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比“自由”更重要——作为思想史文本的《伤逝》

从清末“罗兰夫人热”到五四“娜拉热”可知,清末以来的女性启蒙思想进入“‘自由’压抑‘平等’”的思维之中。鲁迅《伤逝》延续清末何震关于男女平等的思考,批判清末以来“‘自由’遮蔽‘平等’”的现象,反对将“性别权力问题”转化为“新旧等级问题”的启蒙思路。而且鲁迅在《伤逝》中对男女间“温习旧课”的思考,否定了“五四”时以强者为中心的爱情自由变迁观,反思“‘自由’压抑‘平等’”思维所带来的现实破坏性。同时《伤逝》凸显“家务平等”在自由爱情、婚姻中的重要性,提出日常家务的性别属性并非女性专属,强调“家务平等”与“经济平等”“精神平等”同等重要。总之,作为思想史文本的《伤逝》是近现代女性主义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社会性别平等理论视域下女性家务劳动合理补偿之法理思考

我国《民法典》《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案)明确规定夫妻共担未成年子女养育等家务劳动,离婚时对家务劳动付出较多的一方应当予以经济补偿。这些规定回应了我国大多数女性身负家庭与职业双重负担之现实,力图在立法上矫正传统的家庭分工,实现家庭内部的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对于促进两性平等发展,保护女性平等权益有重要意义。目前,相关法律规定在具体司法实践方面,仍有待明晰和完善。本文从社会性别平等理论视角分析了女性获取家务劳动合理补偿的法理依据,论证女性负担生育照料子女等家务劳动具有社会再生产之重要价值以及对其在离婚时予以合理补偿的正当性,进而提出具体的完善建议:扩展离婚后提出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的期限,同时明确家务劳动的估算办法,借鉴统计学公式,计算出实然家务劳动承担数量与应然承担部分之差,再结合家庭具体情况作出合理补偿。

社会性别视角下“家庭义务承担较多”司法认定的规则反思与厘定

在传统的性别分工思维模式下,女性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任何形式的劳动皆有其价值和贡献,而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都未被重视。夫妻财产和离婚补偿制度看似性别中立,却忽视了家庭分工中的性别差异。离婚诉讼中家务补偿定“性”裁“量”的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如认定标准模糊、涵盖范围过窄、补偿标准过低等,反映了对家务劳动付出和价值的轻视与不认可,本质上是社会性别主流化在家事审判实务层面的发展不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倡导的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出发,应在社会性别视角下理解家务劳动对应的货币属性和补偿制度设置的目的与功能,考察审判实务中的重难点问题,在现行离婚制度下完善家庭义务承担较多的认定条件和补偿标准。

中国当代夫妻家务公平观研究——对上海市2005年抽样调查的一点分析

课题组采用台湾师范大学人类发展与家庭学系编制的"两性与家庭中夫妻之家庭价值观、家务分工、亲职角色、婚姻满意度问卷",于2005年4月对上海市918户家庭夫妻进行抽样调查,其中男性801人,女性802人。通过调研,试图了解上海市夫妻家务公平观及其差异性。

女性与家务劳动研究初探——兼评《婚姻法》第40条的立法不足

妇女冲出家庭,走向社会是妇女解放的重要表现。今天,妇女在社会领域已享有与男子基本平等的权利,但在家庭中她们并没有享受到平等的权利,家务劳动仍由其无偿承担。这样她们承担了双重工作,使其解放从一定意义上成为形式符号。本文试从法律与社会的视角作为切入点进行研究,旨在找出一个最佳结合点,呼唤立法充分切实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从立法上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

生育产假制度发展的国外经验及其启示意义

生育产假制度是保护生育妇女的重要制度之一。基于生育产假制度国外创建的新生儿父亲陪护假和父母育儿假制度,极大地推动了男女两性在有偿工作中的机会平等和无偿家务劳动中的责任分担,显著提高了生育保护水平。目前我国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在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以鼓励生育。这在客观上要求建立新生儿父亲陪护假和父母育儿假等配套制度,促进对生育妇女的保护。研究国外相关制度安排,将为我国提供有益的启示。

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女性性别角色观念对其收入的影响,并检验家务劳动时间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现代性别角色观念有助于减少女性家务劳动时间,让女性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进入劳动力市场,或投入工作中,有助于提高女性收入。

近20年来我国家务劳动的社会学研究述评

受女性主义对性别平等日益高涨的诉求的影响,家务劳动研究受到多领域学者广泛而持续的关注。通过梳理国内外家务劳动社会学方面的相关研究,可以回顾总结家务劳动意涵、家务劳动性别化相关理论、我国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影响机制、家务劳动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影响,并指出研究不足及未来可探索的方向。

关于男女平等的思考——以我国《婚姻法》为视角

平等和谐的男女两性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在我国三部《婚姻法》中,男女平等原则一直得以继承和发展,但从制度层面的男女平等到现实生活中的男女平等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文章以我国《婚姻法》为视角,借鉴国外的有关立法,从家务劳动、生育、离婚三方面分析现行《婚姻法》在落实男女平等原则上的欠缺,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有关婚姻立法。

家务劳动与已婚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兼论性别角色的调节作用

家务劳动对工资的惩罚效应受家务劳动时间、种类以及能否在休息日完成的影响,但国内已有研究仅从整体上或家务劳动种类分析家务劳动时间对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没有将家务劳动时间按工作日和休息日划分的研究。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工作日家务劳动和休息日家务劳动对已婚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并加入工作日和休息日家务劳动时间与性别角色观念的交互项,探究性别角色观念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工作日家务劳动和休息日家务劳动均对已婚女性非农就业、受雇情况和周工作时长有负向影响,并且工作日家务劳动的负向影响更大。无论工作日家务劳动还是休息日家务劳动对已婚女性的小时工资率都没有显著的惩罚效应。工作日家务劳动和休日家务劳动对已婚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性别角色观念会增强已婚女性工作日家务劳动的小时工资惩罚效应,休息日家务劳动对已婚女性非农就业和受雇情况的负向影响会受性别角色观念的调节作用而加强。提高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和收入,改善我国就业和收入的不平等,需要社会和家庭的共同努力。

对当代女性双重角色冲突下价值选择的思考

当代许多"走出家庭"女性面临双重角色冲突,"走出家庭"还是"回归家庭"成为人生价值实现的重要抉择。两者并不存在优劣差异,女性可以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做出自由的价值选择,而其可能性的实现在于: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独立精神促使女性成为价值选择主体;同时家务劳动社会化和价值化以及社会性别主流化为女性自由选择提供经济动力和政治保障。只有女性进行自我价值的合理定位,在适合角色中做出自由选择,才能实现女性人生价值的最优化,促进两性关系的和谐发展。

民法典离婚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完善的人权内涵

离婚家务劳动经济补偿是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增设的制度,目的是保护从事家务劳动较多一方的财产权利,体现性别平等。但鉴于该规定将夫妻实行约定的分别财产制作为予以补偿的前提条件,脱离我国95%以上的夫妻实行共同财产制的实际情况,导致这一规定形同虚设,无法达到实现性别平等、法律正义的目的。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取消了适用约定分别财产制的前提条件,将离婚家务劳动的经济补偿延展适用于夫妻共同财产制,充分肯认了家务劳动对家庭和社会的价值,是《北京宣言》《行动纲领》改变传统的两性分工模式、促进两性平等承担家务劳动、实现男女实质平等的倡导性规定在中国的立法实践,体现了实质平等与公平正义的人权理念。

女性劳动参与、收入水平对男性性别观念的影响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的扩张,我国女性接受教育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大幅提高,有利于改变“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观念和家庭分工方式。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年数据,探讨家庭内部女性劳动参与、收入水平与男性性别观念的关系发现:妻子劳动参与、收入水平与丈夫平等观念呈正相关性;妻子劳动参与、收入水平与丈夫平分家务意愿无相关性。此外,丈夫的受教育程度、工作状况、收入水平、户籍和家庭中有无未成年子女对其平等观念有显著影响。

丈夫家务劳动贡献与女性就业决策

基于性别平等视角,利用CGSS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丈夫家务劳动贡献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丈夫家务劳动贡献能够显著提高女性劳动供给,分担情感家务劳动的作用大于一般家务劳动;城市、受教育程度较高、35岁及以下、难以获得代际支持和照料负担较重的女性受到的影响更明显;丈夫家务劳动贡献对女性劳动供给的提高作用具有倒U型特征,体现了“性别表演”产生的负向挤出效应,现阶段丈夫家务劳动份额均值处于临界点左侧,促进效应仍占主导;丈夫承担适量家务劳动显著促进了夫妻共同就业,改善了女性就业稳定性。

家务分工与幸福感

家庭日均家务劳动时间为4~5小时,约3/4的家务由女性承担,但关于家务分工会如何影响幸福感的研究却不足。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数据(CTUS),使用有序概率模型(Ordered Probit)和条件混合估计(CMP)方法研究家务分工对夫妻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妻子家务时间占比对丈夫幸福感水平没有影响,丈夫家务时间占比对妻子幸福感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具有倒U型关系。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公平感知是影响妻子幸福感的重要渠道,如果丈夫家务时间高于社区平均水平会显著提高妻子幸福感;提高丈夫家务时间占比,可以缓解妻子时间贫困,进而提高其幸福感水平。本文验证了相对资源理论,受教育程度高的一方因有资源优势而降低家务劳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