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伽美什史诗》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吉尔伽美什史诗》是已知的世界最古老的史诗。从文学伦理学的理论出发,文章分析了这部史诗的内涵与特征,并进一步考察了其所处的伦理语境,即丈夫、祖先权责更大的家庭关系以及家国一体的社会服从关系。史诗的主人公吉尔伽美什是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一度突破伦理语境行事,最终又回到原有的伦理语境中,反映出新的伦理语境构建的潜能。从史诗的伦理语境可以看出,《吉尔伽美什史诗》比西方的《荷马史诗》更具备伦理属性。这是因为东方民族更注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节与伦理关系。从深层动因上来说,东方有其独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协作。

一部不该被忘却的史诗——蔡楚生话剧《自由港》艺术特色分析

蔡楚生基于流落中国香港期间的经历创作了话剧《自由港》,这是他首次尝试史诗风格的作品,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先声。蔡楚生的电影创作深受伦理情节剧影响,《自由港》叙事层面的对比、反转及滑稽穿插等手法,是其电影创作经验在话剧探索上的移植。对《自由港》剧本的深入剖析,一方面可补足关于蔡楚生的研究,另一方面对抗战话剧史亦有一定贡献。

《格萨尔王传》中生态伦理传统的现代阐释

青藏高原独特的生态环境孕育了藏族先民丰富的生态伦理传统,并以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体现出来。通过研究史诗所蕴涵的生态伦理传统,有助于提高现代人的生态意识,这对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布努瑶伦理道德的史诗抒写《:密洛陀》研究

《密洛陀》以史诗的庄严风格、崇高理念、宏大规模、严谨结构等艺术特性呈现了布努瑶伦理道德的多维内涵,其程式化的表演与民族话语糅合了古歌伦理道德外在性与内在性的高度统一,并在历史流传发展中不断丰富布努瑶人民的口头文学创作和生活,成为布努瑶乃至中国民间文学的一颗璀璨明珠。

民族史诗的现代展演——以苗族古歌的创意开发研究为个案

苗族古歌是苗族百科全书式的民族史诗,全面反映了苗族历史与文化的面貌。苗族古歌有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文化元素,是发展创意产业的重要文化资源。苗族古歌创意产业化是切实可行的,能够开发出富有特色的文化产品。苗族古歌走文化创意产业之路,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从活态史诗《亚鲁王》看苗族的生态伦理思想

在麻山苗族丧葬仪式上唱诵的活态史诗《亚鲁王》,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麻山苗人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子"与"母"的关系,对动植物的崇拜成了他们亘古不变的宗教信仰。在万物有灵信仰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动植物崇拜和图腾崇拜,形塑了亲近自然的生态文明观,表征了苗人敬畏、顺从自然并与自然融为一体、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这种生态智慧在丧葬仪式中世代相传,化为族群成员出于信仰而约定俗成的一系列生态民俗和生态禁忌,从而创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境。

鲁迅杂文的艺术境界论纲

鲁迅杂文是哲理与诗结合的硕果,是现代中国现实主义散文与浪漫主义散文的集大成者。她既具有史诗的品格,也具有人学的规范,她同时也是古今中外艺术智慧的结晶。鲁迅杂文的思想与艺术成就,在很大的程度上代表了现代中国散文已经达到的最高境界。

从《亚鲁王》史诗看苗族文化的民族特性

歌师在麻山苗族丧葬仪式上唱诵的《亚鲁王》史诗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质。其民族特质主要体现在:其一,以"父子联名制"的方式传承家谱,强化历史文化认同,作为辨认宗族关系的依据和巩固继嗣制度的强化剂;其二,苗族具有浓郁的东方情结,在苗族葬礼上对东方故土记忆的种种仪式包含了十分古老的原始文化密码;其三,苗族有着源远流长的崇尚巫魂的习俗,《亚鲁王》史诗的唱诵者既是歌师,亦是巫师,巫文化渗透于麻山苗族生活的方方面面。

壮族政治伦理之治平思想研究

中国传统社会把政治伦理化,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要求。在长期的发展中,壮族人民也用自己的方式传承这种理念。《传扬歌》①与《布洛陀经诗》②这两部在"那"文化圈广大壮族地区流传的经典著作,就记载了壮族先民的政治伦理之治平思想,主要包括天命观、民本观、抗争观、公平观、民权观。

民族志、地方史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建构——以达真的《康巴》为考察对象

藏族作家达真的长篇小说《康巴》构建了“康巴”这一独特的文学世界,融合了宏大历史、民间史、日常生活史等多重面向,重现了藏地历史的丰满厚重与含混驳杂,为近年来的藏地文学书写提供了新的视野。小说经由民族志、地方史的文学地理书写走向了对民族命运、国族命运的思考,在“地方性书写”与“总体性历史”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宏阔的时间与空间叙事显示了其史诗视野与史诗追求,但史诗性的追求和反史诗的叙述交织在一起,使叙事面临巨大的困境与难度。作家努力在民族国家叙述、地方叙述、庶民叙述等更为多元的意义上彰显融合、交流、大爱、悲悯的历史伦理,为“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有效的历史注脚。

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的移植与本土的实践

中国文学人类学学科建设经历了从照搬、移植西方相关理论到自觉的本土实践的过程。反思中国文学人类学建设的自律性问题,是在当下人文时空内对古典知识话语合法性的确证和再审,这是对学科研究对象和方法的重新判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独特的存在形态,使得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正转向立体的人类学策略。因此,文学人类学以及审美人类学应该站在更为宏阔的制高点上把握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人类学现实和当代中国多元化审美样态。

必然的归返——关于奥德修斯返乡主题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归家之路充满了艰辛与诱惑,但这些都没有阻止他归家的脚步。本文通过文学伦理学的视角,从奥德修斯为何拒绝女神卡鲁普索、伊萨卡的王位继承、奥林波斯诸神的意志这三方面分析其归家的必然性;通过说明荣誉在荷马时代所代表的重要意义,奥德修斯父子三代不明的伦理矛盾,以及奥林波斯诸神意志的伸张与影响,可以得知奥德修斯的选择是在荷马时代社会道德伦理规范下的必然结果。

试论《格萨尔》中的伦理思想与格萨尔理想人格

本文分别就《格萨尔》史诗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史诗中的社会理想范型、史诗中的道德评价标准以及对格萨尔是古代藏族人民的理想人格典范进行了论述。文章指出,《格萨尔》中伦理思想的意蕴是丰富的,格萨尔其人的人格是伟大的,在批判地继承和弘扬藏族传统文化的遗产时,很值得深入发掘和研究。

东北“地之子”的苦难史诗与伦理寓言——评津子围长篇小说《十月的土地》

《十月的土地》所讲述的是土地与生存、家族倾轧与民族抗争等“故事”背后的有关东北个人与民族记忆的苦难史诗与伦理寓言。“地之子”应属五四新文学作者创造的表达方式,传承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书写“土地”的精神血脉,《十月的土地》中农民倾诉大地之爱的情感寄托,正是缘于东北以“地之子”为伦理内核的历史文化土壤之根,再现了白山黑水间由生命之艰、情感之艰、民族大义之艰等精神母题所镌刻的苦难史诗,又以穿透“土地”的理性审思,叙写了游移在寒葱河、莲花泡、蛤蟆塘等地三代人异质性“土地观”伦理寓言。

取法民间:口传史诗的搜集、整理及抄写机制——以“玉树抄本世家”为例

本世纪以来,中国民俗学界就民间文学的传统研究范式进行了深度反思,尤其是围绕文本与语境之间的关联,就田野作业的主体间性形成了集中讨论。有鉴于此,本文借助世代从事《格萨尔王传》搜集、整理和抄写的"玉树抄本世家"及其三代人的传统实践,探讨口传史诗的搜集、整理及出版工作中面临的田野伦理问题,以期为当前民俗学界提出的学术伦理问题提供一种取法民间的实践路径。笔者认为,民俗学或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伦理建设须以尊重民间文化的传承人和实践者为第一要务,在此基础上开辟学者与民众之间平等交流的对话通道,倾听传承人的声音,关注民众的生活实践,并以"为民谋福利"为终极目的,使民众能够分享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成果,进而确保由传承人和学者共同创造的文化产品的权益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