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眼中的“馔飨”——论朝鲜《燕行录》所见中国的饮食文化与国家形象塑造之关联

《燕行录》中记载的中国饮食文化与作为“他者”的朝鲜使臣所塑造的中国形象之间存在关联。出使沿途所见明清中国的“馔食”,是朝鲜使臣对彼时中国形象认知的“透镜”;参加的各式“宴飨”,也是其与中国人交流的重要媒介。中国的饮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看作是在其他民族语境中建构中国形象的一种认知体系。从中国饮食文化的角度,使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朝鲜使臣眼中中国形象的塑造过程是非常有必要的。

朝鲜王朝时期燕行使与清朝篆刻交流探究

文章通过整理相关文献,探讨了以朝鲜王朝时期金正喜交际圈为代表的燕行使在朝鲜王朝与清朝篆刻交流中的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通过印章图样对比分析了朝鲜王朝篆刻与清朝篆刻的异同,揭示出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印人篆文修养不足和篆刻创作动力不足等问题,以期为国内学界了解朝鲜王朝时期篆刻的历史发展和中华文明海外影响力提供新视角。

燕行使者视域下清代东北地区文化交流的认知变迁

清代燕行使者在东北地区开展的文化交流成为中国与朝鲜半岛交往的重要内容。燕行使者在清代东北地区文化交流活动集中于政治制度、市肆商业经济、文学艺术及医药等不同形式的文化交流,全方位再现了清代东北地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样态。从“小中华”意识到北学思想的影响,中朝两国之间交往活动的主客关系不断发生变化,进而导致文化交流认知上存在较大的偏差。结合域外的全新视角审视东北地区的文化交流,可以揭示文化交流背后的文化心态及社会变迁,呈现不同文化碰撞和融合下清代东北社会文化从单一封闭到多元互动、从排斥反抗到融合共生的发展过程。

朝鲜朝燕行使者眼中的关羽形象

朝鲜朝燕行使者眼中的关羽是一个忠义、勇武的形象,这既是他们通过实际观察中国关庙的楹联、题额与塑像、庙制而得出的结果,更是朝鲜民族社会总体想象的集中体现。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关羽形象在中国出现了"异化"了的现象,这主要不是指人们狂热地崇拜关羽,而是指人们对关羽的崇拜出现了泛化的倾向。

《李朝实录》所载朝鲜与琉球的使节往来

朝鲜与琉球之间为遵守交邻之义、贸易和送还漂流民等,使节往来较为频繁,相关史实均载于《李朝实录》(亦名《朝鲜王朝实录》)。李朝非常重视琉球使节,派宣慰使迎接,并高规格接待,琉球使节回国时,赏赐丰厚。朝鲜在与琉球的使节交往中逐渐深化了对琉球的认识。

明代辽东官员与朝鲜使臣的交往

从明代各时期辽东地方官员与朝鲜使臣间的交往特征以及双方在朝贡仪程中的具体表现看,辽东地方官员与朝鲜使臣对维系朝贡体系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朝前期,辽东官员为巩固初建的宗藩关系,集中力量扫除故元势力,努力与朝鲜使臣构建亲密的交往模式;明代中期,朝贡体系下的中朝关系成熟稳定,各项制度已趋完善,辽东官员只需按部就班践行朝贡仪程,就可以确保边臣与使臣交往的规范性;但在明朝后期,辽东边将贪暴,官吏肆意盘剥,朝鲜使臣行至辽东时深受侵渔之苦,虽然"典型朝贡关系"的框架犹在,但重仪程、轻实效的交往模式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彼此间的紧密联系,给后来出兵平倭造成巨大损失。

洪翼汉《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的史料价值

《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是洪翼汉于1624年出使明朝时所作,他以日记的形式,如实记录了朝鲜使臣在使行途中的遭遇及到达明朝后的所见所闻所感。这对于研究朝鲜使团出使时的心理、具体表现及明朝天启朝政、重大典礼、地方民俗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从抵牾走向认同--清代朝鲜使臣燕行诗中的盛京书写

“燕行录”是清代朝鲜使臣出使中国所作的使行记录,它以外国人的视角观察中国,是丰富而珍贵的东亚汉文文献。清代盛京作为出使途中具有“历史—地理”双重特殊性的城市,在“燕行录”中的相关书写历来与东亚格局的变动相关。贯穿两百余年的使臣盛京燕行诗书写,形成“燕行录”中的典型文本,完整、鲜明地投射出朝鲜对清意识的递嬗历程。借此不仅能够勾勒出清代盛京书写嬗变脉络,追溯其流变历史动因,也可以进一步揭示出其背后蕴含的深层文化因素,以文学的视角还原清代中朝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变化与发展。

从民族意识视角看明代朝鲜燕行使臣“东国有人”理想——以《露书》中的朝鲜史料为例看其理想的实现

明代朝鲜燕行使臣"东国有人"的理想不仅只是朝鲜使臣的共同理想,更是韩国古代文人强烈民族意识的重要体现。朝鲜使臣文学素质整体不高并坚守"人臣无外交"的原则,使团成员在北京的活动受限以及明朝出使朝鲜文臣的文学影响力十分有限,使得其理想的实现几乎无望。但又得益于偶然的历史契机--壬辰倭乱,朝鲜汉诗进一步回流中国。《露书》是明代布衣文人姚旅撰写的一部笔记,其中有关朝鲜史料的记录初衷,与明代朝鲜燕行使臣"东国有人"理想不谋而合,反映出朝鲜女诗人许兰雪轩在中国的巨大影响。许氏流传中国诗作虽多伪,但瑕不掩瑜,朝鲜燕行使臣"东国有人"理想在明代便已然实现的事实不容否认。

标准与个性--乾隆万寿庆典期间国事活动与私人交游中的朝鲜人形象制造

乾隆时期的万寿庆典不只是一个奢侈隆重的庆祝性活动,更是帝王树立威严、向外界显示国力强盛和盛世太平的舞台。其间,外国使臣的使行朝拜、参加宴典使其更具有制造国际性帝国形象的意义。与此相关的《万国来朝图》、《八旬万寿盛典图说》则可视为大清帝国对自我的一种认识和塑造;同时,对外国使臣的描绘也形成了一套清帝国对异邦夷族进行认识和塑造的视觉形象系统。故此,本文尝试探讨于国事活动与私人交游中形成的两类朝鲜人形象系统,并揭示其在清朝官方、朝鲜使臣和中国文人间体现出的政治与文化的复杂关联。

对19世纪末朝鲜王朝探索国家发展路径的考察——以“领选使”与“绅士游览团”为例

1881年朝鲜王朝分别向清王朝与日本明治政府派出使团,希望通过对先于自己开展近代化革新的清王朝和明治政府进行考察,找出救亡图存的道路。同年10月,"领选使"金允植带领朝鲜学徒团到达了作为洋务运动重镇之一的天津,开始学习洋务。使团围绕清末的洋务运动,与洋务派重臣李鸿章以及相关人员,通过笔谈的方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年,朝鲜王朝以相对隐秘的方式,派出约有60名团员的访问团到达长崎。抵日后,团员被分派到日本的各个政府部门,并在日方相关人员的带领下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深度考察学习。归国后,团员被分派到开展开化运动的政府部门中。遗憾的是国内及国际的事态却并没有随着朝鲜方面的意愿发展下去。1884年,"甲申事变"的爆发使得开化改良运动遭受重大打击。不过,相比较于"领选使"金允植率领的赴中国学习技能却最终全部撤离的学徒团而言,随"绅士游览团"赴日的俞吉濬和尹致昊最后留在了日本。自此之后,不断有朝鲜学生到日本学习。面对中日两国,朝鲜高宗乃至于整个朝鲜政府一直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努力与两国进行接触,尽最大可能表现出其理性的主动。只不过这种主动性在转化为对政治、经济、社会进行开化改良运动之时,被片面地极化了,最终,朝鲜王朝还是被日本明治政府不断地拉入其构建的殖民体系中。近代中国的边疆危机进一步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