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ro Impact of the Law 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tmospheric Pollution on Power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 newly revised and enlarged main contents of the Law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tmospheric Pollution are described, The macro impacts of the law on the power industry development are analyzed mainly in respects to power demand and readjustment of power structure and layout. clean production and pollution control level, scientific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law as well as changes of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costs. And finally, several questions worthy to be noted in course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law are enumerated.

南极微塑料污染防治的国际法挑战与应对

微塑料作为一种新污染物,已经给南极生态环境、人类健康和气候变化带来了极大的损害与威胁。南极条约体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执行协定和其他专门性环境条约为防治南极微塑料污染提供了国际法依据。但目前,南极微塑料的污染防治仍面临针对性南极微塑料污染防治规范供给不足、条约在南极海域的适用存在重叠和争议、部分南极微塑料污染活动处于执法真空、南极微塑料污染责任制度存在缺陷等国际法挑战。为了应对南极微塑料的污染防治困境,应明确现有国际法规则的适用关系,注重发挥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的作用,在南极条约体系中完善并创新污染防治制度,在全球塑料公约框架下探索与构建有效防治机制。

税制绿色化与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基于《环境保护税法》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税制绿色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法》实施不仅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数量的提升,也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税制绿色化对非国有、中小规模和传统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税制绿色化将通过提高企业排污成本、增强地方政府监管动力、提高企业管理者绿色认知等三条作用渠道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合理评估环境保护税法的政策效应,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推进制造业绿色创新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从排污费到环保税:绿色税制改革视阈下的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研究

如何将现有的污染防治工作与当前降碳任务有效衔接,是推动绿色税制改革向协同治理方向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地级市样本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绿色税制改革视阈下环保“费改税”对减污与降碳的协同效应以及作用机制,着重考察“排污费”和“环保税”对协同减排的差异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能够促进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减排,具有减污和降碳的双重效应;并且,政策效果因地理区域、资源类型、环境司法情况的不同而存在显著的异质性。(2)环保费改税所发挥的协同减排效应主要是通过信号导向下环境关注的提高、能源结构转型与能源效率提升、资源配置效应下污染企业的退出与清洁企业的进入等三条渠道实现。(3)进一步比较分析排污费和环保税,发现排污费政策并不具备降碳及协同效应;环保费改税后,央地资金分成模式的改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促进其发挥减污和降碳协同效应;税率提升幅度亦会影响协同治理效果。本文为进一步完善绿色税制,构建污染防治与“双碳”目标融合统筹的战略体系提供参考建议。

生态环境保护中水污染防治与执法策略探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污染问题逐渐暴露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已经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本研究围绕水污染防治和执法策略进行深入探讨,分析了当前我国水污染的主要来源及其对环境的影响,并对比剖析了国内外水污染防治策略与法律制度。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在水污染防治执法监管上存在执法力度不足、法规措施执行不到位、执法绩效评价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从制度建设、加强执法力度、完善执法机制、提高公众水污染防治意识与参与度等方面提出具体对策并进行了深入阐述。研究结果揭示,采取全面、科学的水污染防治与执法策略,可以有效改善我国水环境质量,保护生态环境。本研究为生态环境保护中水污染防治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如何管理生物污染——“先污染后治理”还是“零排放”

生物性污染可自行增殖并造成长期的系统性侵害。但是,并非所有的生物污染都属于生物性污染。不论是转基因还是基因编辑,严格而言,只有遗传性的基因改造才可能导致生物性污染。即使是非遗传性的基因改造(如不具繁殖性的转基因作物),鉴于潜在的非预期性与副作用的影响,也应采取审慎的管理策略,一事一议,及时反馈与调整。对于遗传性的基因改造,一如针对生物入侵的管理,应严格禁止出于非基本需求的实践(包括具繁殖性的转基因作物),以达到“零排放”的管理目标。在基因改造能挽救病患者的生命,且除了基因改造,尚无其他治疗或缓解方法的情形中,同时若能保证相关操作不致发生意外(导致新的伤害)的话,那么,这种基因改造(即使是遗传性的)可视为出于基本需求的改造,因而是可能获得辩护的。但在现实中,可同时满足这三项前提条件的情形是极少的。因此,就生物性污染而言“,零排放”的管理策略具有普遍性意义。就生物性污染而言,由于其特性而导致利害相关者的外延可无限扩散,在实践层面,任何专家不具有决策权,甚至任何“法人”都不具有充分的自主权,而是应交由国际组织仲裁,并应充分参考“非专业性”公众的意见。

海洋环境污染犯罪构成要件分析

202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实施后,海洋环境污染犯罪刑事立法问题成为紧要议题。为切合我国法治发展与司法实践现状,依据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分别从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体和犯罪客观方面对海洋环境污染犯罪构成要件进行讨论。海洋环境污染犯罪主体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现有相关条文表述为基础进行定义;海洋环境污染犯罪主观方面分析应以行为人对行政法认知程度为主要区分标准,并根据其对结果因素所持的心理态度进一步区分量刑;海洋环境污染犯罪客体的确定采用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说,这更符合我国海洋环境保护现状与实践需要;海洋环境污染犯罪客观方面的行为要素应同时关注行政法违反与刑法违反的双重违法性,将危险犯纳入规制范围,并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新《环境保护法》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基于ESG评级视角

为有序推进“双碳”目标,文章选择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解析2015年新《环境保护法》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新《环境保护法》显著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且对于规模更大、所处行业竞争更激烈、区域市场化程度更高的企业来说效果更加突出。企业融资风险、合规风险和声誉风险发挥了显著中介作用。文章从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评级视角探析新《环境保护法》的微观效果,丰富了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行为的内在机理。

我国《环境保护税法》规制的优化路径研究——基于重污染企业的数据检验

《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环境保护税制度的正式建立,对我国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存在着重大的影响。我国《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显著地提升了我国绿色经济的发展水平,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阻碍了《环境保护税法》功能的深入实施。本研究立足于“波特假说”理论,基于我国重污染企业的样本数据,实证性地解析《环境保护税法》规制的微观机理,发现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方案,从而更为有效地实现《环境保护税法》的环境保护和经济驱动目标。研究发现,我国《环境保护税法》规制的优化应在如下方向优先关注:一是加大对环保机构环保监测功能的监督,二是改进税务人员的征税服务方式,三是进一步开发环境保护税信息共享平台,四是在环保机构和税务机构之间建立联络员制度,五是提高环境保护税数据库集成技术。

环境规制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新《环保法》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新《环保法》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显著缓解了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截面异质性分析显示,新《环保法》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仅在小规模企业和银行业发展较好、污染程度较高、法律环境较差的地区显著;经济机制分析表明,新《环保法》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缓解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本文结论既拓展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影响的研究边界,也为“双碳”目标下中国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西方各国环境保护法的发展历程及趋势

环境保护直接关系着人类的前途与命运,影响着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民族乃至每一个家庭及每一个人的生存与发展。近年来,在国际社会的积极倡导和不断努力下,许多西方国家都把环境保护提升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考虑,并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强有力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确保社会可持续发展。结合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对西方各国环境保护法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总结,指出其终极价值是以人为本,并分析环境保护法的发展趋势。

联防联控:跨行政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的法律机制

雾霾为主的区域复合型大气污染是中国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所面临的主要大气污染问题,而这一问题是我国现行"属地"特征的环境管理制度无法解决的,故我国现亟须建立跨行政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新的《环境保护法》规定了国家建立跨行政区域的重点区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协调机制,各地也已不同程度地进行了联防联控实践,但也存在诸如指导原则不明确、主体不健全、措施不完善等问题,需要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

我国污染环境犯罪中法益保护前置化问题探讨——以过失“威胁犯”的引入为视角

近年来,污染事故的高发引起了刑法学界的重视,许多学者提出在环境污染犯罪中设置过失危险犯,但该理论却存在固有缺陷,遂异议蜂起。刑事立法虽也在亦步亦趋地朝学者的吁求靠拢,却始终是小改小修,未将法益保护前置化的精神彻底贯彻于条文中。在这种情况下,本文拟扬弃过失危险犯的旧理论,提出过失"威胁犯"的全新概念,并以此为切入点,在借鉴诸多学者理论精髓的基础上,重点论证污染环境犯罪法益保护前置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结合外国先进立法,对构建污染环境犯罪的事前预防机制提出具体立法构想,以期为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的改革与完善贡献绵薄之力。

钢铁企业大气污染环保提升技术措施

针对2015年1月1日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钢铁排放系列新标准(2012版)实施的新形势,指出了钢铁企业面临的五大考验,分析了大气污染物治理的技术现状,提出实现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环保提升的技术措施。

中国污染防治立法的回顾与展望

当前 ,人为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因素 ,环境保护日益成为人类关注的热点。环境法肩负着对人们环境行为进行规范化指引的重任 ,其建立和完善至关重要。本文追溯了中国污染防治法 2 0余年发展轨迹 ,检讨利弊得失 。

新环保法实施增大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吗?——基于PSM-DID方法的研究

以2012—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研究了新环保法实施这一外生性事件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新环保法实施后受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有所增加,但结果并不显著。进一步探究其原因,发现除新环保法影响可能存在的时滞性特征以外,企业并没有在新环保法实施环境下对企业的资本结构、治理结构和激励方案等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重大方面做出及时调整,导致环保法的强制性作用无法快速、有效地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

改革开放40年来生态环境监管执法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监管执法体系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以排污收费为核心内容,到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根本目的,再到更加注重保护执法相对人合法权利的变迁和跨越。总体而言,环境监管执法队伍在全国各级政府不断建立,环境监管相关之事权与权责更加明晰,环境监管执法能力不断强化,环境行政管理体制不断理顺,环境法律制度体系更加优化,环境治理之主体和手段更加多元。

论第三方环境监测的适用限制

论证环境监测服务市场化合法性的限制条件,指出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关于环境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不应委托无环境知情权的第三方社会检测机构进行监测。逐一分析第三方环境监测在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监测、环境监测专用设备适用性检测、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监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以及生态安全监测等方面的适用和限制,在对第三方环境监测存在的问题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完善第三方环境监测的立法建议。

《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中排污者义务和责任条款的可操作性分析

《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中的排污者义务和责任条款的实效受到有关条款可操作性的制约,对可操作性的分析从法律的完整性、明确性和协调性三个方面进行。排污许可管理和环境监管部门的查封扣押权的规定属于法律不完整;建设项目未评先建的法律责任、重点排污单位监测和信息公开义务、企业事业单位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义务、建设单位充分征求公众意见的义务、超标超总量的法律责任等条款属于法律不够明确,相对而言,规定行政拘留适用的条款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有关按日计罚的规定则和其他法律不协调。因此,有必要分别不同情况对有关条款进行落实、细化和解释。

炼油业大气污染物减排技术发展现状

结合历年NPRA年会的相关论文内容,重点论述了美国炼油企业近些年来在大气污染物减排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与成绩,并简要概述了国内相关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