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姓氏源流看果洛藏族的宗教文化习俗

自古以来,自称为"董氏"的果洛藏族就居住在被称作"玛域"的黄河源头。在藏文文献和口碑资料中,"董氏"往往与当地的阿尼玛沁雪山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给果洛藏族的姓氏增添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它给阿尼玛沁雪山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文章依据藏文文献和口碑资料,就果洛藏族的姓氏源流及其与宗教文化的关系展开讨论,认为果洛藏族姓氏的渊源有着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且其历史久远,与藏族族源一脉相承;果洛藏族的阿尼玛沁山神崇拜习俗,是祖先崇拜的一种反映,这种文化现象不仅是藏族社会早期部落制度的一种辐射,也成为历史以来维系黄河源头社会秩序的象征。果洛藏族的姓氏源流及其与宗教文化的关系,既是果洛地区藏族古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文化习俗的沉淀,也是其部落文化和宗教信仰兼容性的折射。

口传史诗的口承性特征——对瓦尔特·翁提出的口传思维和表述特征的诠释与思考

参考与借鉴古典学、人类学、口头诗学等多学科的成就,以不同的历史-族群经验为支撑,瓦尔特·翁归纳出口传思维与表述的基本特征。但是这些特征在口头文学的思维与表述中并非具有完全的普适性。因此,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史诗与蒙古史诗《琶杰格斯尔传》为个案,反思这些特征在口头文学,特别是在口传史诗研究中的阐释力与不足。

从文本保护到史诗文化整体开发与保护——巴林右旗《格斯尔》文化之乡建设过程分析

《格斯尔》史诗在巴林蒙古民间传播和地方化过程中产生了丰富多彩的衍生文化,这些文化资源以及富有特色的史诗表演场域等等,都具有开发利用的巨大空间。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学界形成的有关史诗传统本身以及整体保护史诗传统新的理论认识的影响下,在学术界长时间的资料准备和学术准备以及学术推动基础上,巴林右旗政府利用雄厚的《格斯尔》文化资源,改变以文本为主的保护方式,逐渐转向开发史诗文化资源,以开发促保护的方向。其整个过程透露的是由民众、民间艺人、知识分子、学术界以及政府共同参与和推动,在开发中保护史诗文化传统的新动向、新思维,值得去梳理、总结、和引导。

追踪蒙古文文献中的“格斯尔”

我们对蒙古文文献中的"格斯尔"进行了追踪研究,结论是:1.在早期蒙古文献中没有记载"格斯尔"这个称谓。2.在蒙古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格斯尔"不早于17世纪后半叶,时而指国家时而指人,暗示着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样的国家和历史人物,但是,与史诗主人公格斯尔没有任何直接关联。3.自18世纪初木刻本"格斯尔"问世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史诗内容才逐渐流传到蒙古地区,慢慢扩大了它的影响。4.学术界长期谈论的"格斯尔",特别是加上"岭"、"冲木"、"朱古"之类冠词才能够加以辨别地域、民族、语言的这个名称,最早应该是个舶来符号,它的文化流向无疑与佛教文化传播相一致。

《琶杰格斯尔传》中的箴言研究

琶杰胡尔奇在其一生的巅峰之作《琶杰格斯尔传》中,多次将认告箴言、劝告箴言与格斯尔故事情节相结合,达到了教育受众的目的。他的箴言不仅具有种类多、内容丰富、以韵文形式演唱、深受胡仁·乌力格尔影响等特点,而且还灵活运用了谚语、格言、世界三宝、名言警句,具有很强的哲理性,其多数箴言还使用了对比手法和比喻手法。

《英雄格斯尔可汗》的颜色构建及其英译研究

色彩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作为活态的口头史诗,《英雄格斯尔可汗》(英汉对照)中使用了的大量颜色词汇,成为空间构建和人物塑造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其概念意义和功能、关联意义和隐喻、颜色的搭配和对比构建了史诗的动态色彩,译者需要根据颜色的不同功能和含义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

凸显自然:《格斯尔》生态语言研究

生态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生态学与语言学结合的跨领域学科,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去审视人类以外的世界如何通过语言凸显出来。蒙古英雄史诗《格斯尔》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标志着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组成内容,它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意义重大。其中,它所反映出来的人与自然亲密关系的生态观对当今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有一定的启示意义。1716年北京木刻版《格斯尔传》是最早成书的蒙藏《格斯(萨)尔》版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是北京木刻本《格斯尔》新汉译文本,为学术资料本。本文根据生态语言学研究目的和内容,利用话语分析的理念,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元功能"的理论和评价理论指导下,研究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比拟关系和夸张关系在语料中如何通过及物性分析,情态分析,衔接分析得到体现。通过研究语篇中自然被凸显的语言手段,蒙古史诗《格斯尔》的生态意义也得以建立。

《格斯尔》降妖救妻故事变体与佛传关系考述

蒙藏史诗《格斯(萨)尔》中都有格斯(萨)尔降伏多头妖魔,夺回爱妻的故事。两者在英雄启程去降妖的部分保留着更多共同情节。晁通企图霸占格斯尔的妻子遭拒,因而报复,导致图门吉尔嘎朗被魔王纳为妃的故事,成为蒙古族文本区别于藏族文本的主要标志。而有关晁通的这一故事源自佛传中提婆达多企图霸占释迦牟尼妻子的故事。晁通先针对阿尔鲁高娃夫人而去,却对图门吉尔嘎朗心怀不轨,这是模仿佛传中提婆达多先向耶输陀罗,后又立即向瞿夷显露不轨企图故事的结果。这同时意味着,《格斯尔》中的阿尔鲁高娃和图门吉尔嘎朗并非同一个人,而是格斯尔的两位不同夫人。本文的考证结果表明,北京木刻版《格斯尔》中确实存在借用和改编佛传故事的事实。

传说情节植入史诗母题现象研究--以巴林《格斯尔》史诗文本为例

本文将巴林《格斯尔》文本中的三大类九个母题与海希西分类中的母题进行对照,发现巴林《格斯尔》史诗文本与巴林格斯尔传说产生了深度的互文交织,大量的传说情节被植入到史诗文本当中,重塑共性母题,形成与巴林山水紧密粘连的本土史诗叙事单元,承载着时代的和地域的新内涵,构成个性化的本土表现。这是巴林《格斯尔》史诗文本对整个蒙古语族《格斯尔》史诗传统文本进行地方化改造的产物,也是继承的产物,一定意义上延长了该史诗在本区域传承的生命周期。

北京木刻版《格斯尔》新旧汉译本比较研究

北京木刻版《格斯尔》严格意义上的完整汉译本只有两种,即1960年出版的桑杰扎布翻译的《格斯尔传》与2016年出版的陈岗龙、哈达奇刚等翻译的《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本文结合北京木刻版《格斯尔》蒙古文原文,比较分析新旧两种汉译本,探究二者的体例、语言修辞特点,从而评述其得失及学术价值。

牧童、可汗、圣主——格斯尔的三功能

在蒙古族《格斯尔》史诗中,格斯尔从牧童到可汗、圣主的成长阶段分别体现了三种功能——生产、征战和宗教。功能的转换通过具有过渡仪式性质的"重生"来实现,这种功能的转换方式具有明显的蒙古族特色,它与蒙古族英雄史诗传统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内涵密不可分。北京木刻版《格斯尔》的加工、改编和再创造受到了三功能意识的影响,这种影响很有可能是经由藏传佛教以及印度史诗和民间故事在蒙古族地区的流传而逐渐渗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