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防卫中的唯结果论:理论之争与异化根源

对于正当防卫中的唯结果论,结果无价值论无法为其形成与强化背书,这不仅是因为持论者错估了刑法理论对司法实践的影响力,更为关键的是结果无价值论与唯结果论之间并无逻辑上的关联,二者体现的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价值立场。唯结果论的深层成因不在刑法教义学之内,中国人独特的生死观、实用理性思维以及司法裁判将自身的功能错误地定位为纠纷解决等解释,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法律系统尤其是司法系统并未充分从社会整体结构中分化出来并建构起自己的相对独立性,相反,它还承担着过重的社会治理任务,这才是导致正当防卫制度异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唯结果论大行其道的体制根源。

防卫过当的认定与结果 无价值论的不足

当前对正当防卫的认定,在防卫限度上采取严苛的标准,防卫过当则一般按故意犯罪来处理。它是实务中唯结果论倾向的产物,结果无价值论则为其提供了理论性支持。结果无价值论的"结果→行为"思考进路存在缺陷,这是由立基于法益衡量的优越利益原理所致。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应定位为个体权利保护原则与法确证原则。由此,在解释《刑法》第20条第2款时,应将"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造成重大损害"理解为两个独立的条件,前者涉及行为限度,后者涉及结果限度。有关行为限度的判断,有必要采取行为时的一般人标准。在防卫过当的场合,若确定行为人存在罪责,应优先考虑成立过失犯罪;只有蓄意滥用权利的情形,才有成立故意犯罪的余地。

法益衡量原理的教义学检讨

将法益衡量说当作违法阻却一般原理的做法存在重大疑问。这是由结果无价值论将利益衡量混同于法益衡量所致。在实体层面,法益衡量原理在适用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与被害人同意时,面临诸多体系上的矛盾。在方法论层面,法益衡量原理的缺陷在于未考虑制度利益与法治国的基础利益。方法论上的缺陷,使得法益衡量说的利益衡量观违反立法判断优先的设定,对解释者的主观性也缺乏必要制约,还易于忽视不同正当化事由在内在结构上的差异。违法性判断中的利益衡量,必须以制度利益为核心来展开;对制度利益的解读,则应超脱具体当事人的利益,并以法治国的基础利益所彰显的价值为指导;对法治国的基础利益的核心部分不允许作相对化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