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环境责任的绿色农产品供应链契约设计

针对电商平台农产品“产地直销”模式,以考虑消费者环境责任偏好为前提,将供应链划分为普通和绿色两类,并设计绿色农产品供应链利润共享契约模型。结合绿色农产品供应商绿色技术投入的内部环境责任成本和外界因素赔付的外部环境责任成本,研究了消费者和农产品供应商在履行环境责任情况下,农产品供应链各主体利润的变动趋势。结果表明,供应链各利益主体利润与损耗率、赔偿比率均呈负相关,且绿色农产品供应链的利润下降幅度更大;绿色农产品供应链通过增加内部环境责任成本使得外部环境责任成本减少,整体利润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因履行环境责任,绿色农产品供应链及各主体利润均高于普通农产品供应链。最后通过算例数值分析验证了结论。

制造业集群供应链内企业协同低碳创新行为演化--考虑环境规制与合作契约双重约束

鉴于当前在探讨制造业集群供应链上供应商与制造商协同低碳创新的行为演化时,将政府环境规制、链内企业合作契约及消费者绿色偏好3类因素同时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的研究还较为欠缺,为进一步促进我国制造业集群的绿色化转型,聚焦于集群供应链内供应商企业与制造商企业组成的二级结构,将政府行为、链内契约以及消费者反馈作为企业低碳创新策略选择影响因素,构建博弈模型分析双方的长期最优均衡策略,并通过案例数值仿真分析讨论关键参数对博弈系统演化路径的影响。结果发现:当供应商企业与制造商企业分别进行低碳创新后,消费者支付意愿增值、博弈企业双方共同低碳创新与单方企业低碳创新产生的收益增幅之差、碳税抵扣额、对方违约罚金这四者之和大于企业低碳创新研发净支出时,博弈双方的长期均衡策略均为{低碳创新};当企业低碳创新研发净支出越低、违约处罚越高、消费者绿色偏好越强时,企业越倾向于选择{低碳创新}均衡策略;碳税税率变化对企业的均衡策略影响不显著。据此,提出制定科学的环境规制政策、构建合理的链内合作契约、着力培养消费者绿色偏好等对策建议。

环保管家创新服务模式现状调查研究

本篇主要阐述了“环保管家”服务模式的提出背景及其概念,介绍了“环保管家”服务定义的发展历史,并总结了其在国内外的研究热点。探究了“环保管家”环境保护服务模式及其前身“环保管理”在国内外的发展历程及其发展状况。根据实际案例总结了“环保管家”服务模式在工业企业、政府工作中取得的效果,分析了政策及宣传不完善、市场不平衡、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对“环保管家”服务模式的发展提出了意见与建议,以期为其发展提供借鉴。

一种基于区块链的环境监测的可信管理

现有环境监测系统的管理大多是集中式服务,对监测数据的获取过于依赖单一的环境监测机构和第三方运营机构。监控数据采用集中式存储管理,存在数据被有意篡改的可能性,不能保证环境数据的真实性。首先,针对这些问题,该文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等特性,提出一种基于区块链的环境监测的可信管理方案,通过去中心化的验证方式设立真实性验证机制保证数据源的真实可信,实现环境数据的可信验证、可信存储、可信访问。其次,针对环境监测应用场景下实用拜占庭容错共识算法通信开销过大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位置分组的实用拜占庭容错共识算法,降低通信开销和时延,提高系统的执行效率。最终,基于以太坊平台并利用智能合约技术对设计的方案进行了仿真实现和测试,结果表明,基于区块链的环境监测实现了环境数据的可信管理。

乡村环境治理中的“半包干制”及其限度

乡村环境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和动力构成,是一项复杂的公共性治理事务。现实案例中,乡镇政府依据环境治理的特点,在将环境治理承包给企业的同时,主要通过偏控制型包干、嵌入式督办、常态化考核、约束性激励等“半包干制”运作机制,达到一定程度的行政控制,形成了双向激励与约束的互动式治理格局。研究发现,在特定阶段下,“半包干制”有益于实现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的耦合功效,提升环境治理的质量与效率;但其在结构层面上,无法回避正式与非正式机制之间的内在张力和权力配置的平衡性问题。鉴于此,如何消弭其限度性内容,进一步发挥治理效用,将成为今后研究该议题的重要思考方向。

草原家庭承包制度下的草场环境治理——基于青藏高原H县的案例研究

草场环境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构成元素,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自然维度的深刻体现。既有研究指出,草原家庭承包制度能够促进草原环境良性治理和实现公平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牧民社会的复杂性对此论点提出了质疑。因此,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青藏高原H县草原产权变迁与草原治理实践演化历程的系统梳理,探讨了草原家庭承包制度安排下H县草原生态退化的原因与逻辑。具体而言,草原家庭承包下的围栏管理既破坏了地方传统的放牧规律,不利于草本植物的正常生长,又为牧民短期行为加剧提供了客观条件,造成放牧规模迅速扩大,草地资源需求快速增加的后果,严重影响了草地生态系统的平衡。为了更好地推动草原生态文明建设,H县依托国家行政力量与地方文化知识的合力,有效提升了草原环境治理绩效,实现了草原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在此意义上,H县的实践经验为新时代构建草原环境治理新格局提供了诸多有益启发。

考虑环境责任的中小企业施工合同风险管理机制

为揭示考虑环境责任的施工合同风险管理机制,基于三重底线理论划分施工合同风险,构建了以施工企业为主体的施工合同风险故障树模型。结合专家综合评估法量化风险,利用因果分析法揭示了中小施工企业风险管理机制。研究表明:技术风险、行为风险及文本风险作用程度较强,社会环境风险、自然环境风险和经济风险作用程度较弱。从而提出考虑环境责任的风险应对策略。研究结论为建设项目风险管理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支持。

土地承包经营中环境保护义务的践行路径探究

土地承包经营活动中广泛存在环境保护义务,是公民环境义务在民法等典型私法中的反映。但其法律性质和特征与公民环境义务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具有私法性、预防性与公益性的特点。履行环境保护义务时,绿色理念与《民法典》的价值冲突是理念层面阻碍环境保护义务践行的天然鸿沟。《民法典》缺少直接规定环境保护义务的法律规范也是环境保护义务履行的文本阻碍。为解决环境保护义务的履行难题,应引入完整逻辑要素的绿色规则并严格限制环境保护义务的履行条件,实现在环境保护义务的公益属性与传统民法价值冲突中找到平衡点以弥合理念上的分歧。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的刑事责任的界定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刑事责任主体的认定不应以民事合同的约定为判断标准,而应在不同的治理模式下,甄别排污企业和第三方企业对污染源的控制和污染物的排放所具备的不同程度的控制能力,明确污染源控制权的享有者,进而认定污染结果之行为者。有行为才会有犯罪,污染行为者之认定是第三方治理中刑事责任主体认定之前提与关键。在此基础上的共犯之认定、相对严格责任之适用,才能合理有效的惩治环境犯罪,保护人类和环境法益。

环保工程总承包项目质量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

环保工程采取工程总承包的项目施工管理模式,有利于环保工程实现良好的绿色节能效益,也符合环保工程的整体经济成本控制目标。项目质量管理应贯穿于环保工程的各具体实施阶段,应严格把控环保工程的建设运行质量,杜绝环保工程的质量风险缺陷。基于此,探讨了环保工程总承包项目实施质量管理的价值意义,结合其现存应用问题探析工程管理的优化路径。

考虑谈判权力的供应链企业自愿型环境规制参与决策协调研究

【目的/意义】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时期,探究供应链企业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的促进机制对我国环境治理绩效提升有积极意义。【设计/方法】通过构建了一个二级供应链模型,研究制造商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决策机制并讨论政府补贴对企业参与规制决策的影响,进而引入考虑谈判权力影响的收益分享契约,探究供应链协调机制。【结论/发现】(1)制造商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受到消费者信任度、绿色产品偏好的正向影响,但消费者价格敏感度与参与度反向相关;政府补贴有助于促进企业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于供应链企业形成有效激励;(2)谈判权力对收益分享契约协调作用具有影响,但存在一定的阈值,当零售商谈判权力高于该临界值时,制造商自愿型参与度及双方利润水平均得到提升,供应链实现协调优化。

绿色耐用产品的节能补贴合同设计

通过建立"政府-企业-消费者"三阶段的博弈模型来研究节能补贴政策对绿色产品设计的作用机理,并给出了政府在两个目标(最大化单位产品节能指数或最大化总节能指数)下节能补贴合同的最优设计.此外,论文还分析了企业利润和消费者剩余总量在两种合同下的差异,结果表明:当补贴预算较低时,两种目标下的最优合同是一致的,此时企业和消费者并没有从节能补贴政策中获利;在最大化总节能指数的目标下,当补贴预算较高时,企业和消费者皆从节能补贴政策中获利.

环境规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经济绿色发展成为新命题。中央政府出台一系列环境规制措施,来激励地方政府规制污染和改善环境。该文以2000—2019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数据为样本,以晋升锦标赛理论和契约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构建断点回归模型来分析河流自上而下的特性下,环境规制与县域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关系。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会使得上游县域的第一产业增加值显著下降。因此,该文建议,进一步完善中国水质监测网体系,减少信息不对称导致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所产生的偏差;政府应关注环境规制对农业发展的结构性影响,来减少环境规制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均。

环境行政合同研究

环境行政合同是适应市场契约精神的新兴的环境行政管理方式，存在诸多问题值得研究。本文分析阐述了环境行政合同的概念、特点、分类及作用，并对如何完善这一制度进行了探讨。

我国环境行政合同制度面临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环境行政合同是环境行政管理的重要方式,实践中大量存在。我国环境行政合同制度存在着立法不完善、环境法律具有高压性、环境信息不透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等法律困境。应该选择适当的立法模式,从加快立法进度、加强公众参与度、健全环境保护激励机制等方面入手,完善我国的环境行政合同制度。

我国环境服务业发展路径的思考

环境服务业是为环境污染治理等提供服务的行业,是环保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传统环境服务与环境治理效果存在脱节的现象。本文借鉴经济学外部性理论分析传统环境服务中环保企业污染治理与实现环境系统性改善之间存在的差距,及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有针对性的从成本分担、目标统一、结果双赢、服务量化四个方面分析当前阻碍环境服务行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探讨环境服务业发展模式的创新,并为推进我国环境服务业发展提出了一些思路。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及其波动机理研究——基于最优契约设计视角

文章基于最优契约设计视角,剖析了地方政府的最优环境规制及其波动,并讨论了当地居民作为第三方引入的作用。首先,利用委托代理模型构建了以地方政府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并满足地方政府和企业激励约束条件的最优环境规制契约,该契约表明当保持地方政府高环境规制水平时,地方政府和企业处于同等地位,根据各自的收益分配来决定责任分担的比例,并与二者各自获得的中央政府的奖励比例一致,同时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生产活动和环境保护活动都不进行经济激励。其次,讨论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在中央政府强力介入、环境污染事故影响减弱和影响完全消失三个典型时期的周期循环波动及其机理,结果表明当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时,由于中央政府的强力介入,地方政府选择高水平的环境规制,这时企业生产努力水平和产量都较低,但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概率也最低;当环境污染事故影响减弱时,地方政府即使无法获得额外收益,也会通过相对降低环境规制水平来增加企业产量,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概率随之增加;当环境污染事故影响完全消失后,地方政府为获得额外收益和完成中央政府的经济考核,会选择低水平环境规制,企业的产量达到最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概率也最大,直至环境污染事故再次发生,进入下一轮的环境规制波动周期循环。再次,将当地居民作为第三方规制引入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中,得到包含第三方监管的最优环境规制契约,最优契约的关键就是地方政府要确定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后对当地居民的收买成本,第三方规制的引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烫平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波动。最后,从解除地方环境规制部门与地方政府的隶属关系以保持地方政府环境规制部门独立性、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以保持企业独立性和建立包含当地居民或者社会团体的第三方环境监管组织三个方面提出减小中国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波动、实现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最优契约的政策建议。

我国环境服务业法治化之路径研究

我国环境服务市场具有非常大的市场潜力,但由于环境问题执法不严、信息公开不透明、市场竞争不充分、合同环境服务模式不确定、环保金融投资匮乏的影响,环境服务业的庞大市场潜力并没有转化为现实的需求。环境服务业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亟需法治化给予保障。通过探索研究环境服务业法治化发展,分析目前我国环境服务行业现实困境,参考国际环境服务市场状况,借鉴域外法律规范经验,寻求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环境服务业法治化发展道路。

零售商主导下促进绿色产品需求的联合研发契约协调研究

针对绿色环保产品价格过高,阻碍其成为主流消费品这一现实问题,在绿色经济背景下,探讨零售商向负责绿色研发成本投入的制造商提供不同联合研发契约时的供应链均衡策略和协调问题。以零售商主导的双边垄断型绿色供应链为研究对象,在考虑消费者环保意识、产品绿色度水平、价格等多种因素影响需求的基础上,分别探讨批发价契约、成本分担契约和两部制契约对绿色产品需求、供应链成员利润及渠道利润的影响。结果表明,成本分担契约无法实现供应链成员利润的Pareta改进;一定条件下,两部制契约可以实现供应链成员利润的双赢,并提高绿色产品的市场需求。此外,虽然消费者环保意识的提高并不总是会带来绿色产品市场需求的增加,但却总是会使得绿色供应链的利润提高;并且较高的消费者环保意识将激励企业追求一个较低的绿色成本系数,从而促使企业积极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努力。

民事法律关系生态化价值纬度

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也冲击着民法的传统理念和制度规范。为此在国内外对环境法和民法沟通与协调的研究,特别是通过民法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专门研究的基础上,以现有民法制度为纬度,引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论述了构建具有生态价值的民事法律关系的理念。提出民事法律关系的生态化必须以民法的基本制度为基础,加以适当的更新与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