大势所趋,陈陈相因的传统法理:股东“同股同权”制度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上交所科创板出台关于表决权差异化的规则表明“AB股”架构在内地正式登陆。但此制度设计是一把“双刃剑”,对中小股东会造成诸多不利的影响。现有交易所规则对超级表决权的行使虽然做了限制性规定,但《公司法(修订草案)》对此付之阙如,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司法裁判陷入困境。本文以合理限制特别表决权为切入点,从立法和司法两个维度展开讨论,从而弥补法律由于不周延性和滞后性而造成的行权限制的“真空”地带,以期兴利除弊,保护好中小股东的合法权利。

上市公司协议转让控制权中表决权委托问题研究

控制权转让与资本市场的稳定运行有着密切关系,在监管中理应受到关注。以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披露的“协议转让+表决权委托协议”相关公告,采用表决权委托方式实现控制权转让数量呈递增趋势,目前对委托的性质定性不明,法律适用存在缺陷,监管机构尚缺乏有效的治理模式,今后应从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着手,构建表决权信托制度,强化实际控制人的信义义务,建立公司内部审查机制,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增加股东救济渠道,以充分应对表决权委托滥用所引发的风险与难题。

论股东表决权信托的客体

表决权信托作为股东表决权和信托理论相结合而衍生出的新产物,在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践中已经得到成功应用,但是其在我国公司法和信托法原理上的正当性证明存在很大的争议,学术界对于表决权信托的客体是"股权"还是"表决权"一直存在争论,这种理论研究上的模糊性导致对表决权信托的分析始终处于一种表面状态。表决权具有信托法上所要求的经济价值和一定的财产权属性,并且随着公司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决权能够与股权相分离,因而可以成为适格的信托客体。

论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

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是指当公司股东大会基于多数表决,就有关公司合并、分立、重大资产出售、换股计划、公司章程修改等公司重大事项作出决议时,持异议的少数股东拥有要求公司对其所持股份的价值进行评估,并由公司以公平价格予以购买的权利。从基础理论、具体内容方面对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进行研究,通过对我国目前回购请求权立法现状的分析及对存在弊端的检讨,在分析我国构建回购请求权的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的具体设想。

上市公司股权异化研究——以资产收益权与表决权为视角的实证分析

股权投资的分散化和大众化、股市"价差"巨大、股票筹码化,引发上市公司股权异化,具体表现为资产收益权由追求公司股息红利异化为追求股票价差,表决权异化为中小股东的"鸡肋"和大股东操控公司的攫利工具。股权异化,侵蚀公司治理机理,妨碍资本市场融资与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有效发挥,阻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危害巨大。运用实证方法,分析股权异化征象,揭示危害与成因,探索治理对策,消除股权异化危害,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以充分发挥上市公司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发展的促进作用。

论类别股东表决制

类别股东表决制是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一项新制度,还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要加建立法,加强研究,明确类别股的界定、类别股东表决制的出席要件及表决要件、表决方式等,完善类别股东表决制,以便中小股东更有效地行使表决权。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控股股东侵权行为及法律规范研究

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公司治理结构问题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在经济转轨时期,我国上市公司治理问题有其特殊性,基本的公司治理缺陷表现为控股股东的“一股独大”问题,形式上为控股股东对其他股东和公司的侵权行为(即权利滥用)。从制度根源分析,股权结构的不合理导致控股股东的人格缺失和行为异化。从法律规范角度看,首先要强化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尤其是注意义务。其次,对控股股东的投票表决权进行适当的约束,防止控股股东的权利滥用行为,可采用的投票表决机制有:完善股东投票代理制度,建立累积投票制度、类别股东表决制度和表决权排除(回避)制度等。最后,建立民事责任赔偿机制和加强对控股股东的监管也是十分必要的。

论证券投资基金所持股份之表决权的行使

证券投资基金所持股份之表决权理应由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自由行使,但由于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数额一般较大,且该表决权的行使具有权义复合性和双重共益性,故基金管理人在行使基金持股之表决权时应尽忠实、勤勉义务。建议我国立法对基金持股之表决权进行一定的规制,以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并更好地发挥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在股份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完善我国累积投票权制度立法的构想

我国大股东对中小股东侵害行为非常普遍 ,究其根源 ,上市公司中的一股独大、《公司法》对表决权的规定简单、现有表决权存在缺陷、中小股东法律意识淡漠是主要原因。目前当务之急是要在《公司法》上明确赋予小股东一定的权利 ,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做法 ,在法律上推行强制性累积投票权制度。

家族企业股东异质性与CEO选聘决策

家族企业积极引入并利用非家族资本时,CEO人选对其职业化经营和现代化转型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基于2004—2017年中国2065家上市家族企业数据,从家族企业股东异质性的视角考察了其对家族企业CEO人选的影响。研究发现:家族大股东和非家族大股东投票权不对称性与职业经理人担任CEO显著负相关。非家族大股东类型越多,投票权不对称性与职业经理人担任CEO的负相关关系越强,但家族股东数量增加会抵消这种作用。横截面差异检验表明,不同类型非家族大股东对CEO人选具有不同的影响,未发生代际传承、由家族直接创办、审计质量较低的家族企业,投票权不对称性与职业经理人担任CEO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强。研究结论表明,家族式的非制度管理可能成为家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积极引入非家族股东并保持权力制衡有助于职业经理人的引入,这对于企业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我国股东投票权征集制度探析——以美国与台湾地区立法为借鉴

投票权征集本是上市公司为防止股东大会因到会股东人数过少无法满足定足数要求,影响其决议效力而采取的措施。迄今为止,世界发达国家及地区均已建立了规范投票权征集行为的法律规则。不过,真正在公司治理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可称为"活法"的当数美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投票权征集规则。而在我国大陆地区投票权征集的立法基本处于空白。因此,我国应当借鉴美国和台湾地区的立法并结合国内上市公司的具体情况来制定我国的投票权征集制度,其立法宗旨为支持中小股东发起挑战大股东的投票权征集行为并在立法上向其适度倾斜。

代持股权执行异议之诉的审判困境与破解

我国现行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有限责任公司代持股权的执行尚缺乏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处理也存在争议。对《公司法》第32条第3款所称的“第三人”可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明确其含义,提供统一适用标准。当显名股东为被执行人时,隐名股东不得对抗执行代持股权;当隐名股东为被执行人时,显名股东能否对抗执行,人民法院应当分情形处理。

论上市公司股东代理权征集滥用的规制--以新《证券法》第90条为对象

股东代理权征集对上市公司治理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其优势与弊端共存的特性使其更需严格规制以防止被滥用。从法理层面进行分析、并结合以往征集投票权实践所暴露的问题可知,新《证券法》第90条相比以前法律规范虽有重大进步,但仍存在对代理权征集滥用规制的不足。可以运用代理人道德风险理论、信义义务理论解释和规制代理权征集滥用行为。分析新《证券法》第90条规定可知,对征集人资格、条件和行使权利程序规定的不足,对征集过程中信息披露和违法征集损害赔偿责任等事项的粗放式规定都可能带来代理权征集的滥用。为了更有效地规制代理权征集滥用行为,应从限缩征集人资格和条件、确立代理权征集决策程序的内部控制机制、强制披露包括征集目的在内的法定信息披露制度和差异化信息披露制度、实施证券"看门人"见证制度等入手,进一步完善新《证券法》第90条规定和加强对代理权征集滥用的规制。

论新公司法之累积投票制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利弊与完善

本文在对原《公司法》与新《公司法》进行对比的基础上,就新《公司法》关于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几项重要举措之一——累积投票制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评述,根据新《公司法》增设的累积投票制度虽然体现了维护社会公平之主旨,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弊端,需要进一步加强立法的完善。

关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三个方面

基于对每一股东个人权利的尊重和维护 ,加强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尤显重要。本文拟从事前防范、事中救济、事后补偿三个方面展开对保护措施的探讨 ,这里涉及三个相关制度 :累积投票制、派生诉讼和股份收买请求权

股权性质之争:误区释疑与价值重述

有关股权性质的传统争论之所以略显空泛且未体现其价值,主要缘于对所有权(财产权)、社员权等术语的理解存在语言及法系上的误区。以此为基础的争论往往局限于厘定股权与其他外部权利的边界,却忽视了股权内部结构的本质特征。基于股东角色分化的影响,股东的需求已难以"同质化",更不能被理解为仅局限于财产利益之维度。充分剖析股权的利益结构能更大程度地体现研究股权性质的价值。为了改变股权利益原本合为一体且由股东单独享有的模式,特定主体可通过一定方式重新安排同一股权当中不同利益的归属。这是股权作为独立权利的关键所在,由此,中国公司法也可在理念与原则层面因应革新。

《公司法》修改背景下股东表决权不统一行使规则

股东表决权的不统一行使是实现股东利益、平衡公司各方主体利益与彰显公司正义的可行进路。我国《公司法》未明文规定该制度,学界争议不断与商事实践的混乱无章已凸显负面影响。以表决权为中心的股权权能或利益分离框架,以及以意思表示为中心的组织法思维为此提供了绝佳的理论分析框架。表决权内外价值二分视角、股东异质化与利益多元化、公司正义的维护以及中国公司治理的文化拘束等验证了确立该制度的必要性。股东表决权不统一行使的公司法规范设计应当考虑资格条件、适用范围、行使程序与效果等具体事项,区分公司类型以选定合适的入法进路;电子通信制度的引入能够消减不统一行使表决权制度所嵌套的负面影响。总之,股东表决权不统一行使的入法进路,应当于增强规则可操作性与消减规则负面影响之间取得平衡,以实现股东表决权行使方式变革的理念更新与制度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