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华人组织的历史演变及启示

关注华人组织的历史演变,涵盖从前殖民时期成立的非正式小规模组织至1998年“五月风暴”后成立的印华百家姓协会和印尼华裔总会等大型社会组织,着重阐述“五月风暴”后十年以来,印尼华人社会组织的最新发展,这期间,苏哈托时期被禁止的华人社会组织得以恢复,并产生了许多具有不同功能和形式的新组织,带来华文和中华传统文化在印尼的复兴。研究发现,尽管华人组织形式各异,规模不一,但都是以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以及以团结华人为目标而建立,对印尼国家和民族具有较高的认同感和忠诚度。

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作用、机制与政策思路

近年来,国内外诸多学者对中国软实力问题进行了探讨,但至今未见有从华侨华人和侨务工作视角系统探讨中国国家软实力的研究成果。论文着重探讨了华侨华人在中国软实力构建和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影响机制及面临的挑战。认为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中华文化的传播、开展民间外交、中国国情和发展模式的宣传介绍以及对中国国家政策和行为的理解、支持和解释等方面,而机制在于通过华侨华人的个人行为和方式、海外华人传媒、华文教育以及华侨华人社团等发挥作用。同时,也要注意到华侨与华人的不同身份对中国软实力的作用和影响。对于如何在新时期开展侨务工作,笔者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

国际移民的最新发展及其特点——兼析国际移民与华侨华人的概念

本文依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和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分别介绍了国际移民的规模、流向和主要的来源地及目的地,在此基础上对当前国际移民的发展特点作了详细阐述,并对"国际移民"与"华侨华人"概念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辨析。认为国际移民与华侨华人的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国际移民的大背景下,国际移民在中国人口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中国并非移民输出大国,"中国移民威胁论"等都是没有依据的渲染和猜测。中国重视并积极参与移民领域的国际合作,将与各国及国际组织一起努力,共同促进世界范围内的正常人口流动,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

印尼华人家庭宗教信仰现状分析——基于对雅加达500余名华裔青少年的调查

通过对印尼雅加达五百余名新生代华裔青少年及其家庭宗教信仰的调查发现,印尼华人家庭三代人中每一代都存在着多种宗教信仰,印尼华人家庭宗教信仰呈现多元化局面。在印尼华人家庭中,佛教与孔教信仰者的比例与代际关系呈正相关。在所有宗教信仰者中,佛教信仰者的比例最高。但调查也发现,印尼华人佛教徒正呈代际递减趋势。而华人家庭中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的比例随着代际关系的下降呈增长趋势。在华人家庭祖孙三代人之间,父辈中伊斯兰教信仰者最多。在华人家庭三代人中,仍有极少数道教信仰者,不过道教信仰者比例的代际间变化不明显。不少新生代华裔仍保留着华人意识,有回祖籍地探亲或祭祖的愿望。调查显示印尼新生代华裔愿意超越宗教信仰等差异与印尼本地人通婚,新生代华裔仍保持着一定的民族文化认同。

少数民族归侨及侨联工作对策研究——以广西与云南为例

西南地区的广西和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滇桂两省的海外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广泛分布于东南亚与欧美地区,他们对家乡、对祖籍国、对住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开展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和归侨研究对于推进华侨华人研究、拓展中国侨务工作、加强边疆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原因,华侨归国后在身份认同、文化适应、经济生活等方面面临着一系列困难。

“母亲的祖国”:美国华人基督教会的传播体系及其对民族身份的建构

论文基于对美国加州一间华人基督教会的参与式观察,从个体和群体之间互动的角度,探讨了基督教对民族身份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置于跨国的社会语境中考察。研究发现,基督教会在海外华人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华人基督教会的传播体系由话语修辞、日常交往和集体仪式三部分构成,从而对信众的日常生活、精神信仰和身份认同等产生全面影响。华人基督教会具有强化华人的民族身份的作用,而连结宗教身份和民族身份的则是通过话语修辞、日常交往和集体仪式而建构起来的"拟家庭关系"。

“民宗侨”机构改革之宪法学思考

“民宗侨”机构归位统战部是一个宪法命题,其关键在于如何具体设置统战部,需厘清“民宗侨”机构的宪法地位和性质。“民宗侨”机构归位统战部的初衷在于以党的全面领导和“遵循精简、统一、效能”原则为核心,解决原本“民宗侨”机构的碎片管理和职责同构问题,并凝聚共识,形成大统战工作格局,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民宗侨”机构改革具体路径要实现宪法法律与党内法规之间的衔接,并明确统战部的法律地位,保证统战部在宪法轨道上运行,为具体制度的实践提供指引。

离散华人族群与祖(籍)国关系变迁述论

论文从离散族群的视角出发,简要介绍离散概念的历史沿革及其引入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相关争议,并在回顾明清以降离散华人族群与祖(籍)国关系流变的史实基础上,验证尤西·沙恩等学者关于塑造离散者与祖(籍)国关系主要因素的理论假设,探讨了在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离散华人族群与祖(籍)国关系周期性亲疏变化的规律与原因。论文认为,离散理论的引入有利于我们更好理解全球化时代下的国家关系与族群认同。数百年来,离散华人虽身居异域他乡,但对于祖(籍)国各领域事务的关注、参与和影响却从未停止。伴随着时代变迁,其作为离散族群与祖(籍)国间的相互关系,也呼应于中华大地的浮沉兴衰和国际格局的调整不断变化。从祖(籍)国政府争取侨心的角度而言,离散群体的非政治属性回避了对国籍等敏感问题的区分,从而更有利于增进海外(入籍)华人群体的情感归属,也有助于在祖籍国文化的向心感召下创造更多的族群活动空间。

柬埔寨粤属华侨华人社团的传承与发展

本文为对柬埔寨华人社会中的粤属社团与乡缘认同组织的开创性研究。本文以笔者2013—2017年间在柬埔寨华人社区民族史志田野访谈的资料为基础,通过对整体柬埔寨华人社会族群结构与历史发展的介绍与分析,阐述柬埔寨当代政经发展的历史基础和殖民遗绪。其后进一步探讨当前柬埔寨粤属社团现状,特别是柬埔寨华人理事总会下属的"两馆"以及柬埔寨中国商会下的"两会"的成立、发展、营运与会籍制度,并深入剖析柬埔寨粤属华侨华人社团的传承与发展困境。最后进一步归纳柬埔寨粤属华社分群及其次族群/地域认同形成的实证经验与理论范式,以探讨次族群认同或地域认同作为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研究基础单位的可能性及其对于落实侨务政策的必要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理阐释——以《地方组织法》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是关于地方组织制度的基本法律和法治保障,2022年作出第六次修改。此次修法意义重大,亮点之一在于增加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在法理层面,此次修法整体上提升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地位,使其从对地方组织的政策要求转变成了法定职责;框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内容,将少数民族的抽象权利细化到了合法权益;转变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思维,使其从尊重习惯具体到了保障自由;确立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方式,使其从应当采取发展到了可以依法采取。《地方组织法》的修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地方组织法律制度建设上的重大发展。

海外枢纽型侨团组织与命运共同体关系探析

海外枢纽型侨团组织作为社会自发型枢纽组织的典型范例,为我国社会组织的转型提供了有益启示,同时对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桥接功能。作为网络结构洞占据者,枢纽型侨团组织可以跨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沟通阻隔,通过促推文化交流、专业对话、资源互助、信息共享和信任共建等方式,为族际互动仪式共同体、智慧共同体、生命共同体、发展共同体等多元新兴共同体的构建发挥至关重要的中枢作用。当前,枢纽型侨团组织已成为我国以“大侨务观”开创“十四五”时期侨务事业发展新局面不可或缺的独特力量,也是助推实现“双循环”新格局的宝贵资源。

近现代离散华人经济分型研究

在罗宾·科恩等学者对离散族群的分类基础上,对19世纪中叶至今海外离散华人的经济行为类型进行梳理,并分析祖籍国态度、政策在其离散模式塑造中的关键作用。研究发现,“劳工型、商贸型、大国型”发展演变的整体趋势背后,反映出离散华人群体在故土与现居地之间徘徊的时代抉择和双重关切。作为离散群体中最为积极、主动的跨国华人,他们一方面“无以为家”,另一方面又“处处为家”,其兼顾超越民族与国家疆界的实践,恰可成为“全球化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最佳写照。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南亚华侨复员的中外交涉与国际合作

因国共内战及东南亚侨居地当局对华侨的限制,至新中国成立前仍有1万余名华侨等待复员返回东南亚。本文主要基于中国外交部档案、部分地方档案及相关文献资料,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待返华侨概况、中国政府有关华侨复员的政策立场以及国际难民组织在华机构的变迁与华侨复员工作实践加以深入考察,力图再现这一时期“遣侨”实践与中外交涉的真实面貌。新中国政府虽然因各种原因未与国际难民组织这一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建立官方联系,但基于现实需要与该组织在华机构开展了务实、弹性的功能性合作,最终圆满解决了华侨复员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新中国政府与国际难民组织在华机构的交涉与合作不仅对解决华侨复员问题意义重大,也是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对外关系的一项重要实践,为中国处理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提供了经验借鉴。