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哲学视域下和谐医患关系构建的伦理思考

柏格森作为生命哲学的代表,其所倡导的生成式生命观,为个体生命社会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撑,其所构建的生活观,对个体生命的利益共联赋予极大的关怀和爱,其所宣称的直觉体验生死观,为个体重新理解和领会自我生命开辟了伦理学独特视角。在生命观、生活观、生死观视域下,认为生命哲学体现了医患关系本质的价值延伸,其生命观在于唤醒生命意识,是实现医患社会价值的有力支撑,其生活观在于培养生存能力,指向医患间利益共联的独特属性,其生死观在于激发内在动力,找到重新理解和感悟生命的伦理秘钥。同时,借鉴天津某医院处理医患矛盾的实践经验,提出构建未来和谐医患关系的几重思路:加强医患沟通共情,精准服务医疗实践;辩证客观对待医学,做好患者期望值管理;注重人文素养培育,助推医学人文的落地;健全医疗体制机制,强化利益共同体建设。

论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观

李大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考察法律现象,反对封建帝制思想,吸收西方法治文化的精华,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出发,建构富有启发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李大钊主张吸收国外先进的法治理念,把法治理论和法治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进行法治建设,发挥法律约束作用,建立庶民的法律,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基本权利。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观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运用法治方法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以及实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都具有积极意义。

科技伦理责任观基本内容论析

当今时代,科技伦理失责问题日渐凸显,迫切需要构建科技伦理责任观,科学明晰科技伦理责任观的基本内容。本文认为科技伦理责任观的构建包括责任目标、责任主体、责任对象、责任原则和责任规范等基本内容,并对之作了分析和阐述。

现代工程与工程伦理观

生物工程、基因工程、信息工程、网络工程等现代工程正在向人们展开着多姿多彩的技术蓝图,同时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个个全新的道德课题,这些新课题是工程伦理学的研究范畴。运用工程伦理学的基本内容和原则,从人的因素、成本与效益、知识产权等方面论述了工程技术人员必须具备的良好工程伦理观。科技工作者只有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正确的伦理观,才能完成好复杂的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任务。

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伦理学研究的思考

修复并填补中国文化在实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价值断裂与规范真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伦理学研究的大背景。从价值取向和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伦理学研究取得了四个重要的进展:权利与正义主题的突显;从个人美德伦理视角向制度伦理视角的转换;对阶级道德视角的超越;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兴起。我国的伦理学研究要想在近期内取得重大突破,就必须直面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伦理瓶颈,理性地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的伦理资源,同时兼顾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参与全球伦理的对话。

近代经济伦理思想的萌蘖——论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伦理思想

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表现在 :义利观上对“私”、“利”的伦理肯定 ,本末观上重视“末业” ,财富观上宣扬富民的福音 ,经济改革上的利商、用商、利民的伦理价值取向。固而拉开了近代经济伦理思想变迁的序幕 ,成为近代启蒙思潮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宋代理学贞节观及其影响

理学贞节观是理学家提倡礼教思想的重要内容，它对于宋代女性和宋代社会风俗的影响程度因时间不同而有所差异，只有准确把握这种差异才能将宋代女性文学研究引向深入。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实现中国梦的伦理支撑

实现中国梦离不开伦理的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伦理、制度伦理、公民伦理三个层面建构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价值目标的国家伦理树立了一种全面现代化的国家形象,是一种理想信念的支撑力。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为价值原则的制度伦理建构了一种公平正义、海晏河清的社会理想,是一种制度正义的驱动力。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价值诉求的公民伦理塑造了一种顶天立地、正道直行的现代公民理想人格,是一种公民品格的亲和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提高文化软实力一项重要举措,它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的伦理支撑。

生命伦理之争的文化视角——以安乐死和人工流产为例

从文化的角度看,生命伦理之争是文化之争。也就是说,生命伦理之争的背后是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同一文化内部不同派别之间、对同一经典的不同诠释之间的争论。然而,东西方文化之间,以及同一文化内部各派别之间也并非完全不可通约,未来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必须保持其普世性和多元性之间的张力。

美国行政伦理研究视点的变迁——以《公共行政评论》为例

《公共行政评论》作为美国公共行政学会会刊,反映出了行政伦理研究视点在20世纪的变迁。40—60年代,行政伦理研究从改变公共行政学的价值中立预设开始,以行政责任为关注点,从行政伦理的外部控制与内部控制研究,发展到关注行政组织、行政制度的伦理内容研究。70年代,以"社会公平与公共行政"为研究焦点形成新公共行政学派。80年代,关注对"行政伦理"立法的反思,建构"公民主义"的研究进路。90年代,研究方法与研究立场逐渐多元化,研究视阈拓展。21世纪初,批判进路的行政伦理研究继续深化发展,学者也关注行政伦理学发展过程中显现出来的一些具体问题。

盖娅假说与河流伦理

拉夫洛克的盖娅假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看待地球母亲的新视角和新的自然观基础,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它一点一点被科学界所接受。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河流伦理的论证可以借用这一假说。当前的应用伦理学为了自身的进化,应当与多样性的自然科学建立起新型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视野中循环经济发展的伦理问题探析

在发展伦理的视阈,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伦理冲突,影响了循环经济运行模式的发展,也因此左右着经济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科学性。对循环经济发展的各经济体予以伦理定位,依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建构循环经济发展中的伦理关系,从发展伦理的视角反思循环经济发展的伦理内涵,有利于经济领域的可持续发展,这既可避免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悖论,也不至于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

非人类存在物法律主体资格初探

现代生态伦理观将彻底改变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 ,人类道德共同体的范围不断得到扩展。这是历史的必然 ,具有革命性、科学性 ,也是对法学理论的创新和超越 ,对传统民法的突破 ,它以新的法哲学理念为坚实基础 ,是现代环境保护的必然要求 。

“大森林三部曲”的生态伦理悖论

历来福克纳研究学者对其"大森林三部曲"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小说中作家不仅揭示了美国南方从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转型过程中自然的生态破坏性,并通过主人公艾克.麦卡士林放弃祖先罪恶财产的作为,批判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核心即私有制的罪恶等问题。但笔者通过福克纳的自然观透视,荒野意象在小说中的重新考察,以及主人公艾克.麦卡士林人生经历的分析,认为作品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主题意义召唤。一方面福克纳质疑和反思了资本主义工商文明对荒野的生态破坏性,但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和创作并未超越他的时代、他的阶层以及他的种族,并未摆脱白人中心主义思想的桎梏,表现出作家思想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科学发展观的伦理革命

发展虽然可以作为经济的、政治的、技术的或社会的现象来进行有效研究,但其最终目标是存在本身:为全人类提供充实美好的人类生活的机会。所以,发展归根结底是一个伦理问题。从伦理的视角来审视经济发展就是要把发展与作为目的的人的美好生活统一起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从认识和把握发展的伦理内涵的层面上,对加快发展的本质要求进行了新的揭示。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拉动内需——应对经济危机的价值思考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体现着政治文化、管理文化的价值目标。21世纪的公共管理价值应当体现人类历史文化积沉的价值内容,还应体现新时代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内容。应对经济危机的公共政策应包含保障最广大民众的健康生活水平、维护社会公正和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内容,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价值内容。

《聊斋志异》女性世界的多重文化视角

通过对《聊斋志异》女性世界的分析发现,根深蒂固的儒家伦理思想以及清初经世致用的思想观念影响使蒲松龄对女性的塑造更多地趋于传统的美德与品行,由此构成了《聊斋》的传统伦理文化视角;现实的窘迫与人生的热望形成了蒲松龄内心强烈的矛盾冲突,于是,借幻想世界中的女性抒写内心的渴望以获得假想性的满足,由此构成了《聊斋》中穷士心理视野;《聊斋》近似于民间采风的独特取材方式,蒲松龄所生活的乡村环境,使他长期深受民间文化的汲养,这决定了《聊斋》的乡村文化视角,使得其中的女性形象贴近自然,富有民间劳动妇女的健康美。多重文化视角的撞击与交融使得其中的女性观和情爱观呈现出复杂的情态。

金钱扭曲下的亲情关系——《悭吝人》与《看钱奴》中父子关系的异同原因探

贾仁与阿巴贡是中法古典戏剧中著名的"吝啬鬼"形象,但俩人在与其儿子的情感关系上可谓泾渭分明,一个是和睦温情,一个则反目成仇。其原因:金钱在社会生产关系发展中所起到的不同的支配作用,不同的民族伦理观念,不同的价值观取向。

试论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的传统文化底蕴

利益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利益的思想观点、科学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它不仅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利益的科学理论为逻辑起点和根本指导,而且又充分吸收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义利观、理欲观、民本观等优秀思想,是对积淀于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利益问题的优秀思想的批判继承,从而打上了深深的中华民族烙印,使马克思主义利益观获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特表现形式,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非人类存在物法律主体资格初探

现代生态伦理观将彻底改变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人类道德共同体的范围不断得到扩展。这是历史的必然,具有革命性和科学性,是对法学理论的创新和超越,也是对传统民法的突破,它以新的法哲学理念为坚实基础,是现代环境保护的必然要求,是现代环境法发展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