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尔寺建筑中的汉族装饰艺术

塔尔寺既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亦是安多地区藏传佛教文化中心之一。该寺在修建伊始,和后来多次的维修过程中,都有汉族工匠参与,他们揉合了藏汉两种文化,这两种文化集中体现在其建筑装饰艺术当中;同时也体现在他们对塔尔寺宗教信仰的认同基础之上。

北朝佛教与民族关系

北朝是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历史时期。北朝时期,北方地区多民族聚居,其文化由此而表现出极强的融合性。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是北朝各族人民共同信仰的精神寄托。北朝佛学研究成果丰富,以译经最为注目。语异华戎、教分权实的佛教文化,在北方戎华两族之间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走出了一条互鉴互融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北朝夷夏之争的独特风貌。离开了对“心”的改造的政权,肯定不能长治久安,所以“治民之本”最重要的是从观念上去改变民族的思维。“四姓出家,同一释种”,这一佛教理念在北朝社会起到了推动民族和解的作用。北朝佛教的超越性,使其立足本位,向四方辐射,一乘宣教,殊途同归。

汉藏文化融合视域下的藏族文化象征符号

在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藏族文化系统中,汉族文化对其影响至关重要。不仅在政治典章、伦理习俗、天文历法等方面影响深远,而且在外在形式与内在意蕴上,更是吸收了中原文化中的五行思想、天人合一思想以及中和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艺术的人间所指

汉藏佛教艺术中蕴藏着国民素质教育的宝贵资源,值得深入发掘和利用。费孝通教授晚年指出,人富了之后需要追求文艺,中国需要从科技兴国转向文艺兴国,这是有道理的。美与善的神韵,以建筑、图像和雕塑的形式,形成光光交彻、物物相指的"生命场",不仅可以开启民智,推动创新,还可以促发感悟,自觉忘我。汉藏佛教艺术可以帮助我们超越种见,以千灯互照的心态,对待民族共生的现实。从"形物"升华"精神",以"精神"返指"形物",这是象似、标指、象征的大圆融,是万物共生、万象互构的大千世界。

藏传佛教般若中观中国化的诠释学解读

佛教中国化问题的提出和讨论由来已久,并且延续至今仍在研讨,但由于缺乏其衡定的学理准则,还存在众多疑问需要厘清。如果按旧有的语义和路数探究下去,尽管还有很多新的史料可能披露,但因方法论上的瓶颈所限,很难在理念上有新的突破。这说明佛教中国化的研判面临着学理衡定和范式转换的挑战。本文以大量尚未汉译的藏传佛教般若中观论的系列藏文史料链为依据,以藏传佛教般若中观发展的历史脉络为线索,辅以汉地佛教在地化的时空间距为参照,以西方诠释学与中国传统诠释话语双轮驱动的视角聚焦佛教在中国西藏与汉地自我诠释与意义增长的本体论事实。本文提出佛教中国化过程经历了以印度佛教的文本原义与作者原意为主的方法论诠释,即我注六经;以中国汉地和西藏的读者及文本为主的本体论诠释,即六经注我,从而形成了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主体间性的双本体论结构体系,二者既一又异,通而不同,由此走了中国佛教三大语系各自的本土化历程。藏传佛教般若中观论域中六大特色命题的产出及各教派人士见仁见智的解读便是典型案例之一。本文的结论是,既要肯定和注重印度佛教文本义理事情本身的共相诠释学解读,又要肯定和强化中国佛教诠释者基于自身生活世界而对印度佛教文本义理内容创造性建构的本位性、合法性、合理性的殊相诠释学的认同。本文在此双重诠释基础上提出"共殊本体诠释学"概念。意在我们应从学理、历史、现实三位一体的向度,推动中国三大语系佛教各自照着讲、接着讲、我在讲的历史进程。这正是我们力求达到的学术境界。

民国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的探索实践与当代借鉴——以重庆汉藏教理院为中心

重庆汉藏教理院的兴办是我国近代史上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典型事例。该院以“融通汉藏佛教、联络汉藏感情”为办学宗旨,培养汉藏双语佛学人才,聘请藏传佛教僧人到院任职任教,开创藏传佛教僧人驻锡内地佛学院之先河,推动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新趋势。又保送师生游学西藏、西康,造就一批擅长佛学研究、经典翻译、古籍整理的汉藏双语佛学人才,依托往来西藏和内地的汉藏僧人传递信息、沟通情感,客观上改善了藏传佛教界对内地佛学的认知。汉藏教理院引导汉藏佛教文化深度交流互动,将藏传佛教教理纳入近代佛学教育体系,搭建藏传佛教僧人参与内地佛学教育、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平台,使汉藏佛教文化交融互补呈现新的格局。汉藏教理院形成了用佛教文化沟通汉藏民族关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促进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