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与审计收费——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从内部视角对股权激励经济后果的已有研究并未提供一致的结论,且新兴市场中股权激励与审计收费的关系是一个待研究的问题。本文以2003~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的方法,研究股权激励与审计收费定价的关系。不同于基于美国等发达资本市场数据的结果,研究发现:在我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实验组公司的审计收费要比控制组公司更低,且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在实施后的审计收费比实施前更低,审计收费降低的程度与股权激励强度成正比,支持了最优契约假说。该结论受管理者权力的影响而存在差异,较高的管理层权力削弱了股权激励与审计收费的关系。研究结果丰富了相关文献,表明股权激励在我国有着积极正面的作用。

高管权力、行业竞争对股权激励方案模仿行为的影响

一直以来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明显的薪酬管制,管制的结果就是高管会寻求薪酬制度安排外的"不合法"收益,如过度的在职消费。股权激励作为一项新的激励机制,是高管薪酬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的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方案设计中存在明显的高管自利行为。那么自利性的股权激励方案为何能得到通过?制度理论认为公司可以采用模仿行为以增强合法性,那么高管是否会模仿其他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方案来确保其股权激励方案得到通过?利用2006-2012年宣告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发现样本公司在股权激励方案设计时会模仿同行业或同省份已采纳股权激励制度的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方案。同时,研究发现,高管权力和行业竞争是影响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模仿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高管权力弱以及被保护性行业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在股权激励方案设计时进行模仿。

高管报酬、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和审计费用——基于盈余管理异质性的视角

本文基于审计费用对不同类型盈余管理的差异性反映,研究了高管货币薪酬和股权激励对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发现高管货币薪酬激励能显著抑制其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降低审计费用对盈余管理的反映系数;但这种现象在高管拥有股权激励的情况下表现较弱。尤其是当民营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较小时,股权激励反而导致高管的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增加,提高审计费用对盈余管理的反映系数。本文通过区分盈余管理的类型,有助于缓解高管报酬有效激励观和盈余管理风险观的理论争议。

内部控制质量、股权激励与审计收费

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和高管股权激励能够帮助企业减少外部监督成本,改善经营状况,维持并提升企业价值。本文以2013～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内部控制质量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以及高管股权激励在内部控制影响审计收费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整体上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收费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审计收费越低。进一步研究表明,该结论仅在小规模企业中成立,在大规模企业中,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反而会导致审计收费增加。高管股权激励能够对内部控制质量和审计收费的相关关系起到抑制性调节作用,且该抑制性调节作用在大规模企业中效果更为明显。该结论为内部控制制度和非付现激励机制在公司治理中的有效性提供了新的证据。

高管权力、股权激励强度与市场反应

本文利用2006-2011年间公告股权激励草案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分析高管权力对股权激励强度的影响及市场反应。研究发现:高管权力能够保证高管人员的自利性行为,高管权力越大则股权激励强度越大;股权激励草案宣告会产生显著为正的市场反应,并且市场能够意识到高管人员的自利性行为,股权激励强度与市场反应显著负相关。

管理层权力、客户集中度与股权激励

基于中国特色的关系交易背景,利用2006年~2012年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客户集中度对股权激励以及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与股权激励正相关,管理层权力越大的企业,其采用股权激励的可能性越大;但是客户集中度会强化管理层权力与股权激励的正向关系,降低企业价值,并且这种关系在非国有控股公司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有必要关注管理层权力的治理问题,高度重视股权激励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并实施相应的监管措施。

终极人控制、管理层激励与股权融资成本

本文以2004～2006年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将管理层与股东、终极控制人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置于同一框架下,考察管理层激励与股权融资成本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否会受到终极控制人与中小股东之间代理冲突的影响;进一步结合终极控制人性质,检验管理者权力对股权融资成本的直接负面影响及对管理层激励与股权融资成本关系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货币薪酬激励有助于降低股权融资成本,而管理层持股比例对股权融资成本没有显著影响。终极控制人的两权分离程度及管理者权力均弱化了管理层激励对股权融资成本的降低效应,而终极控制人的现金流权则对管理层激励与股权融资成本的负相关关系具有强化作用,且终极控制人的政府性质对管理者权力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有抑制作用。

审计委员会权力侵蚀、管理层激励与盈余质量

以2012—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管理层权力在审计委员会内部对审计委员会治理效力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权力侵蚀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而管理层激励可以调节审计委员会权力侵蚀与盈余质量之间的负向关联。这表明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失衡与管理层干涉会削弱审计委员会的治理效力,但有效的激励机制可以缓解管理层的自利行为及其对审计委员会的操控。研究结论表明,企业应当规范治理结构、协调制衡机制,监督独立、制衡有效是公司健康有效运行和维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重要前提。

股票期权风险承担激励、管理者权力与企业研发创新

以2006-2016年公布股票期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高管期权薪酬风险承担激励和管理者权力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管理者期权薪酬风险承担激励和管理者权力均对企业研发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当二者同时存在时,期权薪酬激励与管理者权力之间会产生负向协同效应,反而会阻碍企业研发创新。其原因可能在于,管理者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利影响薪酬合约制定过程而轻松获取租金,从而放弃风险较高的研发创新活动。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创新、管理者权力和高管股权激励相关研究,对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改进公司治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高管股权激励、盈余管理与审计定价——基于盈余管理异质性的视角

使用2009—2013年我国创业板、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基于盈余管理异质性的视角实证检验了高管股权激励与审计定价的关系。通过对盈余管理类型及方向的细分,研究发现,在高管股权激励与审计定价两者关系的传导路径上,真实盈余管理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操纵性应计盈余管理间接效应不显著。通过调增方向与调减方向的真实盈余管理,高管股权激励与审计定价分别呈显著负相关、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高管股权激励起到双向作用,并通过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对审计定价产生了影响。另外,调减方向的两类盈余管理都与审计定价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审计机构更加注重调减方向的盈余管理所带来的风险,从而投入更多的审计资源,审计定价也随之提高。

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审计监督:利益权衡还是信号传递?

以独立的第三方审计监督为视角,选取2006—2014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能显著降低公司的审计费用,并且这种降低主要是通过提高公司的内部控制水平来实现的。进一步区分股权激励的动机后研究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通过提高公司内部控制水平降低审计费用的行为可能与上市公司实施的基于激励型动机的股权激励有关。上述研究表明,审计人员可能根据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水平来识别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动机,进而寻求不同的审计收费补偿,这样所传递的信号有助于投资者更加准确地识别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动机。

股权激励强度谁主沉浮？——基于不同控制环境下的高管权力与能力视角

选取2007-2016年沪市A股与深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高管权力、高管能力以及产权性质对企业股权激励强度在授予阶段和行权阶段等不同控制环境下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授予阶段,高管的权力越大,授予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高管权力对股权激励授予强度的正向影响大于高管能力;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越大其被授予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2)在行权阶段,高管能力越强,其越有可能达到行权所设定的业绩目标,解锁行权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高管能力对股权激励解锁行权强度的正向影响大于高管权力;高管年薪对高管股权激励行权强度能够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在既定的股权激励业绩目标下,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越大其行权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

管理层权力、产权性质与股权激励契约设计

以中国上市公司2006-2012年公告的股权激励计划为研究对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管理层权力的综合变量,研究管理层权力对股权激励契约设计的影响,结果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股权激励强度越高,激励契约中设定较长有效期的概率越低;相比非国有公司,国有公司的管理层权力对股权激励契约设计的影响力显著更强。

大股东所有权对股权激励效果的影响——基于管理层权力的解释

通过分析管理层权力1在大股东所有权与股权激励效果之间的中介作用,考察大股东所有权性质及持股比例对股权激励效果的影响,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面板数据对这一影响进行检验。理论与实证结果均表明,国有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有助于增强股权激励的效果,而提高民营控股股东的持股水平会抑制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上述研究发现对我国上市公司激励契约的设计具有参考价值,而基于管理层权力经济后果的分析则为契约签订及执行中如何合理配置管理层的权力提供了思路。

高管权力、股权激励行权价格与市场反应

利用2006—2012年间公告股权激励预案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分析高管权力对股票期权初始行权价格的影响及产生的市场反应。研究发现:高管权力过大会导致高管人员的自利性行为,高管权力越大则股权的初始行权价格制定得越低;股权激励预案宣告会产生显著为正的市场反应,且行权价格与市场反应显著正相关,即行权价格设定高的公司市场反应越积极,投资者能够通过股权激励方案识别高管的自利行为。

上市公司高管激励机制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

为探究上市公司高管激励机制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围绕高管薪酬激励和高管股权激励两种机制,建立实证模型衡量其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审计费用随高管薪酬激励水平的提高而增加,说明高管薪酬激励水平越高意味着审计费用越高;审计费用随高管股权激励水平的提升而降低,说明上市公司可通过提升股权激励水平来降低审计费用。因此,该研究丰富了相关理论成果,并提出了公司治理的相关建议,对我国审计定价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管理者权力与企业创新——基于高管激励的中介作用

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对构建创新型国家具有战略意义,而作为企业战略决策的主体,权力高的管理者对企业创新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尚不明晰。以2010-2017年6453家深证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探讨管理者权力、高管激励和企业创新三者间的因果关系。结果显示:管理者权力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起部分中介作用,根据Sobel检验证实中介效应显著并采用IV-GMM估计来消除管理者权力的内生性来源。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高新技术企业中,权力高的管理者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高管薪酬在管理者权力与企业创新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而高管股权激励不存在中介作用。研究为支持创新的公司治理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管理者权力、技术创新与审计风险溢价

文章以深沪两市2007—2018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管理者权力与审计风险溢价的关系及其传导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管理者权力对审计风险溢价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此关系受到股权制衡度和公司成长性的调节影响;技术创新对管理层权力与审计风险溢价具有部分中介效应,管理者权力越大,越有可能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私利,而在其进行过程中的经营风险及财务风险将增加进而加大了审计风险溢价。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转变公司发展方式和提高审计风险应对方法三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股权激励下的纵向兼任高管与企业价值研究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管理层权力理论,以2011~2015年A股公司为样本,研究不同股权激励方式下纵向兼任高管如何影响企业价值。通过多元回归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选择股票期权激励的公司中,纵向兼任高管对企业价值有负面影响;纵向兼任高管与企业价值的负相关关系集中于非国有企业。以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对上市公司进行分组回归,发现在成熟期企业中,纵向兼任高管降低企业价值。研究认为在新兴市场中纵向兼任高管未能有效缓解代理问题,大股东通过纵向兼任高管加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并获取控制权收益,从而降低企业价值。

管理者权力、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基于倾向评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的分析

使用倾向评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分析了股权激励对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同时考察了管理者权力大小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控制组相比,测试组在股权激励前一年及股权激励后存在更少的盈余管理行为,从而支持了最优契约假说;考虑管理者权力因素后,在管理者权力较大组中,测试组与控制组之间的盈余管理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这与管理者权力假说的预期一致,而在管理者权力较小组中,最优契约假说依然成立。以上研究结论对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修订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